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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东西”③，另一个说，“任何人不仅对需要上的缺乏不能忍受，而且甚至对娱乐上的缺乏也不能忍受。”①此外，两人都有些倾向于“按工作分配”的原则，允许把较好的物品分配给一些负责人和有一定劳绩的人。摩莱里认为不受算数计算限制的按需分配是一般的原则；和他的先辈相反，他并没有规定什么补助的供应品。但是，在某种消费品不能满足一切希望获得它的人的时候，供应量可能不得不加以缩减，或者完全停止分配直到能生产充足的物品为止，他认为这种情况是可能的。另一方面，奢侈法又规定节制消费，违者由首长严厉惩治。因此，马克思和恩格斯指出，伴随这些初期无产阶级运动而出现的文献所具有的那些粗鄙的平均主义和禁欲主义的特点，和摩莱里并不是没有关系的。②
③托·莫尔：《乌托邦》，苏联科学院出版社，莫斯科，1953年俄文版第129页。
①康帕内拉：《太阳城》，苏联科学院出版社，莫斯科，1954年俄文版第66页。
②参看《共产党宣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499页。
根据《自然法典》，社会的消费组织只是为了一定的公民等级才存在的。所有的儿童从5岁到10岁都在家里生活，在家里都获得社会供给；从10岁到15岁的少年男女在工厂里生活，在作坊里获得社会供给；看来，农民团体也有公共食堂，他们也是住在特备的住宅中；最后，病人和残废者都获得充足的供养。其他一切公民的消费都要适应各个家庭，和每个家庭的家务联系起来。在这方面，《自然法典》跟《乌托邦》和《太阳城》不同。《乌托邦》力图消灭家务，把公共伙食和家庭伙食对立起来，而在《太阳城》中，家务和单个的家庭一样是根本没有地位的。
在这个问题上追随柏拉图的康帕内拉力求把家庭溶化在更广大的社会组织中，使男女间性的关系完全服从社会利益，摩莱里却完全和他相反。他在所想象的国家里主张并阐述了个人的婚姻制。他要婚姻制完全服从严格的规定，但是这种规定的目的在于巩固单个的家庭，把它引上合法的轨道，从而抑制使家庭瓦解的力量。摩莱里认为一切公民必须在一定年龄结婚；他又作了让步，允许离婚，但是限制离婚的权利，只许在结婚十年以后才能离婚，限制离婚双方的权利，严惩通奸。巩固而稳定的家庭在他所想象的国家里起重要的作用。诚然，正如我们所看到的，家庭在他那里失去了基本的经济细胞的作用，但它仍旧保留着基本的政治细胞的作用：摩莱里把国家分为许多城市，城市分为许多家族，家族又分为许多家庭。在《自然法典》中享有政治权利的不是一般公民，而是一家之父。只有一家之父才能成为族长、市长和国家元首。
在托马斯·莫尔的学说中，家庭所起的作用并不亚于在摩莱里的体系中所起的作用，他把教育年轻一代的任务，在一定程度上，委托给家庭。摩莱里只是把5岁以前的儿童留在家里。所有的儿童从5岁起就到儿童乐园去受社会教育。在那里有人给他们上道德教育的课，给他们讲解国家法律；同时还有体育；儿童们通过适合他们年龄的游戏和作业为将来的劳动打下基础。从10岁起，孩子们转到工厂去，在那里主要是受职业教育。但是与职业教育有关的，还有政治道德教育。后者的基本目的是解释现存制度的合理性，并消灭私有本性，因为这种本性一经发展就可能使私有财产思想抬头。有趣的是，摩莱里把自己的工厂同时也叫做社会学院。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这种密切结合，是后来一切社会主义学派理论的特征。但是，并不是摩莱里第一个表述了这种思想。他象继承康帕内拉的全部社会教育那样，继承了他的这一思想。毫无疑问，康帕内拉是劳动学派理论的创始人之一。从15岁开始，少年男女就开始独立生活，回到家里，从事他们学来的专业。只有其中最能干的才继续研究科学，人数由国家决定，但这不能使他们免掉在规定年龄从事农业的义务。除了这些人以外，其他公民也可以研究科学，但必须在年满30岁以后。在道德和形而上学的领域内科学探讨的对象，严格地被限于解释在规律中所表述的基本原则；摩莱里认为，任何超出这个范围的大胆想法都应当禁止。要知道摩莱里所说的理想社会的规律是自然规律。离开这些规律就好象是人类思想陷于一种危险的、因而是不能容忍的罪恶。但是，在自然科学以及技术科学方面，却给与充分研究的自由。国家编辑了百科全书，其中道德哲学这部分保留不变，并且增加了物理、数学和机械的部分。摩莱里对自然科学发展的兴趣，使他能和当时资产阶级的启蒙文献接近，并且和他尽可能充分满足一切人的需求的愿望相符合。社会哲学科学稳定不变的思想再一次使我们想起，解放无产阶级的“物质条件的缺乏”，必然会在与无产阶级的早期运动同时的文献中以一些反动的特征反映出来。①
①参看《共产党宣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500页。
摩莱里的社会哲学及其未来社会的经济组织的计划在社会主义史的某个时期是很典型的，正因为如此，对社会主义的进一步发展就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在《自然法典》中所叙述的管理组织的计划是独特的，很特殊；它既和推选负责人的传统（这传统渊源于莫尔并保留在法国十八世纪空想主义者的文献中）断绝了关系，又和文明的专制主义传统（我们曾经说过，这种传统是摩莱里自己在《巴齐里阿达》中提出来的）断绝了关系。但这个计划却是本书最不重要的部分。正如我已经指出的，摩莱里主张只有一家之父才有政治权利。但他们并不选举负责人，而是在新制度中自己轮流担负社会职务。各家轮流担任族长，各族族长在一年之内轮流执行市长的职务，同时，下一个父亲又代替他担任族长职位，如此类推，直到国家的首长为止。只有在一种情形下，摩莱里才提到过代表：国家的参议会是由各市参议员组成的。但是，甚至在这里，代表也是由该市参议会全体成员轮流担任，每人担任一年。而市参议会的成员是各家年满50岁的父亲。因此，摩莱里所提出的这个制度，是特殊的宗法式的民主制，是宗法制度的古怪的变形和扩大，是利用轮流办法并排除一切选举而达成的。显然，摩莱里认为，选举最尊敬的人是破坏公民的平等原则，因为在平等的社会里，一切人都应当同样受尊敬。摩莱里在其理想的国家里，取消了选举原则，从而毁坏了“智者阶层”这个观念的根基；而这个观念在康帕内拉的体系中占统治地位，在摩莱里最近的先驱维拉斯的思想里表现得更明显。在十六——十八世纪的空想主义者中，大概摩莱里比所有其他人都更接近消灭体力劳动与脑力劳动的对立的思想，虽然还带有当时所特有的平均主义的特点。在他的体系中，没有一个公民可以完全不参加体力劳动；而且所有的人都有可能从事脑力劳动①。
①参看本书第11612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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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摩莱里的理论是唯理论（对十八世纪说来这是自然的），尽管他具有自然神论的特点，但他的《自然法典》在社会主义史上却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在法国，十八世纪是资产阶级社会思想最高涨的时代，是资产阶级在思想上准备对旧的封建专制制度的堡垒进行革命进攻的时代。在摩莱里以前，无产阶级还没有形成为阶级；工人的人数还相当少，而且他们很不了解自己的阶级利益。资产阶级在反封建主义的历史斗争中，能够倚靠广大劳动群众——城乡平民；它的代表不仅可以充当资产阶级的阶级利益的捍卫者，而且还可以充当整个社会利益的捍卫者。但是，正如恩格斯所指出的，“在每一个大的资产阶级运动中，都爆发过作为现代无产阶级的多少发展了的先驱者的那个阶级的独立运动。”②在法国，十八世纪城乡平民群众暗怀着、有时也透露出一种远远超出资产阶级的要求和目的的范围的社会期望。摩莱里的功绩在于，他根据十七——十八世纪资产阶级社会思想的原则，即唯理论、自然法和社会契约，企图从理论上领会法国那些还没有无产阶级觉悟的无产者的这些模糊的社会期望。
②参看《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406页。
当然，摩莱里的共产主义无论从其方法论或从结论来说，都和无产阶级的即科学的共产主义距离很远。社会主义理论只有把自己的命运和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结合起来，才能摆脱摩莱里的学说所特有的唯理论和空想主义，但这还需要经过许多时间。摩莱里的学说不能也没有变成广大群众运动的理论。它只是一个大胆的幻想，它只能在为数不多的民主主义的知识分子中间得到响应，因为，这些人按其状况来说，和劳动群众相近，并且同情劳动群众的苦难。显然，摩莱里本人也是民主主义知识分子这一类的人；因此，当时上层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中很少有人知道他，这并不是偶然的。
毫无疑问，摩莱里的体系在社会主义思想发展中，无论就形式或就内容说都大大地前进了一步。在《自然法典》中，摩莱里从理论探讨方面发展了早期空想主义者所提出的各个原理，并且把莫尔、康帕内拉与巴贝夫和十九世纪空想共产主义者联结了起来。摩莱里在十八世纪中叶的呼唤，是第三等级的队伍即将分裂的预兆，是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秩序的即将来临的斗争的预兆。谁对社会主义理论的发展感兴趣，谁就必须研究摩莱里。我们记得，恩格斯在1845年编制《社会主义者丛书》的草案时，就把摩莱里摆上了首要地位之一。
＇苏＇B。N。沃尔金
刘元慎　何清新译

摩莱里作品的出版和翻译

关于摩莱里的传记资料，几乎一无所有。只知道他在维特勒弗朗莎瓦（VitryleFransoi）地方教过书，但是，查阅维特勒弗朗莎瓦及其附近地区的档案，并没有发现摩莱里的任何材料。某些研究家根据对摩莱里作品的个别地方的考证，得出结论说：摩莱里在发表两部论教育的书以后，就辞去教职，得到一位姓名不详的保护学术的财主的支持（显然，他当时已经是一位著名的作者了）。
摩莱里由于在1755年出版《Code　de　la　Nature》（《自然法典》）一书，他的名字被载入社会主义的史册。还有其他许多作品，也出于他的手笔，比如：《L’essai　surl’esprit　humain》（《人类理智论》，巴黎，1743年）；《L’essai　sur　le　coeur　humain》（《人心论》，巴黎，1745年）；《lapbysiquede　la　beauté　ou
pouvoir　naturel　de　ses　charmes》（《美的物理学或美的自然力量》，阿姆斯特丹，1748年）；《Le　prince，les　délices　du　coeur
ou　traité　des　qualités　d’un　grand　roi　et　Systeme　d　’un　sage　gouvernement
par　M》（《君主论，内心的最高快乐或对一个贤明政府的伟大法律和制度的优点的研究M著》，阿姆斯特丹，1751年）；《Naufrage　desilesflottantes　ou　la　Basiliade
du　celèbre　Pilpa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