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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口成章-第2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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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么写，意义固然没有多少，可是材料的新颖，编串的巧妙，也不无可取。要知道，我们是搞相声，不是写毕业论文。
口技类的段子也不难改。绕口令加上些新的绕口令，给《大上寿》添上一些新歌，即能改头换面，气象一新。
书史类的不好改，因为三本小书，四书五经等已不是大家的必读书。听众们不知道人之初与人之伦是什么，那么说到人之初与人之伦是老哥儿俩也就不会招笑。因此，这个形式只好作为创制相声的一种参考罢了。假若我们能找到今天大家所熟习的书籍，我们就可以加以批讲，介绍某种知识或道理，或给史事以新的解释。
逗笑类的既是专为逗笑，没有什么内容，即可暂且搁在一边，不必费力不讨好。
有了这抛砖引玉的拟议，我希望能引起大家的注意，编的编，改的改，给相声一些新内容，使它成为既轻松可喜，又能担起点宣传责任的东西。
载一九五○年二月二十六日《新建设》第二卷第一期
习作新曲艺的一些小经验
根据我自己习作通俗曲艺的经验，提出下列应该注意的几点，供大家参考：
（一）把握形式：在民间进行的曲艺里，不要说是唱的，就是说的也有一定的技巧与形式。我们的新诗须改成鼓词或小曲才能唱，我们的新小说须改成评书才能说。这就是说，我们必须利用民间曲艺的技巧与形式，才能把我们的作品说给或唱给人民听。所以，要为人民制作曲艺，我们就必须先把握住曲艺的形式。
当然，我们可以创造新形式。但这问题不是我在这里所要说的。
最妥当的办法是要写鼓词，就要去和艺人学一两段鼓词；要写金钱板就先学会一两段金钱板。我们自己，即使是粗枝大叶的，若能说或唱一两段老玩艺儿，赶到写制这路东西的时候，就方便的多了。
在抗日战争中，我认识了唱京音大鼓的富少舫先生和唱犁铧大鼓的董莲枝女士。他们请求我给写新词，我要求他们先教我唱一两段。他们真的教给了我两段最长最难学的鼓书。这点工夫没白费。等到我提笔试写的时节，我心中对故事的起落结构及腔调音节的运用已大致的都有个谱儿，写起来较比顺利。写完，经艺人们再增添或改动几句或几个字便可以安腔入弦了。这是个很不错的办法。我希望曲艺研究机关能立个讲习班，请几位艺人教给我们说说唱唱，而使我们再写说说唱唱的作品。
（二）句子要切得开，学习了之后，我们很容易的理会到：故事怎样布局，腔调如何运用。最难的恐怕是造句了，我们在这一点上要下很大很大的工夫才能弄得差不离。“说”的比较容易，不在话下，“唱”的可有点麻烦。我们首先要知道：唱的须是韵文，不是随便信口开河，说家常话儿，因此：“小狗子和他的哥哥小牛儿，在院子里的雪地上正扭秧歌。”
这么一句，虽然分开写出，可并不是韵文，不能够唱——除非找音乐家另作新谱，那可就出了咱们现在正谈的范围。让咱们把前边的两句改造一下吧。看：
“牛儿狗子小哥俩，
院中雪地扭秧歌。”
这么一来，可就能唱了——尽管不是很好的句子。原来，民间曲艺的词句虽然是用土语白话造成的，可是它却受了旧诗——不是新诗——的影响。在一句的平仄排列上，它不像旧诗那样的严格，可是为了能唱，它的每一句都象旧诗似的那么出声儿。切得开就会出声。看：
“牛儿狗子小哥俩
院中雪地扭秧歌。”
每句都能切成三段，这就有了音节，说也好听，唱也好唱。把三段切法扩大，可以有：
“大牛儿二狗儿兄弟俩个
院子里雪地上去扭秧歌。”
或：
“笨大牛儿傻二狗儿小哥俩
院子里头雪地上面扭秧歌。”
或……
总而言之，切得开即有办法唱，切不开没办法——像：“蒋介石呀跑到台湾就能保住脑袋吗！”
前面说过，一句中的平仄排列不必像旧诗那么严格，可是若能顾到这一点就更好。看：
“鸡鸭鱼肉摆满案，
山珍海味样样全。”
唱是一样能唱，可就不如：
“鸡鸭鱼肉桩桩有，
海味山珍样样全。”
虽然“山珍海味”在口语中比“海味山珍”更现成一点。自然，有人一定非用“山珍海味”不可，也没有多大关系。
（三）拼命押韵：押韵（辙）是最使人头疼的事。它往往教我们因顾得合辙押韵，不能不牺牲了很好的白字眼和意思。可是，辙若用得俏皮，它的效果就远非散文所能及。况且，大鼓，快书，单弦，以及数唱，根本非有辙不可，我们也就只好照办，责无旁贷了。
消极的，我们应当避免那些并不活在口语中，而只寄生在民间文艺的词汇，像“娘”，“马能行”，“马走战”，“快些云”等。
消极的，我们不该用半个词，像“歼灭”，而只用“歼”；“棺材”，而只用“棺”。“歼灭战”是个新名词，可是用此全词，民众能够接受——民众学习能力并不很小。反之，若单用一个“歼”字押韵，像“大军南下把敌歼”便嫌太文，而且没有力量。要知道，我们选择韵脚越响亮明显越好。字音字义稍一晦涩，唱的人便感到困难，听的人便不易理会。在我的《过新年》太平歌词里，我原有这么一句：“活埋省下一口棺。”“棺材”是通用的一词，我却只用了它的一半。韵有了，而是个瘸子。于是，我就改上：“不是活埋，就是铡成两半边。”
消极的，不是民众所熟悉的词汇，不能因押韵的困难而勉强去用。举例说：我轻易不用“然”字。必不得已，我只拣大戏与曲子里惯用的“枉然”，“不然”，和“惨然”，而不是“凄然”，“悠然”，和“徒然”。在《过新年》中，我这么写：
“大年初一头一天，
家家户户过新年。
古往今来多少不平的事，一到新年更显然。”
头两句是许多鼓词中惯用的两句话，没有什么可挑剔。为转入正文，我必须用两句话垫上，以便承上启下。可是，第四句越看越别扭，越看越不对劲。“显然”生硬，不很通俗。我改了再改，而始终换不掉它。于是，另生一计，把全句改成“越过新年越显然。”一句有两个“越”字，近于口语，足以减轻“显然”的罪过。可是，到今天我还对它不满。
韵脚也怕硬凑。韵押得好，是水到渠成；押得不好，是鸭子上树。初学者往往重复句子的末一字，使之成韵，不管通不通。像：王二上了山巅巅，李四摸着须尖尖……。这不好。遇到这种句子，顶好是从新写过，不可偷懒。这种用字法，即使用得不错；也难得叫好：因为两个同音字相连，不易立得牢稳。韵脚既是脚，就必须立得住，不东摇西摆。看：“电车铃儿响噹噹”好？
还是“电车铃儿响叮噹”好？
赶到唱起来的时候，“叮噹”就取得绝对的优势。
以上是消极的指出我们应避免什么；现在，我们说些积极的应作些什么。
是的，我们应当拼命去押韵，因为韵脚是韵文中画龙点睛的地方。韵押得漂亮，现成，则全句的精神为之一振。韵押得不响亮，不现成，则唱无技可施，听者感到闷气。对押韵，我们不该取照例公式，随便敷衍的态度，而是要煞费苦心，出奇致胜。记得在重庆的时候，我给富少舫先生写过一段《新拴娃娃》。每逢他使这段活的时候，第一个摔板必得满堂彩，第二个摔板永远若无其事。第一个摔板是：
“二姐另有一宗病，
见了情人先说头疼，
又恰好忘带了阿司匹灵。”
阿司匹灵，在近二十年来，差不多已代替了万应锭。可是，它还没入过鼓词。经过这么一用，它就即新颖，又现成，唱者脱口而出，毫无勉强，听者不由得叫出“好”来。
第二个摔板是刘二姐去参观图画展览会，假充行家，发表了意见：
“哎呀你们来看哪，
这一枝梅花画得多么红！”
我原来是要俏皮刘二姐的浅薄无知——梅花的好坏，不在乎画得红不红。而且“红”在中东辙里又是个有分量的字。我想，这一句一唱出来，必能得到喝彩。可是，台下没有一个叫好的。这个“红”字没能负起它应尽的责任，因为它不像阿司匹灵的“灵”那么现成，听者得想半天才能悟出道理来。这一想呀，可就耽误了喝彩哟！
十三套辙里有宽有窄，为保险一点，我们应先挑选宽的用，如中东，人辰，汪洋，言前等辙。不过，即使用了宽辙，我们若不努力去找字，不努力去调换句子，还是（以用中东辙说吧）三句一个“在其中”，两句一个“美英雄”，翻来覆去，老是那么几个字。假若我们肯下心去搜寻民间的俏皮话，歇后语，成语，我们（还以中东辙来说）就会连“宠”，“坑”，等不易用的字也搬运出来，像：“照旧（舅）穷来照旧苦，真是外甥打灯笼。”和“一个萝卜一个坑。”
韵押不好，往往是因为要一气写成，不肯细心推敲。推敲的办法最好不要只在一个字上着想，而须改动句子。是“香”好呢，还是“芳”好呢，只是一个字的问题。若是句子根本不行，把“芳”换成“香”仍然没用，虽然大致的说，“香”比“芳”更现成，更响亮一些。比如说，我们写到：“二嫂正作炒豆腐，
厨房里面喷喷香。”
我们就立刻发现“喷喷香”不现成，因为我们平常总说“香喷喷的”而不大说“喷喷香”。假若我们就盯住香字打主意，我们就毫无办法；把“香”换成了“芳”就更糟。假若我们调动调动句子呢，我们就可以得到：“香喷喷的豆腐锅里炒，笑咪咪的二嫂在厨房。”
照这样，我们还可以得到好几样不同的句子，任我们选择。改了再改，四面八方的调动，我们才能把鼓词和一切上韵的东西写成为通俗的“诗”。我们必须自居为民间诗人，而不要以为七八个字一句，分开行写，就诸事大吉了。
一般的鼓词（单弦等不都这样）都是上下句儿，上句末一字用仄声的字，下句的平声。有的人很能写，但不辨平仄，于是写出来不能唱，慢工出巧匠，多翻翻国语字典（假若用京语写作）就行了，别怕麻烦，写成而不能唱就更麻烦。
（四）要努力描写：鼓书单弦等是一个人的戏剧。唱者一个人要把人，事，景，情，都唱出来，忽而战鼓咚咚，忽而虫声唧唧，忽而高，忽而低，忽而英雄气短，忽而儿女情长。可是，他必须有好本子，然后才能这样作。写好本子是我们的责任。我们必须把人物，情景，描写得好，艺人才能施展本事，独自有声有色的唱一出戏。没有描写，即无形象，也就空洞无物。
描写要消极的不落俗套。民间文艺之所以有时显出庸凡，就因为自周朝到现在的小姐们都是柳叶眉，杏核眼；大将都是虎背熊腰；在服装上，赵云代表银袍勇将，张飞代表黑脸将军，于是多少多少勇将都和赵云、张飞是一个模子磕出来的。我们今天的小姐即不以柳叶眉杏眼为美，我们的大将也不穿戴金甲金盗；我们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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