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霜冷长河-第3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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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的绝密电话全都响起来了，从军事禁区到北京高层，无数个声音在惊讶地重复：“小偷做了手纸，小偷做了手纸，手纸、手纸、手纸……”到昨天为止的一切滔滔分析、果敢判断，全都烟消云散。
很遗憾。遗憾得不愿向下属传达，遗憾得不愿向妻子复述。但更遗憾的是，这是真实。
在这个世界上，众口喧腾的可能是虚假；万人嗤笑的，可能是真实。
长久期盼的，可能是虚假的；猝不及防的，可能是真实。
叠床架屋的，可能是虚假；单薄瘦削的，可能是真实。
由此我们也就看清了，什么是名探。
其实，世间一切平庸和杰出的界限也在这里。何谓平庸？做加法，层层叠加地人云亦云；何谓杰出？做减法，力求简单地直奔真实。
真实老被嗤笑，因此杰出者的数量总是不大。
人们老想躲开遗憾，因此，更大的遗憾总是紧紧跟随。
氢弹的部件
如果不是魏肇权先生的介绍，我还不知道“文革”中发生过氢弹部件失窃案。这个案件的侦破过程与上一篇文章所说的苏联专家笔记失窃案非常相像，这种相像发人深思。
一九六九年暮春的一天，两名保安人员护送一台体积很小的自动仪从太原乘火车到北京，这台自动仪是氢弹的重要部件，装在一个黑色手提包里，放在行李架上，两名保安正襟危坐，目不转睛地凝视着这个手提包。旅途中只有一个说话带有女腔的男子在行李架上放过行李，很快就下车了，没有其它情况。
万万没有想到，车到北京，手提包依然，而里边的自动仪却不见了！经公安部门鉴定，这个手提包已不是原来的那只，只不过完全一模一样罢了。
如此大事，理所当然地惊动了国务院和公安部的主要领导，而事件的性质又理所当然地指向政治间谍案。国务院总理给的最后破案期限是十天。但是直到第六天，仍一无所获。
火烧眉毛之际，人们只好请出了已被造反派扔在一边的名探郭应峰先生。
郭应峰取过全部调查材料和技术鉴定，把自己关在一间静室中整整八小时，当他走出这间静室后就宣布：这是一个很小的偷盗案件，作案者就是那个放过行李的男子，但他是女人装扮的，山西人，很可能做过演员；她偷错了，这台仪器对她来说还不如一块废铁。
他的分析很细密，这里无法细介绍，最简单的推断线索大体是：两个保安用这个手提包、上这趟火车，都是监时决定的，因此只能是惯偷偶尔发现行李架上的手提包与自己的包一样，调换了。如果有什么政治预谋，根本来不及这样做。那只换下来的手提包的提把上有山西乡镇妇女喜欢用的一种护肤油脂，联系到说话带有女腔，又如此善于装扮，便得出了这个结论。
郭应峰和其他警官一起，立即到在押的当地偷盗犯中打听有没有这样一名女贼，果然很快找到线索，最后破案，事情正是一个做过晋剧演员的女人干的，只不过好发觉偷来的铁匣子无用，已经随手扔在太原人民公园的荷花池里了。警察立即找到那个荷花池，一捞便着。这天，正好是破案期限的最后一天。
这又是一个让人大失所望的滑稽结局。
滑稽在何处？滑稽在预期重量和实际重量的严重失衡上。就像一个人面对一堆庞然大物，吸足了气，提足了劲，狠命一举，没想到这堆庞然大物原来只是一个没有重量的氢气球，反而让人仰天摔倒。据康德说，这就是滑稽的本源。
由这件事想到许多历史事件。我们的历史观，是由很多必然性判断组合成的，但历史上发生的事件，包括那些挺严重的事件，是否具有那么多必然性呢？实在深可怀疑。许多完全出乎意外的偶然性因素，很可能是一系列重大历史关节的起点。无视这种情况，只选那些合乎主观心意的材料来装配历史，装配出来的只能是假历史。
你看眼前这个案子，按照必然性的逻辑来判断，有一千一万个说不通：严守密防的氢弹部件被盗，居然是小偷偷错了；小偷没有用别的办法，居然是在保安人员的近距离注视下换走的；这个小偷又居然是一个女扮男装的演员；惊动国家高层的氢弹部件，此刻居然以废铁的身份躺在公园的荷花池里……每一点，都像是浪漫主义小说家的胡乱编造，但真实，却轻快地越过每一个疑点站到了我们眼前。幸亏这件事情最后有一个躺在荷花池里的铁匣子，如果没有，前面的种种疑点都会被“争议”，最终成为一个“无头案”，人们的注意力仍会集中在神通广大的外国情报机构身上。历史，因拒绝偶然性而失落了大量被解读的可能；人类，因自以为是的逻辑而加添了多少愚笨！
如果承认世间有不少大事是一种偶然组合，那么，我们的某些评论家就没事可干了。因为谁都看到，这些评论家的使命是把一切多姿多彩的生活实况一一推上他们铺设的必然性轨道，别人读起来很顺溜，唯独在被评论者心中是风马牛。按照这些评论家的意见，这个做过晋剧演员的女贼，一定是美国情报局安插在亚太地区的重要成员，而太原人民公园那个荷花池底下，一定有一条秘密地道与台湾海峡相连。——这不是笑话，请看历史上那么多荒诞不经的冤案，不就是这样制造出来的？至于日常报刊间的随意攻难，虽然说不上什么冤案，基本的制造过程也与此相类。必然来、必然去，最后必然出一个大荒诞。
郭应峰先生他们所做的显然是另一番活儿。也幸好有他们这样的人，敢于让世界留下一点真实，敢于在“文革”高潮中把一场听起来令人毛骨悚然的大案件了结在一个琐碎的滑稽中。须知，在那个时候，就连国家主席、军队元帅，根本没有去碰过一下类似“铁匣子”这样的东西，也已经按照必然性逻辑而分析成了“内奸”。
郭应峰先生把自己关在一间静室里整整八小时，我非常关注这个情节。评论家们谈必然性，听众越多越好，声音越响亮越好，因为最粗糙的逻辑和最世俗的声势历来是天然盟友，而天下最荒唐的颠倒，也总能在大庭广众之中完成它的“雄辩”。但是郭应峰先生要的不是这个，他由实证而发现了偶然，许许多多偶然点的组接，脆若游丝，稍一用力就会绷断，只能小心翼翼地在心底轻轻梳理。就像外科医生做心脏手术，关键之处比绣花女的针尖还要精细入微，容不得一丝噪音，因此只能安静得鸟尽人灭、天老地荒一般。此间情景，近似古人所说的“格物致知”。郭应峰先生“格”了八小时，就理出头绪来了。
好多事，坏就坏在热闹，坏在人声嘈杂、香烟缭绕的会议桌旁，坏在随声附和或齐声嘲笑的勃勃兴致上。
一个案件尚且如此，要思考人生的大问题更需要长时间单独的安静，难怪佛学大师过一段时间总要在深山孤室里“闭关”。我们的人生太喧闹，浑浑噩噩间，往往连一个难题也破解不了，只能踩踏着众多难题胡乱度日。
试着破解一个两个吧，不必求助外力，先把自己关到静室里几小时，再说。
乱世流浪女
我对近年来逐渐公开的“文革”时期刑事案件特别感兴趣，因为那个时期历来被密密层层的政治案件充塞着，好像不存在刑事案件，其实当时的刑事案件很有研究价值，为我们提供了破读那段历史的另一条途径。
例如，作为几起盗窃案主角而一度震惊全国的女青年宋莲萍，就会让人产生很多感慨。
宋莲萍出身于河北省一个中学教师的家庭。一九六六年“文革”开始那一年初中毕业，就没有地方上高中了。一九六八年被分配到内蒙古落户，临行前与父母争吵，便离家出走，也不去内蒙古了，开始了她的流浪生涯。
她的这个起点，就让我十分同情。一个中学教师家庭出身的女孩，居然无法完成中学教育，光从这一点，我就把她的个人悲剧看成社会悲剧。不让她读完中学倒也罢了，又不让她留在父母身边，如此年少却非要去内蒙古落户不可，这种先离散教学、再离散骨肉的政策，实在是触目惊心的恶业。与这种恶业相比，后来宋莲萍的偷盗，真算不上太大的过错。
宋莲萍的父母作为中学教师，当时的日子很不好过。上级下令让中学生中止学业到农村去，基本理由就是要割断他们与教师的联系，因为教师们天天都在课堂上“放毒”。放什么毒？据说是资本主义、封建主义和修正主义之毒。这种罪名压在一个教师头上已经受不了，何况他们夫妻是一对教师，分外沉重。对宋莲萍的父母来说，现在要从他们身边夺走的，不仅是学生，而且还有女儿，他们的心情怎么会好呢？他们和女儿不知该怪谁，只能在不知所措中天天抱怨。他们居然与女儿争吵起来了，具体争吵什么不清楚，但不难想象，那是一种极其酸楚的话语撞击，越是舍不得分开越是撞击得响亮。争吵中不知是哪句重话刺激了心气很硬的宋莲萍，她出走了。既然走出了家门，她就选择了流浪。
选择流浪，这在今天是一个漂亮的说法，但在“文革”高潮时期，根本做不到。流浪要有相对宽松的社会条件，要有随时都能获得施舍的物质可能，要有人人见到不明身份的外来人不惊不诧的心理土壤，但这一切，当时都不具备。幸亏她是一个十几岁的女中学生，不大像人们心目中的“阶级敌人”，才没有被抓起来。可是，举目无亲地长途跋涉在贫困的大地上，她毕竟饿坏了。
当她流浪到山西天镇县九庵庙时，已饿得气息奄奄，昏迷在草堆里，被庙中八十一岁高龄的老僧大默和尚救活。老僧武艺高强，每天清晨小施身手被宋莲萍看见。宋莲萍要拜师学艺，遭到老僧拒绝，她便以自杀相求，老僧只得同意。
在乱世学武艺，显然是一个聪明的选择。而且老僧、小庙、一个干杂活的小女孩，也引不起别人太多的注意，比较安全。就这样她整整学了两年，两年后的一天，老僧突然找不到她了，仔细一查，自己多年积蓄的钱也不见了，只得长叹一声。
老僧在长叹中产生了隐忧。她敢于拿走师傅的钱，那也就有可能拿别人的钱，而她已经学了两年功夫——一想到功夫，老僧心中有点发紧，因为他最明白，宋莲萍已学到什么水平。老僧觉得不应该给人世欠下一笔孽债，于是天天苦恼。一年后，他自知大限已到，只得给公安局写了一封信，说自己有这么一个徒弟，年龄多少，外貌如何，什么时候不辞而别，临走时“做了一件不太光彩的事情，证明她也许心术不正”，但她的武艺“已学到一定程度”，望警方留心。
当时的警方显然没有太留意老僧的遗言，但我们现在回头去看，不能不对老僧肃然起敬。他用词那么含蓄，把偷走积蓄说成是“做了一件不大光彩的事情”，对徒弟的武艺也只说“已学到一定程度”，但他非常明确的是：“一定程度”的武艺绝对不能与“心术不正”连在一起，因此寄言警方，提醒世间。
从老僧的这份遗言，我们深为宋莲萍可惜，她舍弃了一位多么不该舍弃的师傅！现在分析她拿走师傅积蓄不辞而别的原因，我看主要是三点：－，年纪太轻，又不曾建立佛教信仰，因此受不了老僧小庙极端清苦、寂寞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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