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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了病，假如您感到自己已受到了袭击，不要再来找我，因为我不会再来了。我同意为您保守这可怕的秘密，但我不愿意在我的良心上再增加羞愧和悔恨，象您的家里增加罪恶和痛苦一样。”

“那么您不管我了吗，医生？”

“是的，因为我不能再跟着您往前走了，我只能在断头台的脚下止步。再走近一步就会使这一幕可怕的悲剧宣告结束。告别了。”

“我求求您，医生！”

“我的心绪已被这种种恐怖的现象给搅乱了，我觉得您这间屋子很阴沉很可怕。告别了，阁下。”

“再说一句话，只一句话，医生。我的处境本来已够可怕的了，经您这么一揭露，就更恐怖了。您撇下我走了，但这个可怜的老仆人死得这样突然，我怎么去对外人解释呢？”

“不错，”阿夫里尼先生说，“送我出去吧。”

医生先走了出去，维尔福先生跟在他后面；一群吓呆了的仆人聚集在走廊的楼梯口处，这是医生的必经之路。“阁下，”阿夫里尼对维尔福说，声音很响，使大家都能听得到，“可怜的巴罗斯近来的生活太平静了，他以前老是跟着他的主人车马劳顿地在欧洲东奔西走，而近来则始终只在那圈椅旁边侍候，这种单调的生活害死了他。他的血液太浓了，他的身体太胖了，他的脖子又短又粗，他这次是中风，我来得太迟了。顺便告诉您，”他压低了声音道，“注意把那杯堇菜汁倒在炉灰里。”

医生并没和维尔福握手，也没再多说一句话，就这样在全家人的哀泣和悲叹声中走了出去。当天晚上，维尔福的全体仆人聚集在厨房里，商量了很久，最后出来告诉维尔福夫人，说他们都要走了。任何恳求和增加工钱的提议也留不住他们了；不管你怎么说，他们一个劲地说：“我们是非走不可了，因为死神已经进了这座房子了。”他们终于全都走了，同时还表示他们很舍不得离开这样好的主人和主妇，尤其是瓦朗蒂娜小姐，这样好心、这样仁慈、这样温和。当他们说这几句话的时候，维尔福望着瓦朗蒂娜。她已成了一个泪人儿。

然后一件怪事发生了：在这一片哭泣声中，他也望了维尔福夫人一眼，他好象看见她那两片削薄的嘴唇上掠过了一个阴险的微笑，就象是在一个乌云四起的天空上从两片云中间倏地掠过的流星一般。

（第八十章完）

第81章　一位退休的面包师

就在马尔塞夫伯爵受了腾格拉尔的冷遇、含羞带怒地离开银行家的府邸的那天晚上，安德烈·卡瓦尔康蒂先生带着鬈曲的头发、式样美观的胡须以及松紧合宜的白手套，走进了安顿大马路腾格拉尔爵府的前庭。他在客厅里坐了还不到十分钟，就把腾格拉尔拉到一边，拖他到了一个凸出的窗口前面。他先说了一篇机巧的序言，说自从他那高贵的父亲离开以后，他是多么的想念和挂虑他；然后他就向那位银行家道谢，说他一家人待他真是太好了，简直把他当作自己的侄子一样看待；然后，他承认地的热情已找到了一个归宿，而那个归宿点便是腾格拉尔小姐。腾格拉尔极其注意地倾听着，最近这几天来，他一直期待着这一番表白，现在终于听到了，他的眼睛里闪出兴奋的光芒，和听马尔塞夫讲话时那种低头沉思的神气成了鲜明的对比。但他还不愿意立刻就答应那个青年的要求，表面上略微犹像了一下。“您现在考虑结婚不是太年轻一点儿了吗，安德烈先生。”

“不，的确不，阁下，”卡瓦尔康蒂先生答道，“在意大利，贵族一般都很早就结婚。这是一种很合理的风俗。人生是这样易于变幻，当快乐来到我们前面的时候，我们应该及时地抓住它。”

“嗯，阁下，”腾格拉尔说，“您的建议使我很感光荣，假如我太太和女儿也同意的话，那些初步的手续由谁来办理呢？我想，这样重要的一次商谈，应该由双方的父亲出面才好。”

“阁下，家父是一个极有先见之明和非常审慎的人。他正想到我或许愿意在法国成家立业，所以在他离开的时候，把那些证明我身分的文件都留交给了我，并且还留下一封信超帝国主义论德国考茨基于1914年提出的右倾机会主，说假如我的选择符合他的心愿，就答应从我结婚的那天起，可以让我每年有十五万里弗的收入。这笔款子，我估计，约占家父每年收入的四分之一。”

“我，”腾格拉尔说，“我早已准备给我的女儿五十万法郎作嫁妆，而且，她还是我的独生女儿。”

“嗯，”安德烈说，“您看，这样就已经很好了。假如腾格拉尔男爵夫人和欧热妮小姐不拒绝我的求婚的话。我们每年就可以有十七万五千里弗任意支配。要是我能劝动侯爵把我的本金给我，这当然不见得能实现，但还是可能的，我们就把这两三百万交给您，而这两三百万一旦到了一个老手的手里，至少可以赚到一个一分利。”

“我给别人的利息从不超过四厘，普通的只有三厘半，但对我的女婿，我可以给五厘，我们大家可以分享赢利。”

“好极了，岳父大人，”卡瓦尔康蒂说，这句话暴露了他那下贱的本性，他虽极力想巧用贵族的派头掩饰那种本性，但有时却仍不免要流露出来。他立刻校正自己说道，“原谅我，阁下。您看，单是希望就已使我快要发疯了，假如希望真的实现了，我还不知要成什么样了呢！”

“但是，”腾格拉尔说，他并没发觉这番最初毫不涉及金钱的谈话，变成了一场商业谈判，“在你的财产当中，有一部分令尊无疑是不能拒绝您的罗？”

“哪一笔？”青年问。

“就是您从令堂那儿继承来的那一笔。”

“是的，的确。我从家母奥丽伐·高塞奈黎那儿继承了一笔财产。

“那笔财产有多少？”

“说老实话，阁下，”安德烈说，“我向您保证，我从没去想过，但据我猜测，那笔财产至少肯定有两百万。”

腾格拉尔喜不自胜，犹如守财奴找到了一笔失踪的财宝，或沉船的海员在精疲力尽的时候忽然感觉脚踏到实地了一样。

“嗯，阁下，”安德烈说，毕恭毕敬地向银行家鞠了一躬，“我可以希望吗？”

“安德烈先生，”腾格拉尔说，“您不但可以希望，而且或许可以认为这件事情已是确定无疑的了，假如您这方面没什么阻碍的话。只是，”他若有所思地又加上了一句话，“您的保护人基督山先生这次怎么不来代您提亲呢？”

安德烈略微涨红了脸。“我刚从伯爵那儿来，阁下，”他说，“他无疑是个很风趣的人，但他有些念头却古怪得难以想象。他对我估计得很高，他甚至告诉我说，他绝对相信家父不会仅仅让我收用利息，而会把那笔本金也给我的。他答应为我设法办到这一点。但他又说，他从不代人提亲，将来也决不做这种事。但是，我必须为他说句公道话，他说道，假如他生平对自己的这种态度曾表示过遗憾的话，那么就是这一次了，因为他认为这桩婚姻将来一定会很美满的。而且，他还告诉我，尽管他不公开出面，但假如您有什么问题去问他，他一定会答复您的。”

“啊！好极了！”

“现在，”安德烈带着他那种最可爱的微笑说道，“我跟岳父谈过了，我必须还得跟银行家来谈一谈。”

“您有什么事要跟他谈？”腾格拉尔也微笑着说道。

“就是后天我就可以从您这儿提取四千法郎了。伯爵怕我的经常收入不够下个月的开支，给了我一张两万法郎的支票。您看，这上面有他的签字，您可以接受吗？”

“这样的支票，”腾格拉尔说，“就是一百万票面的我也很乐于接受，”他把那张支票塞进了口袋里。“您定个时间吧，明天什么时候要，我的出纳将带着一张两万四千法郎的支票来拜访您。”

“那么，十点钟吧，假如您方便的话。我希望能早一点，因为明天我要到乡下去。”

“很好，十点钟。您还住在太子旅馆吗？”

“是的。”

那位银行家的确很守时，第二天早晨，正当那个年轻人要出门的时候，那两万四千法郎就交到了他的手里，于是他就出门去了，留下了两百法郎给卡德鲁斯。他这次出门主要是为躲避这个危险的敌人的，所以尽可能地在外逗留到很晚才回来。但他刚从马车里跨出来，门房就手里拿着一包东西来见他了。“先生，”他说，“那个人已经来过了。”

“什么人？”安德烈态度很随便地说，表面上似乎已经把他时刻害怕着的那个人给忘了。

“就是大人给了他那一小笔养老金的那个人。”

“哦！”安德烈说，“我父亲的老乡。嗯，你把我留给他的那两百法郎交给他了吧？”

“是的，大人。”安德烈曾表示过希望人家这样称呼他，“但是，”门房继续说道，“他不肯拿。”

安德烈的脸色顿时变白了；由于天黑，所以别人没注意到那一点。“什么！他不肯拿？”他用一种略带焦急的口吻问道。

“不，他想见见大人，我告诉他说您出门去了。他坚持说要见您，但最后似乎相信了我的话，就交了这封信给我，这封信是他随身带来的，本来已经封好口的了。”

“给我，”安德烈说。于是他借着车灯的光拆开了那封信：“你知道我住的地方。明天早晨九点钟，我等你来。”

安德烈仔细地检查了一下那封信，看是否曾被人拆开过，是否被人偷看过里面的内容：但这封信的封口非常缜密，假如有人想偷看，则必须撕破封口，可封口却原封未动。“好极了，”他说，“可怜！他真是一个老好人。”他丢下门房，让他去细细地咀嚼这几句话，后者被弄得莫名其妙的，不知道这主仆二人究竟哪一个更值得钦佩。“赶快卸马，上来见我，”安德烈对他的马夫说。这个青年几步跳进了他的房间，立刻烧掉了卡德鲁斯的信。刚一完事，仆人就进来了。“你的身材和我差不多，庇利。”他说。

“我很荣幸，大人。”

“你昨天做了一套新制服？”

“是的，大人。”

“我今晚上要跟一位漂亮的小姐约会，我不想让人知道。把你那套制服借给我用一下，你的证件也拿来，假如需要的话，我就可以在一家客栈里过夜了。”庇利遵命照办。五分钟之后，安德烈就全身化装妥当，离开了旅馆，叫了一辆双轮马车，吩咐车夫驶往洛基旅馆。第二天早晨，他象离开太子旅馆那样毫不引人注意地离开了那家小客栈，穿过圣·安多尼路，顺着林荫大道走到密尼蒙旦街，在左边第三座房子门口停了下来，当时门房正巧不在，他四下里看了一下，想找个人问一下。

“你找谁呀，我的好小伙子？”对面卖苹果的女人问。

“找派里登先生，我的胖大妈。”安德烈回答。

“是那个退休的面包师吗？”卖苹果的女人问。

“一点不错。”

“他住在院子尽头左边的四层楼上。”

安德烈顺着她的指示去找。在四楼的房间门外，他找到了一只兔子脚掌，铃声立刻急促地响起来，由此显然可见他拉这只脚掌的时候脾气坏极了。一会儿之后，卡德鲁斯的脸在门上的小洞里出现了。“啊，你很守时。”他一边说，一边拔开了门闩。

“当然！”安德烈说，他走了进去，使劲把帽子一摔，但没摔到椅子上，那顶硬边的制服帽在地板上骨碌碌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