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往事并不如烟-第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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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平三月内的成效,佩服得五体投地,在九三中央力荐他做宣传部长。储安平自己也以试探的口气,向宣传部部长孙承佩⑼摸底:看看是否有意“让贤”。然而,落花有意,流水无情。
他在九三施展的第一手,是那么的干净漂亮。可是,等他再想施展第二手、第三手的时候,就感到不是那么顺心应手了。这个感觉,首先来自许德珩的冷静与持稳。五次面谈,储安平从他那里既没有获得鼓励,也没有受到批评;对“社讯”既不肯定,又不否定;是一种有顾虑的信任,有保留的使用。其次,在宣传部里,他大有势孤力单之感,在同级平辈当中,自己干得越欢,周围气氛就越冷。再说,自己本来就不是九三学社的专职干部,怎能与那些各有一摊人马的长期经营者相比?民主党派曾是许多知识分子向往的一块净土,在踏入这块净土以后,储安平才渐渐明白:原来这里也害着我们这个民族的通病——宗派情绪,家长作风,嫉妒心理,官僚色彩……
随即,他向许德珩提出辞职,并在“社讯”刊出“辞职启事”。其实,递了辞呈的他,并非彻底失望,而仍是有所期待:期待着转机,期待着挽留。他私下打探九三学社内是否有人对辞呈表示同情,表示惋惜。他甚至想在“启事”里写上一句:今后适当时机,仍愿努力为社工作。“恐畏无人识,独自暗中明。”在煌煌九三,他的请辞启事连同他这个人,像一张薄纸飘落在地,无声无息;堂堂宣传部,竟也无一人开口对他说点什么!更别奢望什么喝彩之声,青眼之睐。这次许德珩倒是痛快,以极高的办事效率,批准了他的辞职请求。三个月前,兴冲冲而来的储安平,很快地“从社讯主编的椅子上悄然滚下。(九三学社宣传部某负责人语)”
热血盈腔,无地可洒。难怪父亲说:“老储从九三到‘光明’,是憋了一肚子气的。”难怪他到了《光明日报》,便开始了疯狂的工作。
1957年4月1日,对储安平来说,是个永世难忘的日子。这一天,《光明日报》党组撤消,他正式就任总编辑。储安平到任的第一件事,是向父亲请示报纸路线。二人经历不同,性格迥异,但在办报的观点与认识上,一拍即合。
4月21日,父亲在家中的大客厅与储安平详细讨论研究了《光明日报》的改组、调整与格局等项事宜。
储安平先是向父亲请示“横排”、“直排”的问题。
父亲本来对文字改革就不满,曾对朋友发牢骚说:“改革汉字,这是共产党不懂语言学。”故对储安平讲:“我看‘光明’可以恢复直排,或者搞局部直排。”
谈到改组版面和调整新闻,父亲的话就多了。两人从家里的客厅,一直谈到吉姆车内,二人同去报社。
父亲说:“解放前的报纸,以人为主,刊登人的活动多;现在的报导,以事为主,忽略了人。而且对事的报导,也都集中在几个共产党领导人身上。这样,报纸怎么能办好,国家怎么能搞好?‘光明’既为民主党派报纸,就要增加民主党派的新闻,这里既包括党派的负责人,也包括党派的基层。”
关于国际版,父亲也讲出了自己的想法:“老储,不要只守个塔斯社,你要努力增加资本主义国家的电讯,如合众社、路透社的电讯,都可以发。总之,‘光明’是我们的报纸,我打算建议由八个党派的精华人物,组织成一个顾问团。报社的大政方针,由社务会议和顾问团定。”
关于新闻报刊的宗旨问题,父亲解放前撰写的《中华论坛》发刊词,很能表明自己所秉持的态度。他认为:“思想与政见是人人不必尽同的,亦事实上所不能尽同的。如强人以相同,或胁之以相同,只是徒劳而已。在不同之中,何以相安?何以共处?则唯有尊重民主之精神,确立民主的作风,尊重异己,接收批评,取人之长,去吾之短,这是择善而从,不必攻乎异端,如能如此,斯能安矣,斯能处矣。本刊愿力守此旨。”他又写道:“运用自由,享受自由,这本是人类社会共有之合理的权利,亦同是人类理性生活之崇高的表现。它从不受暴力的支配,并永远反抗暴力的侵犯。暴力虽时或得逞,然终归于失败。民主自由之神,依然无恙。本来,自由之获得,非出自天赐,非出自任何人的特许。而人类长期斗争的结果,得之愈艰,食之愈甘,爱之愈切。”
这些文字,很能反映出既反对国民党专制统治,又主张非暴力斗争的民主党派的立场。父亲和储安平,前者经营党派,后者经营文字,但都推崇民主政治。从前,他们是在旧政权下,以各自的方式从事民主运动;现在,他们不约而同地渴望在新制度下,继续推动民主进程。
接着,储安平叩响了在东黄城根附近的廼 兹府胡同十二号朱红小门,这是罗隆基的住所。罗隆基与他是名义上的师生,故储安平与罗隆基的关系,要比和父亲的关系老多了。见面后,储安平迫不及待地把几天前,他和父亲对“光明”改版的思路及设想告诉了罗隆基。因为他深知罗在民主党派和新闻界的影响力,自然很想获得他的首肯与支持。
等储安平的话讲完,罗隆基立即发表看法,说:“顾问团的办法好。章伯钧的长处是气魄大,短处是粗枝大叶。安平,《光明日报》恐怕要靠他不行,还得靠你自己。”
储安平靠的就是自己。他一生依附过谁?仰仗过谁!
建国后的民主党派,应该做什么?——这是新政权下,民主人士思考议论的一个重要话题。有人言:今后的任务是政治学习;又有人言:是教育改造。父亲在民盟中央的一次讨论会上就主张搞政治监督,坚决反对把政治学习和教育改造作为民盟工作的重心,并说:“那样的话,我们的盟就要变成教条主义者。”
储安平极赞同父亲的观点,他说:“《光明日报》要成为民主党派和高级知识分子的讲坛,就要创造条件主动组织、并推动他们对共产党发言,从政治上监督。”如果说,罗隆基、徐铸成、浦熙修办的《文汇报》,是要从新闻领域去实践毛泽东提倡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话;那么,章伯钧、储安平主持的《光明日报》则是想从民主党派机关报的角度,来贯彻和尝试毛泽东所讲的“长期共存、互相监督”了。记得粉碎“四人帮”后,中共重提统战政策,于是,在恢复了活动的八个民主党派内部,流行着这样的话:“长期共存?荣幸,荣幸。互相监督?岂敢,岂敢。”——它幽默而微妙地传达出民主人士在经历了(19)57年以后一系列政治运动对中共的畏惧心理。然而,一切畏惧都是先从不畏惧开始的。那时的章(伯钧)储(安平)就毫无畏惧地按照毛泽东的方针,要从民主党派对共产党的监督上为《光明日报》作文章。他俩觉得这是又一次与中共合作,是又一次在关键时刻与中共风雨同舟。
勇毅、执拗和富于激情气质的储安平,有一种言必行、行必果的作风。5月7日,他召开了全社大会。会上,他首先向全体工作人员阐释民主党派在现阶段的社会作用,说:“民主党派的作用是双轨的桥梁。所谓双轨,一是教育成员,一是代表民主党派成员及所联系群众,监督共产党和人民政府。今天的报纸主要是在第二条轨道上起作用……。我听统战部一位副部长说毛主席说过,《光明日报》可以和《人民日报》唱对台戏。请问:大家有没有这样的思想准备?有没有真正拥护和贯彻这一点的准备?来把它检查一下子。”
继而,储安平提出了符合民主党派机关报性质的《光明日报》改版方案。其中以关于民主党派的八点报导计划和四个具体做法为核心内容。第一,要求民主党派的新闻,占每日报纸的三分之一,在数量上应压倒其他一切新闻,只有这样做才能给别人一个“民主党派的印象”。第二,对文教部门工作报导中强调民主党派的组织活动,特别是基层活动及作用。他说:“例如北京大学民主党派的成员,他们都是知名之士,他们过小组生活时,对学校提意见,就一定非常重要,可以多登。共产党组织的活动,不是我们‘光明’的报导的责任,可以不登。”第三,强调对个人的报导、强调民主党派成员的作用。储安平说:“在解放前,报纸是注意人的活动的,解放后一般不登人的新闻了。我们可以从民主党派这个角度登些新人新事。但是登民主党派成员的活动,不能搞像旧社会庸俗的‘时人行踪’、‘冠盖京华’之类。报导民主党派成员的活动同时又和报导文教有关,有些民主党派成员就是从事文教工作的。”第四,即为储安平的根本论点,强调民主党派的监督共产党的一轨作用。要求多发挥舆论的监督性质,反映人民的意见。他甚至认为:今后写社论,要写“监督”的社论。
在报社,他几次重复举了一个新闻监督的事例:1955年城市副食品供应一度紧张,各报都登了来自新华社的一条新闻,解释原因,说明解决的办法。储安平说:“《光明日报》这样一个民主党派的机关报,就没有必要也去登这么一条新闻。”
《光明日报》总编室主任高天(民盟成员、中共交叉党员)问他:“宣传上的重要问题,是不是要向中共中央宣传部联系?”
“我们民主党派用不着。”储安平连问题的深浅都不想一下,便如此回答。
又有人问:“有些报导是否要权衡利害?”
他斩钉截铁道:“报纸就是报纸,报纸过去叫新闻纸,它就是报导消息的。只要是事实,我就要发表。”
为什么《人民日报》登的,“光明”没有必要也去登?为什么只要是发生的事实,他不经请示就要发表?——因为储安平一向认为,办报无非是“代表普通百姓说话,体现政治监督”。他在报社公开讲:“我们这些人是以批评政府为职业的。报纸与党派和政府存在着根本的矛盾,那就是报纸要登的,党和政府不许登。”“揭露,揭露,再揭露,我们的目的在于揭露,分析和解决问题是共产党的事。”他说的这些话,在今天某些人听来,依然十分刺耳。不过,储安平讲的揭露和当权者理解的揭露,大不相同。储安平所说的揭露,是特指揭示和提出社会存在的现象和问题。其中内涵着以揭露来促使党和政府改进工作、纠正缺点的政治愿望和新闻观念。
“储安平为什么热心揭露?”我曾这样问过父亲。
父亲解释说:“道理很简单。在思想上,他是个自由人;在身份上,他算得是职业记者和报人。人的本性加新闻本质决定了他的行为。”
那时恰逢中共向民主党派提出“独立自主”的政策,对此,储安平有些将信将疑,故而言道:“我倒要看看怎样让我们独立自主,我要撞撞暗礁,担担风险,用我的肩膀担担斤两,看看到什么时候受到阻力。”
可以说,(19)57年春天的储安平,没有了时空观念,只身回到了主编《观察》的状态。记得父亲在议论储安平鸣放时的表现,曾这样说:“老储长期搞评论,办报刊,这两样工作都要求眼光敏锐,笔锋犀利,出语惊人。故而像‘党天下’这样的话,只能出于他,虽说‘党天下’这三个字,最早由努生说出来的,但那是在国民党时期。解放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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