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尔·盖茨准备来华访问，日期定在大年初三。对于中国人来说，选择此刻来访时机非常不好。
于是我打电话和盖茨的秘书沟通，这位秘书口气强硬地表示，盖茨的行程是一年前就安排
好的。又告诉我，如果我还不死心，直接找盖茨本人。于是我又和盖茨通话，耐心跟他说
明情况，孰料盖茨的语气更加不耐烦。我想了想，委婉地说：“盖茨先生，我知道您的行程
是一年前就安排好了，但中国的春节是五千年前就定下来的。”正是这句话，成功说服盖茨
改变了行程日期。这个事例也充分说明：
只要有良好的沟通心态，找到合适的沟通方式，没有解决不了的问题。
随着年龄的增长，我渐渐明白了父母不惜一切代价也要盖房子的心思，虽然对于这种
想法我无法认同。那个年代，结婚对象的好坏通常取决于男方有没有房子，有房子就能找
个漂亮些条件好些的姑娘。说来可怜，中国人的这种习惯至今未变。我的父母对未来有一
种本能的恐惧，对三个小孩的前途极不放心。这种心理，对于那个时代很多为人父母者来
说本极为普遍，但在我父母身上尤为强烈。对于没钱没势的他们来说，为了保证孩子的将
来，盖房子是他们觉得唯一可行的方法。
新房盖好之后，使用的机会却并不多。我们还是更愿意住城里的老房子。我上大学之
后，来往的朋友同学多了起来，寒暑假时有人来访，会偶尔去新房子那里住上几天。再后
来，我们兄弟三人都出了国，父母也移居美国，那千辛万苦造好的房子最终也没有派上用
场。
父亲的冤案，从复仇之火到感恩之心
古语云：“人在家中坐，祸从天上来。”房子盖好后，全家人都长舒了一口气，谁也没
料到一场大麻烦会随之而至。
那天傍晚我放学回来，母亲刚把做好的饭菜端上桌，却见两个神情严肃的人走进家门，
说是父亲单位要找他去谈话。看那架势，大家心里都清楚，不可能仅是谈话那么简单。果
然，父亲这一去就是一个月。对父亲进行审查之人的逻辑是：如果父亲没有做贪污受贿之
类的事，一个普通家庭怎么会有经济能力自家盖房子？
那些个日日夜夜，我看着母亲以泪洗面，下班后就坐在门口，盼着父亲能回来。我什
么也做不了，甚至连安慰她的话都不知道怎么讲，只能一言不发地坐在母亲身边，生怕说
错话再惹她生气。
到了第五天，厂里来人通知我家可以给父亲送换洗衣服，但条件是母亲不能去，只让
还是小孩子的我去送。我去时，看见父亲被关在单位的一间办公室里，里面有张小床，几
个人正在要求父亲写检查材料，前排三个，后排两个，气氛是如临大敌般的紧张。
我和父亲见面时，旁边也有人看守，以防我们密谋串供。和父亲四目相对时，我几乎
没有忍住眼泪。我在心里拼命对自己说：“不能哭！”出乎我意料地，父亲竟伸出手臂，抱
着我一直不松手。这是我记忆中第一次被父亲拥抱。我感觉到他的眼泪滴在我的头发和脖
子上。这也是我记忆中第一次见父亲哭泣。我语无伦次地说了些“家里很好，我们等你回来，
妈妈要你对自己好点”之类的话。边上的办事人员在一旁不屑一顾地看着，催促我赶紧离开。
父亲又握着我的手，把我的双手拍在了一起。突然间，我的手心里多了一张纸条。当时心
跳得极厉害，反射似的把纸条紧紧攥住。
从父亲厂里出来后，我走出很远，看看四下无人，蹲在一户人家的墙根下，才展开那
张皱巴巴的纸条。上面写着：“不用担心，我什么也没讲，也没什么可讲的，告诉妈妈我很
快就可以回家了。”
站起身来，我往回家的路上走，一路走一路哭。我甚至得拼命捂住嘴巴，不让自己哭
的声音太响。我一路哭一路想：厂里的办事人员，你们要是看到我家三个小孩，特别是我
的父亲母亲在过去的年月每天都在吃些什么、穿些什么、用些什么，你们也会流泪的……
为了省下盖房子的钱，那简直不是一个普通家庭应该过的生活……就连我的第一个也是唯
一的书包都是母亲用旧布做成的（因为害怕被同学嘲笑，我从来没有用过它）……我要奋
发，我要努力，要把我爸爸“解救”出来，一生再苦再累也要成就这个家……
我属虎，照属相之书的说法，属虎的男人外柔内刚。我轻易不动感情。在我的记忆中，
自童年结束以后，自己只动情地哭过两次。这是第一次，第二次则是我离开工作长达　10年
的微软时。
很快地，周围的邻居、学校里的同学全知道了这件事。每天我都要承受来自各色人等
异样目光的扫视。父亲被关了半个月之后，因为厂里的伙食太贵，又得父亲自己付钱，所
以提出要家里人给他送饭。母亲把这个任务也交给我。每次去的路上，我似乎都能听见别
人说话的声音：“看，又去给他爸送饭了。”这是另一段让我难以忘却的折磨。
最终的结果当然是没有查出任何东西。说来说去，父亲只是个质量检验科的小小科长，
和工厂里的财务沾不上半点关系。一个月以后，父亲终于可以回家了。
父亲被“释放”的那天，我骑着自行车去载他回家。快到弄堂口的时候，父亲要我停下
车来，两人走路回家。他边走边提高声调说：“尽管查好了，能查到什么？还不是让我回来
了！”我知道父亲这席话是想讲给那些嫉妒我家盖了新房、等着看我们笑话的人听的。后来
父亲也去厂里再三争取，可最终没有得到任何形式的道歉。我推着自行车默默走在父亲身
边，夕阳映照下的条石路面，我和父亲一矮一高的影子被拉得老长。
自那时起，我的心中便有了复仇的信念—有朝一日，等我有能耐了，一定要亲手把诬
陷父亲的那两个工厂里的领导人物送进监狱。我立下誓言，一定要报仇，不管用什么方法。
感谢人生道路上的每一个人
很多早年时发生的点滴小事，都会成为影响一个人未来道路的重要因素。它们的影响，
也往往会以出人意料的方式慢慢显现。等到我出国留学以后，真的有点能耐了，我的复仇
念头却渐渐开始改变。
我想，如果没有这段父亲被冤枉的经历，也许我不会发奋读书，不发奋读书，也就考
不上大学，或者就算考上大学我也出不了国，更不会有后来的成就。所以，推演的结果，
竟然是没有那两个诬陷我父亲的人，也许就没有我的今天。因此，
以前的种种经历，都是我成长的必经之路。如果我对我的今天满意，那么对于过去人
生道路上的每一件事、每一个人，我都应该予以？？？？？？？？　谢。
如此一想，我的心态便完全平和了下来。从此，我再也没有过复仇的想法。取而代之
的是，至今为止，我一直怀抱一颗感恩的心。这种感恩之心让我的职场成长也获益良多。
在微软总部工作期间，罗娜特女士是和我同一级别的部门经理。因为工作中的合作关
系，我们两人的部门曾经有过一段时间的共事。她不但和我相互协作得非常愉快，而且对
我给予了很大的支持和帮助。为表达谢意，逢年过节我都发一封　Email贺卡祝她节日快乐
—当时，我对任何一个帮助过我的人都这样做。即使后来她一度在公司内部的人事变动中
失去了管理层的职位，我出于感恩的心，和她的交流也一直未停歇。这使得罗娜特女士十
分感动。1997年夏，微软决定在上海建立全球第　5个“技术支持中心”。偏偏在此之前，罗
娜特在　IBM的老上司进入微软做了副总裁，她也得到提升，并成为了评委会的成员。正是
在罗娜特女士的大力推荐下，我从公司内外　1。8万名应征报名者中脱颖而出，成为了大中华
区技术支持中心总经理。
画蛋失败，落到第五志愿
1977年秋天，我升入初三。那时我家的新房已经盖好，我也恢复了正常的上学生活。
我并不知道的是，在遥远的北京，一项新颁布的法令会改变无数中国年轻人的命运。
当年　10月，在邓小平的亲自主持下，国家教育部决定恢复中断了　12年之久的高考。那一
年的高考因为时间仓促，出现了中国历史上史无前例的冬季百万人大赶考的奇观，据说印
刷高考试卷的纸张都是邓小平特批先调用印《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的专用纸。我哥哥作为
应届高中毕业生也参加了考试。
12月的一天，我去常州七中上课，突然发现和我打招呼的人猛地多了起来。“你哥哥考
上大学了！浙江大学！”每个人说的都是一样的话。每个人脸上都带着羡慕、钦佩，甚至还
有那么一丝嫉妒的表情。“这就是考上浙江大学的唐政的弟弟。”还有人竟然用这种方式介
绍我。
晚上回到家里，哥哥的班主任老师带着浙江大学的录取通知书来了。我哥哥一直是那
种特别爱学习的人，从小学到高中都是班长，还写得一手好字，任谁看来都是一个好学生。
之前常州市的全市高考预考他就考了全校第一名，等到正式高考时他更是我们学校唯一考
上大学的人，何况还是浙大这样的重点大学，怎能不成为人们羡慕关注的焦点？家里坐满
了哥哥学校的同学，门口簇拥着四围的街坊邻居。父亲母亲更是一直在笑，在忙，在体会
从天而降的幸福。所有人都在谈论考上大学和古时候中状元的相似之处，哥哥将前程似锦
了，我家将飞黄腾达了。
目睹这一切，我心中暗想，我也一定要考上大学。这是我舍此无他的人生目标。
没有书包，我索性空手上课堂，下课后在学校里做完作业再回家。以前的功课虽说落
下了不少，不过很快就补上来。每次考试，特别是数理化，也常是班上的一二名。那时社
会上已有重理轻文的风气，到　80年代更是流行“学好数理化，走遍世界都不怕”。没想到，
我后来的经历竟然成了这句流行语的最佳注脚。
1978年　9月，我如愿从常州七中考入江苏省知名的常州中学念高中。入学第一天的早
晨，骑车来到学校的我难抑兴奋之情，感觉这里的一草一木无不是我梦中所想。因为这是
常州最好的中学，这里有最好的老师，最好的同学。这一年常州中学一共招收两个班共　100
名学生。和我同一批进入常中的同学，来自全市不同的中学，全凭严格的考试赢得入学机
会，被称为百里挑一的“骄子”。我知道自己一旦进到这里，离大学的门槛就又近了一步。
那天上午，老师安排班级的干部分配，我被选为物理课代表。因为入学考试时，满分
为　50分的物理我考了　49。5分的全班最高分。对于这样一个小小的头衔，我毫不在乎，我再
也不会像三年前那样对当不上班长耿耿于怀了。当童工的阴影也已暂时散去。我暗自对自
己说：我到这里来是要考大学的，一定好好努力。我给自己定下两个目标：第一，在班上
学习成绩位列前茅；第二，两年后考上重点大学。这两个目标，第一个果然不久实现了，
第二个却失之毫厘。
随着国家逐步取消“上山下乡”制度，放宽“知识青年”的回城限制，从　1980年开始，高
考的竞争更加激烈。无论城市学生还是农村学生，高考是所有人的出路—若干年后，人们
称之为“知识改变命运”。那时高校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