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往事并不如烟-第4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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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将来,我与她是夫妻。 ──我是右派,我也是公民。无人可以剥夺我的权利。”言罢,不等科学家开口,即转身离去。 科学家也不甘示弱,却想不出良策对应。他找到了周恩来,请总理出面“摆平”。罗隆基何以能平。 消息传出,反应不一。父亲说:“一个血性男子,当如是。” 民盟中央的人说:“哼!自己是大右派还不老实,风流成性。” 罗仪凤听说后,从下午便守着我,伤心落泪至黄昏。 (一九)62年9月,中共举行8届10中全会。毛泽东做了关于阶级、形势、矛盾和党内团结问题的讲话,要求对阶级斗争要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并说,中国人当中有百分之一、二、三的人是不想走社会主义道路的。父亲把《人民日报》的社论“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一文,读了又读,皱着眉头对母亲和我说:“形势不大妙,老毛不知又要搞什么名堂了。” 一日,统战部叫父亲去一趟。父亲进了小会议室,罗隆基已坐在那里。不一会儿,彭真板着脸来了,对章罗既不握手,也不问候。父亲心想:(一九)56年他们曾一道出国访问苏联和东欧,彼此有说有笑。今日见面,如临敌匪。中共让一个主管政法的人出面谈话,肯定有了什么严重情况。 彭真的第一句话就是:“你们两个虽犯了严重政治错误,但党中央、毛主席对你们是宽宏大量、仁至义尽的。” 父亲和罗隆基,互看了一眼,觉得有些摸不着头脑。 彭真继而说:“你们认为社会主义不好,共产党待你们不好的话,可申请出国。除了台湾,你们去哪个国家都行。如果没有钱,我们愿意送你们出国。在国外想住多久,就住多久。住不下去了或又想回来看看,我们中国共产党仍然欢迎。必要的话,还可以派人去接你们回来。现在,就看你们的态度了。” 父亲回答:“我虽留学德国,三次暂居香港,到过十几个国家,但请转告毛主席,章伯钧生为中国人,死为中国鬼。” 罗隆基说:“有机会我是想出去。不过,现在不想走,我还要看看。” 彭真起身,谈话结束。 好几天,父亲的心情都很坏,一直在推想彭真谈话的起因。他对母亲和我说:“不知谁出了问题,把乱子的责任朝我们俩人的头上推。与中共打了几十年的交道,我们的爱国立场,他们是清楚的。现在,居然由政法书记出面,提出送我们出国。很显然,是对我们最基本的家国观念和爱国立场也产生了怀疑,一定认为我们在背后搞了什么举动。” 父亲也不满罗隆基那天的表态:“最糟糕的,是努生的表态。什么叫 ‘有机会想出去’?人家不正是怀疑我们伺机而动吗?所有的聪明他都摆在脸上,其实,他处理一些问题,是傻气十足。可你要当面说他傻,他还要跟你吵。” 停顿片刻,父亲象是自言自语:“这几天,他没有打电话来,恐怕躺在床上,也慢慢察觉到气味不对了。” 过了段时间,冯亦代来我家过周末,吃罢晚饭,闲聊起来。他告诉父亲:“传言刘王立明的一个儿子,最近在边境被捕。审讯时他交代说,有四个人要潜逃国外,他是先行探路的。但这四人究竟是谁,还不清楚。” 冯亦代讲这则消息,不过是当作社会传闻、茶余酒后的谈资,说说而已。不想,父亲听后大惊,骤然悟出彭真讲话的背景。冯亦代走后,父亲对母亲说:“刘王立明是努生的相好,再加上我和你,不刚好四人。如果中共是这样来推断的话,那一定怀疑我们有出国的企图,难怪彭真要找我俩谈话了。” 事情没有了下文,算是不了了之。但父亲和罗隆基的内心,都更加明白:中共对他俩的印象是越来越坏了。这从民盟中央的每次学习会,胡愈之必骂章罗的行为中获得印证。俩人的情绪很消沉。 不过,他们也有喜悦欢欣之时,尽管它短得只有几分种,却刻骨铭心。 “伯钧,今晚我到你家,有个消息告诉你。”罗隆基在电话里的口气轻扬,连站在一边的我,都听见了。 晚饭后不久,罗隆基来了──这是一个初春,父亲还穿着蓝色薄丝棉袄,而他已换上了浅驼色西装。精心梳理的头发,整齐地披向脑后。 神情含蓄的罗隆基,让父亲猜猜他带来一条什么样的消息。 父亲说:“统战部对我们有什么新的处理?” 他摇摇头,说:“比这个重要。” “是不是周恩来找你谈话?要你做些事。” 他又摇头,说:“比这个重要。” 父亲不猜了,带着一种讥讽口气,说:“当今的民主党派,再没有比中共的召见更重要的事了。” 罗隆基说:“伯钧,我俩上了大英百科全书啦!” 父亲霍地从沙发上站起来,走来踱去,情绪很不平静。他叫我回到自己的房间去,早点睡觉。 当晚,他俩谈得很久。 第二天,父亲精神很好,走到我的书房,先和我掰腕子玩。然后,对我说:“我想,有些事情现在可以跟你讲一讲了。” 我说:“这和罗伯伯昨天带来的消息有关吗?” “是的。”父亲让我把他的小茶壶拿来,他似乎要认真地和我谈谈了。 他说:“前两年,爸爸还期待着摘帽子,现在戴不戴、摘不摘均无所谓。只是连累了你们。小愚,我向你郑重宣布──反右时的爸爸并没有错。两院制一定会在中国实现。”说到这里,父亲的声音很高,拳头攥得紧紧的。 父亲看到我吃惊的表情,便尽量控制自己的激动,语调也放平缓,继续说道:“这话现在听起来很反动,你不必害怕,女儿,将来你就会晓得它是正确的。(一九)五七年五月在统战部的座谈会上,我提出国家体制改革,关键是从中央到地方的分权问题。因为从集权到分权,是社会发展的进步,任何国家都如此。努生欣赏西方的三权分立是分权,我说的两院制实际也是分权。不管两分、三分、四分,怎么分都可以。总之,集权在当今世界是行不通的。今后国家的大政方针,还是党内一决定,全民都拥护。我敢断言,老毛绘制的共产主义美好理想永远是蓝图,是幻想。昨天努生讲,最新的大英百科全书已经上了中国一九五七年反右运动的条目。他们的基本解释为:章伯钧,罗隆基是在社会主义国家制度下,要求实行民主政治。──这样一个简单的条目内容,让爸爸激动彻夜,觉得自己一辈子从事爱国民主运动,能获得这样一个归纳,也很满足了。爸爸能被历史记上一笔,还要感谢老毛。要不是他搞反右,把我俩当作一、二号右派份子,我们始终不过是个内阁部长或党派负责人罢了。” 几十年的光阴似云烟一般飘散而去。果然,父亲和罗隆基以未获改正的右派身分,被历史铭记。我始终且永远为这个身分而自豪。 (一九)六三年秋,我毕业了。由于家庭出身不好,政治表现不佳,被分配到西南边陲。 罗隆基说:“小愚。你走时,罗伯伯给你饯行。” 父亲听罢,翘起大拇指称赞道:“你能让他请客,很不简单。共产党说我两个是政治上、思想上、组织上的联盟。可是,他从来没有请我吃过饭。” 九月下旬,罗隆基兴冲冲打来电话,说饯行的事已经办妥,在和平宾馆预定了西餐。那时的金鱼胡同,多为庭院式的四合院,精致又气派,而和平宾馆是那里唯一的洋楼,西餐做得不错。 初秋的夜空,疏阔清朗。七时整,父母带着我准时进了餐厅,身着灰色西服的罗隆基,已在那里等候。他起身拉着我的手,一定让我坐在他的旁边。桌上的刀、叉、杯、盘在灯光下,熠熠发光。寒暄几句之后,罗隆基说:“这里的西餐很丰盛,一个人一份是吃不完的。所以,我已点了菜,订的是三份。四个人吃,也是足够的。” 父亲不吭声,母亲忙说:“可以,可以。” 上菜的时候,我发现罗隆基点的,几乎全是牛排、猪排一类。而且,哪里是他所说的“一个人吃不完一份”? 肚子尚未填饱,彬彬有礼的服务员即上前,轻声问道:“饭后,要不要咖啡、红茶、冰淇淋?” 不等罗隆基开口,我抢先喊着:“要,要。我要双份冰淇淋。” 在饭桌上,罗隆基讲了很多亲热的话:希望我常写家信,信中毋忘对他的问候;希望我每年能回北京探望父母;希望我归来时,身旁能有个如意郎君;希望能惦念着北京城里一个孤苦伶仃的罗伯伯……原本,饮食聚会是件欢悦的事,经他这么一说,变得惨兮惨兮。父亲的话,就更少了。 饭毕,我再三道谢。大家步出宾馆,穿过有假山、水池点缀的中式花园。时近中秋,冷的月色和黄的路灯透过凌乱的叶片,把班驳的光影投洒在地面,晚风已分明带着凉意。父亲用车先送罗隆基回迺兹府。 到了他家门口,罗隆基问父亲:“要不要进来坐坐?”父母连连摆手。其实,我是很想进去的。 罗隆基俯身汽车的窗口,对我说:“小愚,再见!罗伯伯祝你一路平安。” 不想,月下的一声再见,竟是诀别。 回到家,父亲让厨师马上给他煮一小锅稀饭,说:“努生太小气,我根本就没有吃饱。” 此后,外地工作的我给父亲的写信,在末尾从未忘记问候罗隆基。父亲的复信对他的情况,却只字不提。 (一九)六四年,姐姐结婚,母亲来信说,婚礼在家举行,父亲大宴宾客,请了以罗隆基为首的八个大右派。那日,罗隆基非常高兴,席间谈笑风生,还问起了远在天边的我。 (一九)六五年十二月,我在乡下参加“社教”运动。一日,进县城开会,在“社教”工作团团部的办公桌上,放着刚到的《光明日报》。打开一看,发现刊登着这样一条新闻:“全国政协委员罗隆基去世”。文字简短,平淡如水。当夜,我回到茅草棚,流着眼泪给父亲写信,追问:我亲爱的罗伯伯是怎样地去世? 父亲没有回复。 (一九)六六年春节,因批评单位领导而人身已不自由的我,没有向组织请假,跟人家借了八十元,偷偷买了张机票,悄悄溜回北京。父亲高兴得亲自到机场去接,我坐进老别克车里,便问:“爸爸,罗伯伯是怎么死的?” 父亲不做声,司机不做声,警卫不做声。车外是一片残雪和雪后的严寒。 第二天用过早饭。父亲把我叫到他的卧室,对我说:“昨日,你刚从飞机下来,就打听努生的情况。你要知道,现在的北京政治空气很紧张。这些话题,都不宜在公开场合谈论。现在,爸爸可以告诉你── 他是害心脏病突然去世的。据说,努生白天还给相好的女人打过电话,晚上又请别人吃饭,夜里老病突然发作,想叫人来救助,伸手去按床头的小铃,只差半尺的距离,就断了气。‘才如江海命如丝’,这句诗用在努生身上,是合适的。” 我去过罗隆基的卧室,洁净,有序,贵族气息。我能想象出他临终的样子:挣扎,痛苦,死不瞑目。 父亲叹息良久,又道:“如有仪凤在,努生当不死。”后更正,说: “所幸仪凤未嫁努生!” “爸爸,死后你去看了他吗?”我这样问父亲。 “或许因为我们是‘联盟’,也通知了我。我到迺兹府的时候,一切已被收拾得干干净净,也空空荡荡。我问民盟的人:‘老罗写的那些东西呢?’他们说:‘组织上拿走了。’” “罗伯伯写了什么书?” “不,不是书,是日记。几十年,老罗一向有记事的习惯。他留下的这些文字,让统战部的人看看也好。努生笔下,一定骂我不少,这起码能叫他们知道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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