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往事并不如烟-第1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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渐渐地,我看出这对夫妇相处,是完全以张伯驹为轴心的。一位与之相 熟识的老中医告诉我,潘素对张伯驹是百分之一百二的好,什么都依从他, 特别是在收藏方面。解放后张先生看上了一幅古画,出手人要价不菲。而此 时的张伯驹,已不是彼时的张公子。他不供职于任何一个政府部门。而所担 任的北京棋艺社理事,北京中国书法研究社副社长,北京中国画研究会理事 ,北京古琴会理事,北京京剧基本艺术研究社副主任理事,中国民主同盟总 部文教委员等等,皆为虚职,并无实惠。潘素作为家庭主妇,支撑日常生活 的诸多开支,应付昔日名门的琐细关系,并将家里家外维持在一条不低的水 平线上,就够她操心费劲的。每月不仅把所有的工资花光,而且尚须从“家 底儿”中掏点出来,以为贴补。今非昔比,丈夫相中的古画虽好,但想到现 实的经济状况和未来漫长的生活之需,潘素有些犹豫。张伯驹见妻子没答应 ,先说了两句,接着索性躺倒在地。任潘素怎么拉,怎么哄,也不起来。最 后,潘素不得不允诺:拿出一件首饰换钱买画。有了这句,张伯驹才翻身爬 起,用手拍拍沾在身上的泥土,自己回屋睡觉去了。 

一个晴朗的周日,我向潘素学习“浅绛”。画得正起劲,张伯驹把妻子 叫出去,耳语几句。没过多久,张伯驹又进来,又看看我俩。不大功夫,张 伯驹再进来,再看看我俩。如此往复数次。 

我问:“潘姨,张伯伯有事吗?” 

“就是有事,他才这个样子。” 

“那您和张伯伯去办事吧。今天我就学到这里,告辞了。” 

潘素笑道:“什么事呀,是你张伯伯叫我们吃饭去。” 

正说着,张伯驹又进来。潘素边看表,边对他说:“刚十点多,还早。 ” 

“走。”张先生声音不大,可语气坚定,一点没商量。潘素忙着收拾画 具,尽管嘴里还在嘟囔。 

张宅没有电话,我无法把要在外面就餐的事告诉父母了。心想,反正时 间还早,等我饭毕归来,可能家里的菜还没做得呢。顺便说一句,(19)57 年前,父母公务繁忙,饭桌上即使见不到我们,也极少问及。自戴帽后,骨 血之间,亲情大增。别说是吃饭,就是佐以饼干或面包的午茶,父亲无论如 何也要等我放学回来。“小愚儿,快来喝热茶,我和老妈妈都在等你呢!” 第一次听父亲这么说,让我好感动,也好感谢“反右”。 

我们师徒三人,从细窄细窄的烟袋斜街穿出,沿鼓楼大街向南走去。我 以为不过是在这条北城最热闹的街上找个饭馆,就近而餐罢了。可看张伯驹 双手背在身后目不斜视,大步疾行的样子,似乎眼中早已有了就餐目标。我 们走过地安门南大街,又走过景山东街。张伯驹远冲在前,像只领头羊,潘 素和我则紧紧尾随于后。天气转暖,太阳高悬,幸好我穿得不多。 

体态丰腴的潘素,掏出白手帕擦去额角的汗珠,对我说:“只要上街, 你张伯伯就是这样走路,一个人像在打冲锋,不管别人。” 

“我爸走路和张伯伯一个样儿。有一年春节全家逛厂甸的书肆,我爸带 着警卫员把我和妈妈甩出半里地远,害得我们母女啥也没看,只顾拉直脖子 ,活似两只呆头鹅。四只眼不停地搜索前方,生怕两下走岔了。回到家里, 我妈大大发了一顿脾气,说今后不再与他同行。我爸二话不说,满脸陪笑。 我妈回到寝室,他跟到寝室;我妈躲进书房,他跟到书房;直到消气为止。 ”潘素听了我这一番话,略感自慰。原来天下男人的许多毛病,是一个模子 “磕”出来的。 

我们三个人,继续南行。我忍不住问:“潘姨,咱们这是去哪儿呀?” 

“去欧美同学会(曾改为政协的文化俱乐部),你张伯伯喜欢吃西餐。 ” 

从后海到南河沿,我掐指一算,至少五站路的里程。旁边就有通往目的 地的公共汽车,咱们干嘛不坐车?我心里这么想,嘴上可不敢说,乖乖地跟 在张伯驹的身后,走着,走着。 

阿弥陀佛,终于走到了。我们刚踏进门,欧美同学会西餐厅的男侍便迎 了上来。看来,他们都认得张氏夫妇。在吩咐几句之后,凉菜、汤菜、热菜 、面包、黄油、果酱依次端上。 

这里,也是父亲常带我来的地方。每次在点菜前,父亲要问我和姐姐: “想吃点什么?” 

我便举着叉子,高叫:“冰淇淋!” 

可眼前的张伯驹,没有问我想吃什么。在小心翼翼中,我吃完属于自己 的那份西餐,并恭敬地向他俩道谢。 

三人刚走出欧美同学会的大门,张伯驹立即对我说:“小愚,你赶公共 汽车回家吧。” 

我问潘素:“那您和张伯伯呢?” 

“张伯伯要走回去。” 

我坐上了公共汽车。隔着玻璃窗看见他们夫妇在便道上,一前一后地向 北走着。张伯驹的鬓发在正午的阳光下,呈现出近乎透明的色泽。坐在汽车 里,我感到了累,小腿酸,脚板胀。仍在徒步而行的人,不觉得累吗?—— 看来,喜好与兴致对张伯驹真是个极其顽强的东西。 

回家即对父亲描述了这顿拉练式的西餐。父亲听后,大为不安。说:“ 事情被颠倒了。学生居然吃起老师来了,该请客的是我们。” 

父亲决定让厨师备上一席佳肴,回请张氏夫妇。我家的这位大厨师姓梁 ,东兴楼出身,是高岗出事后调到我家的。他平生所好,就是京戏。听说来 客是名票张伯驹,便发誓要拿出真本事。再者,我家好久没请客,作为掌灶 的他,早就手痒难耐了。 

一个周末的下午,父亲叫司机用车把张氏夫妇接到家中。张伯驹穿的, 还是那件中式旧夹袄。一袭剪裁得体的黑丝绒套装,将潘素的白晰娇好,映 衬得分外动人。离吃晚饭的时间尚早,大人们开始闲谈。由于我是名正言顺 的学生,自可一侧旁听。况且听大人的谈话,自幼就是我的癖好。 

在一番寒喧和闲谈之后,父亲拿出张大千的画,请他过目。 

张伯驹比较欣赏其中的十二幅黄山山水图,说:“东西不错。虽然属于 大千的早期作品,但构思、布局别具匠心。笔法也很空灵。”张伯驹又转身 对我说:“小愚,你在家要跟着父亲多看。因为绘画作品的真价,不是从认 识、而是从直观得到的。” 

藏品受到肯定,父亲的脸堆满了笑,别提多高兴了。他告诉张伯驹:“ 我主要是藏书,其次才是藏画。买书画的目的,也很偶然。是因为(19)49 年从香港初到北京,就在马路上看到一车车的线装书送往造纸厂,心疼得不 得了。于是乎,赶快把情况告诉了郑振铎,请他制止这种行为。西谛回答说 :‘文物局要办的事太多。这样的事,一时顾不过来。伯钧,你发动党外的 朋友,大家都来收藏一些吧。’这样,我除了日常开支,所有的钱就都用来 买书、买画。健生也很支持。” 

“书画还算幸运,另有一些文物想要保存下来,恐怕就困难了。” 

“你是指城墙,大屋顶和牌楼吧?”父亲问,张伯驹点点头。 

父亲慨然道:“对中共的某些领导人而言,他们没有昨天,所以也不需 要昨天。这样一来,从昨天延续到今天的许多伟大之物,如城墙、牌楼,自 然也就不屑一顾了。” 

谈到当代画家,父亲用请教的口气问张伯驹:“你觉得刘海粟的画,水 平如何?” 

“他和谢稚柳,都不错。” 

父亲说:“我也觉得他的画很好。刘海粟③和朱光潜④,一个是画家, 一个是学者,两个都是我们安徽人。解放前,他们就已经很有成就了。可是 解放后,因为政治历史问题,两个人都抬不起头。连人都不好做了,还怎么 做画,做学问?(19)56年冬我和彭真一道出国的时候,跟他谈了谈杨啸天 (即杨虎)⑤的问题。我联络任公(即李济深)和其他几个党外人士愿意做 担保,希望能把他放出来。那次是全国人大代表团,走访的国家特别多。日 程排得满满的,几乎没有私下交谈的时间。彭真和我商定等回国后,再找专 门的时间,约上罗瑞卿一起讨论这件事情。我打算在谈杨虎问题的时候,也 反映一下刘海粟和朱光潜的处境。有政历问题的高级知识分子,到底应该如 何对待?怎样使用?中共有关方面负责人和党外人士能否坐下来,共同研究 研究。这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它关系到人的后半辈子,关系到中国的艺术和 学术发展。” 

“后来呢?”张伯驹关切地问。 

“(19)57年春,我们这个人大代表团才回国。回来就是整风,接着便 反右。我失去了说话的资格,替谁都讲不了情。我现在和今后的情况,可能 比刘海粟、朱光潜还要槽糕。” 

而后,他们话题又不可绕避地转到了“反右”。 

父亲说:“共产党可以不需要我们这些搞政治的人,但需要科学家、艺 术家。(19)56年因为文化部和中国美协有轻视国画的倾向,我联络努生( 罗隆基),再拉上李任潮(即李济深),向周恩来反映了这个问题。后来又 与叶恭绰、汪慎生、王雪涛、徐燕荪等人,一道发起成立北京画院,为的是 把国画创作和研究独立出来。结果凡是与此事有关的画家,除齐白石外其余 一概划为右派。叶誉虎(叶恭绰)是我把他拉到北京画院当院长的,不想也 给这位老先生戴上了帽子。你和京剧院的叶盛兰,叶盛长兄弟、李万春等人 ,也因为参加农工(即中国农工民主党)或参加农工组织的鸣放座谈会,也 都划了右派。总之,这些事使我的罪疚心情,永难消却。但我很不理解的 是——为什么你捐献了那么多有价值的文物,居然在政治上没有起到作用? ” 

张伯驹摆摆手,打断了父亲的话头:“章先生,你不必向我讲这些话。 你是个懂政治的人,都成了右派。那么,我这个不懂政治的人划成右派,也 就不足为怪。再说,右派帽子对你可能是要紧的,因为你以政治为业;这顶 帽子对我并不怎么要紧,我是个散淡之人,生活是琴棋书画。共产党用我, 我是这样。共产党不用我,我也是这样。” 

那时,到我家做客的,已多为同类。无论是博学雄辩的罗隆基,还是北 伐名将黄琪翔,只要提及自己的“划右”,不是愤愤不平就是泪流满面。没 有一个像张伯驹这样泰然、淡然和超然的。社会主义政治课教给我们对待挫 折的一句豪迈的话语是:“跌倒了,算什么?爬起来!再前进。”可跌倒了 的张伯驹,怎么给人的感觉就好像没跌倒,所以,张伯驹不必“爬起来”, 而我父亲,罗隆基,黄琪翔,就要“爬起来”,他们自己也很想“爬起来” 。 

父亲听罢翘起大拇指,赞道:“张先生,真公子也!” 

提及公子二字,父亲想到另一个公子──袁克定。父亲问:“袁克定后 来的情况怎么样?想必张先生是清楚的。” 

父亲的提问,使不太爱讲话的张先生有了话头儿。他开始侃侃而谈:“ 克定大半生随父,为袁世凯出谋划策,自己也身受荣华富贵。到了抗战时期 ,克定的家境就每况日下,手头拮据。那时他还想通过关系,请求蒋介石返 还他被没收的袁氏在河南的家产。老蒋没答应,克定只好以典当为生。华北 沦陷,有一次曹汝霖劝克定把彰德洹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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