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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11月到2008年7月）。卡普莱认为，这次金融危机只是一个更严重问题的表象。
这个更严重的问题，指的是在过去的十几年中，美国的经济增长主要增加了富人的收入，而中产阶级相对被挤压削弱。在医疗价格持续上涨的今天，一个年收入六万美元的三四口人的家庭，如果雇主不提供医疗保险，他们就买不起一年一万二美元到一万三美元的家庭保险。这就是为什么美国有4700万的人没有医疗保险。在银行贷款条件松懈，中产阶级的经济实力被严重挤压，无法偿付贷款的条件下，就爆发了这次危机。
他认为，财政部的7000亿美元的救市方案是必要的，但是是远远不够的。它只能解决表面问题，不能解决实质问题。只有增强中产阶级的经济实力才是解决这场危机的治本之路。
哈佛法学院教授伊利莎白·沃伦（Elizabeth　Warren）是一位破产法专家，她详细描述了酝酿这场危机的金融程序，说明财政部的救市方案是救了金融链末端的富人，而不是金融链前端的真正应该救助的面临丧失房屋，无家可归的穷人。
以前人们的生活方式是：在工作年龄，偿还房贷；到退休时，房子贷款也还完了，就靠社会养老保险度日（social　security）。这场危机打破了这种传统的生活方式。
怎么打破的呢？答案就是撤销监管的情况下（deregulation）的金融创新。例如，“228可调利率分期付款”（2/28adjustableratemortgage）的发明：贷款人在前两年为30年的贷款付很低的利率和月供，利率突然在第三年提高，月供突然大涨，很多人都吃不消，于是被迫放弃房屋破产。随着时间的推移，更多的“228利率”会转成高利率和高月供，更多的家庭会放弃房屋，房产市场会更加低迷。
“这种金融创新就像是不安全食品，不安全产品在市场上销售一样危害大众。我们有安全食品法规，安全产品法规和安检局，也应该有安全金融产品法规和相应的执行这些法规的政府部门。”沃伦教授说。
太多的人赌错了
格里高利·曼昆（Gregory　Mankiw）现任贝伦经济学讲座教授（Robert　M。　Beren　Professor　of　Economics），2003年至2005年期间，曼昆曾任布什政府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曼昆没有提出任何主张，但解释了很多现象。
他说，最根本的问题是人们认为房产价格不可能跌，只可能涨，更不可能下跌20％。一般来说，市场总是有输有赢，谁在市场上赌输了，损失了钱，也就结束了，对市场全局不会有影响。但现在的问题是，太多的人在同一件事情上赌了同一个方向，而且全赌错了。这就是为什么许多金融公司同时濒临倒闭。
“伯南克在成为美联储主席之前有一篇著名论文，解释为什么银行的失败是导致上世纪30年代经济大萧条的一个主要原因，所以他很清楚银行业全面坍塌的后果。”曼昆说。
曼昆说，布什政府的论调是，现在市场上的悲观情绪太多，多到不理智的程度（irrationally　pessimistic），与上世纪90年代“不理智的乐观”（irrational　exuberance）截然相反。所以财政部想以低价买入一些金融资产，等市场回归正常以后，再以高价出售，还有可能给政府赚钱。华尔街的人很喜欢这个方案，但学术界的经济学家一般来说却持怀疑态度。他们有几方面的担心：他们一方面担心财政部为那些坏账付了过高的价格，这只是对那些华尔街的富人有好处，即使是通过拍卖，过程也会非常复杂，耗费时间很长。另一方面，他们担心银行没有得到足够的注资。“我在华尔街的一个学生告诉我，其实有很多私有资金愿意给这些面临破产的金融机构注资，但是这些机构的高层主管们不愿意接受出钱人的条件，宁愿等待政府救市，市场回归。从这个角度来说，政府应该买这些公司的股票，而不是坏账。”还有一种说法是政府应该强迫这些公司接受注资，但没有人清楚应该通过什么手段如何强迫这些公司。
接着，曼昆解释两位总统候选人在这个问题的主张和各自的问题。“奥巴马认为，市场太疯狂，应该加强政府的作用。而麦凯恩认为华尔街的危机是由贪婪腐败所致，倡议解雇美国证监会（SEC）主席克利斯托弗·考克斯（Christopher　Cox）。
然后，曼昆引用了一篇文章。这篇文章调查了哈佛大学和耶鲁大学的顶尖经济学家，让他们假设自己生活在上世纪30年代，面对当时的经济数据，是否能预测经济大萧条。调查结果是他们都不能预测。然后，文章作者又让他们假设，面对当时的数据，但使用现代的经济理论，计算方法和计算工具，包括最先进的计算机和各种预测模型，结果是他们还是不能预测经济大萧条。
最后，曼昆说，“即使读了这篇文章，如果你问我会不会预计有经济大萧条呢？我的回答是：不会，我不会预计有经济大萧条。”听众都笑了。
利润过高的金融产业
Kenneth　Rogoff，是哈佛大学著名的国际经济学教授，2001年至2003年，曾担任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首席经济学家和调研部主任。他对财政部的救市方案持反对态度，言谈里透露着讽刺和不满。
“7000亿美元纳税人的钱是‘在匆忙中浪费，（事后会）在闲暇中后悔’。财政部说他们要通过拍卖找到那些坏账的最低价格，但谁知道那些坏账（在经历了金融创新，无数次转手）到底值多少钱？没有人知道里面到底包含了什么。财政部会雇一些没有工作的银行家，让他们来估价，其实就是给他们制造就业机会，纳税人的钱断断续续的流入银行业人士的腰包。”他说。
他一直认为金融产业的利润太大了，大到不可持续的地步。“哈佛（本科）毕业生的一半都会去金融产业，这不正常。几年前我就说金融产业一定会大大缩小，至少要关掉一个投资银行。但没想到现在连一个投资银行都没有了。很多学生要到其他行业去找工作。有一个在华尔街工作的学生问我，‘这次危机是不是意味着我得找一份真正的工作了？’”
然后，他谈这次危机的国际影响，“我不知道我的同事Richard　Cooper今天来了没有。（因为我们在这方面的观点不同），我们两个有时被邀请同时参加‘路演’（以便大家参照对比）。美国庞大的经常项目赤字已经持续了大约15年，我们依靠在流动性很强的资本市场借贷外国资金来弥补这些赤字。现在我们的资本市场出现了危机，流动性微乎其微，我们需要借更多的钱来充斥市场，增加流动性。谁还愿意借给我们钱呢？至少不会愿意按以前的利率借给我们。”
最后，他强调“那些在市场赌错了的银行主管们，那些投资者，必须要认输；必须要让他们损失投资，否则市场规则就被打破了。有人说，银行业是美国经济的龙头行业，不能不救。但是高科技行业也是美国的龙头行业，经历了高科技泡沫以后，政府没有救，现在不是也一如既往吗？法律一定要严格制定，严格执行。我们不需要更多的监管，而需要更有效更严格的监管。”
为金融创新辩护
罗伯特·默顿（Robert　Merton）是哈佛商学院金融经济学教授，1997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1998年长期资本管理公司（Longterm　Capital　Management）倒闭时，他是其中主要的金融工程师之一。
默顿为金融创新辩护说，金融创新会继续，关键是要有“适合的”，“智慧的”法律和监管环境。“这次金融危机会在很大程度地改变金融行业和金融机构的组织形势，但是应有的金融职能不会改变。投资银行的名称会改变，但投资银行的作用仍然需要，仍然有实际意义。”他说。
“很多人用这次金融危机把矛头指向金融创新，但这不是金融创新的错，而是新的金融产品和金融监管不接轨造成的。例如，从波士顿到纽约的火车能开到每小时200英里，但是铁轨不能支持这样快的速度。我们应该做的是提高铁轨的功能，让它尽快适应发动机的高新技术。”默顿说。
他强调，“现在的问题是大多数监管市场的政府官员，大多数公司董事会的成员都不懂得复杂的金融产品和金融工具，他们怎么能够监管好呢？所以那些真正受过金融训练的懂得金融的人应该接管这些重要的位置，更加‘智慧地’‘科学地’制定监管条例，执行监管。不是要更多的监管，而是更有效的监管。”
默顿还谈到了这次金融危机带来的损失。“有人说，我没有在房产市场下跌时卖房子，所以我没有亏损。但是你的房子的价值已经跌了，你能用房子作抵押贷到的现金已经大大减少，能用房子换到的现金也大大减少，这些都是真实损失。”他说。■

三十一　如何培养领导才能
哈佛大学教授约瑟夫·耐认为，高效的领导需要具备软实力和硬实力，软实力指情商、愿景和沟通交流，硬实力指组织能力和洞察能力。而比软实力和硬实力更重要的，是相机行事的能力
什么是领导才能？一个人怎样才能领导别人？关于这个题材的书很多，但适合做教科书的太少，要么理论性很强，可读性很弱，要么可读性很强，理论性很弱。
于是，2004年，约瑟夫·耐（Joseph　Nye）从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院长退任后，想写一本既有可读性，又有理论性和严谨注解（footnotes　and　endnotes）的书。
这就有了耐的这本新书——《领导的能力》（The　Powers　to　Lead，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8）。9月23日，在每周一次的讲座“美日关系项目”（the　USJapan　Program）中，耐介绍了这本新书。
耐是肯尼迪政府学院的著名教授，主要研究国际关系。耐有丰富的领导经验，除了1995年2004年期间担任肯尼迪政府学院院长，还在克林顿政府中担任过国防部助理部长（AssistantSecretaryofDefenseforInternationalSecurityAffairs199495）。
一个人怎样才可以领导别人呢？传统的模式是“胡萝卜加棍棒”：顺我者会得到好处，逆我者会得到惩罚。
耐认为，拥有资源并不一定就有权力，就可以领导别人。领导力这取决于个人的性格特点，脾气秉性，此外，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因素：场合（context）。
丘吉尔现在被认为是20世纪最伟大的领袖之一，而在1940年上半年以前，他被认为是失败的、不称职的领导；在1945年被认为是领导二战胜利的大英雄，但很快就在大选中失利，丢掉了首相的位置，但在1951年又被选为首相。在这个过程中，他的个人素质和秉性并没有变，变化的是环境和场合。
在研究领导力方面，有一种理论偏重于强调个人才能、性格特点和领导魅力等等。
其中，“巨人理论”就说，公司领导和政界领导总体来说比普通人身高要高几英寸。还有人计算，平均每高一英寸就意味着年薪高几万块钱。但最强有力的反例就是中国的邓小平和法国的拿破仑，他们的领袖地位和领导才能是无可置疑的。现在有不少女CEO，她们的出现引起了“女巨人说”：女性在某些方面比男性强。但耐认为，这些理论都是通过性别把人看死了，不具灵活性。还有人对遗传基因和双胞胎做很多研究，得出结论：人的成功三分之一取决于先天基因，三分之二取决于后天培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