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萧乾文集-第3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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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干净的瓶子已经摆满了五只桌子的时候，李头儿又气势汹汹地进来了。这回他脸上那些条横肉上又添了点如大仇将报时候得意的笑，用对即将执行枪毙的囚犯那样的口吻对小蒋说：“掌柜的请！”
这“请”字落在小蒋的心上，就是：“叫你滚！”
“差你几天钱呀，小蒋？”一到账房，掌柜的就这么破例用和蔼的口气说。
“干么呀？”小蒋不服气地反问。心下在算计着纵使这碗饭吃不长久，也不能叫他辞我，更不能为这事被辞。
“你活动活动吧！这儿柜上用不开你啦。”装出来的和蔼本来就勉强，尖酸的味儿露出了。
掌柜的伸手就去开抽屉，满打算块儿八七把这乡下佬打发走，明儿给人陪陪礼，买卖也就更稳当了。
小蒋不敢回头，因为不必回头他便已仿佛看到跟在身后的李头儿嘴角上的笑纹了。
昨天和今天两个早晨使人气厥的情形，又在他眼前重现。他看见这掌柜跟那洋厨子是一个派头。说话把手摊开又合拢来的种种姿势，恰是一路货！他突然睁大了眼睛，理直气壮地说：“不成！我得问问凭什么！”
小蒋这时恨不得放一把火，由刘氏牧场烧到那几座洋房子，烧死这些黄毛和黑毛的混账东西。
“没听说过送奶子的偷吃的！你那几家又都是洋人，都是我最好的主顾。洋人不比中国人，我跟这些人得讲信用。你——你安着什么心眼儿呀！”掌柜的龇着一嘴黄牙，恶狠狠地指着小蒋说。
小蒋没想到把他委屈到这地步。
“谁——谁偷！”小蒋平常不多说话。一说话就多是有了点什么事情。他又有个小毛病：一急便结巴起来。“他瞎扯！昨天道儿滑，天又黑得路也——路也看不清。才过龙头井脚底一跌，把——把四号的那一磅洒了一点儿。那——那洋厨子瞪眼叫——叫我赔，我哪儿赔得起？凭——凭什么赔？他说，好小子，给你点戏法儿瞧吧！我说……”
“你别说了。人家信上这层也提啦，说你还跟那洋人大师傅吵嘴，弄得人家洋少爷睡不了早觉儿！”
“谁吵！”小蒋把那份乡下佬的牛脖子劲儿拿出来了，把手在胸前一盘，“我不能走！”
“顺子！”是李头儿的声音。
一个满脑袋秃疮的孩子正背着白薯秧子走过门口，他如闻圣旨般地放下薯秧，蹬蹬蹬地跑了进来。
“打小蒋的铺盖卷儿！”
厂里作活儿的都知道出事了，可是各人皆知道不碍自己的事儿，不必担心。他们都偷偷伏在窗缝边或堵在账房门口看，像西湖十景就在眼前似的。
羊还在房后头咩咩地叫。偶尔还有犄角如地震似地撞在后墙上，撞在小蒋的心坎上。他的心飞到鹿儿身上。他感到不该走。他不能离开那大大碧蓝的眼睛，那稀疏的胡须。他不能离开鹿儿和它的同伴。
小蒋望着掌柜那尖削的脸，上面画着李头儿编造的坏话。再看看晃在门口儿那些探着的脑袋，仿佛都在说着：“谁叫你不乖！”
走吧，可是鹿儿呢？
他把声音放低了，恳求说：“给我鹿儿，折了工钱好吗？”
他放下了倔强的手，自己也担心这要求太突兀。
“嘿嘿嘿……”不等掌柜回答，门口儿的人给这痴呆的乡下佬招得忍不住笑了。小蒋恨不得咬下他们的耳朵。
他眼前蹿着无数的火星，愤怒，焦躁，绝望……
“喝，凭什么？拿你妈来换！”李头儿迎头替掌柜的回答了。
“你——你说什么？”小蒋眼前那些火星结成火团了，烧着他全身！他的耳朵在嗡嗡地乱响。一股不能抑制的气串到他的腿上，腾的一下就踢了起来，但并不曾踢着已有了防备的李头儿。
“造反了！你——赶他出去！”是掌柜和李头儿合起来的声音。
“咩……”
小蒋就在多少只趁愿，嬉笑或同情的眼睛下，给堵到车门口儿外头去了。
一九三三年十一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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往事三瞥
作者：萧乾
语言是跟着生活走的。生活变了，有些词儿就失传了。即便是土生土长的北京人，要是年纪还不到五十，又没在像东直门那样当年的贫民窟住过，他也未必说得出“倒卧”的意思。
乍看，多像陆军操典里的一种姿势。才不是呢！“倒卧”指的是在那苦难的年月里，特别是冬天，由于饥寒而倒毙北京街头的穷人。身上照例盖着半领破席头，等验尸官填个单子，就抬到城外乱葬岗子埋掉了事。
我上小学的时候，回家放下书包，有时会顺口说一声：“今儿个［北新］桥头有个倒卧。”那就像是说“我看见树上有只麻雀”那么习以为常。家里大人兴许会搭讪着问一声：“老的还是少的？”因为席头往往不够长，只盖到饿殍的胸部，下面的脚——甚至膝盖依然露在外面，所以不难从鞋和裤腿辨识出性别和年龄。那是我最早同死亡的接触。当时小心坎上常琢磨：要是把“倒卧”赶快抬到热炕上暖和暖和，喂上他几口什么，说不定还会活过来呢！记得曾把这个想法说给一位长者听，回答是：多那门子事，自找倒霉：活不过来得吃人命官司，活过来你养活下去呀！
难怪有的人一望到“倒卧”，就宁可绕几步走开。我一般也只是瞅上两眼，并不像有些孩子那么停下来。可是有一回我也挤在围观者中间了。因为席头里伸出的那部分从肤色到穿着（尽管破烂，而且沾着泥巴）都不同寻常。从没见过腿上有那么密而长的毛毛，他脚上那双破靴子也挺奇怪。“倒卧”四周已经围了一圈人，一个叼烟袋锅子的老大爷叹了口气说：“咳，自个儿的家不呆，满世界乱撞！”
不大工夫，验尸官来了。席头一揭开，我怔住了。这不正是我在东直门大街上常碰见的那个“大鼻子”吗：枯瘦的脸，隆起的颧骨，深陷的眼眶，脖子上挂根链子，下面垂着个十字架。那件绛色破上衣的肘部磨出个大窟窿，露着肉，腰间缠着根破绳子。
验尸官边填单子边念叨着：“姓名——无，国籍——无；亲属——无。”接着，两个汉子就把尸首吊在穿心杠上，朝门脸抬去。
那时候我只知道“大鼻子”就是“老毛子”，对他的来由却一无所知。
后来才明白：十月革命一声炮响，沙皇的那些王公贵族挟着细软纷纷逃到巴黎或维也纳去当寓公了，他们的司阍、园丁、厨子和仆奴糊里糊涂地也逃了出来。有些穷白俄就徒步穿过白茫茫的西伯利亚流落到中国，到了北京。由于东直门城根那时有一座蒜头式的东正教堂，有一簇举着蜡烛诵经的洋和尚，它就成了这些穷白俄的麦加。刚来时，肩上还搭着块挂毡什么的向路人兜售；渐渐地坐吃山空，就乞讨起来。这个“大鼻子”就是他们中间的一个。
我最后一次见到“大鼻子”是在那两天之前的黎明，在羊管胡同的粥厂前面。像往日一样，天还漆黑我就给从热被窝里硬拽出来。屋子冷得像北极，被窝就像支在冰川上的一顶帐篷，难怪越是往外拽，我越往里钻。可是多去一口子就多打一盆子粥，终于还得爬起来，胡乱穿上衣裳。那时候胡同里没路灯。于是，就摸着黑，嚓嚓嚓地朝粥厂走去。那一带靠打粥来贴补的人家有的是。黑咕隆咚的，脚底下又滑。一路上只听见盆碗磕碰的响声。
粥厂在羊管胡同一块敞地的左端。我同家人一道各挟着个盆子站在队伍里。队伍已经很长了，可粥厂两扇大门还紧闭着，要等天亮才开。
1921年冬天的北京，寒风冷得能把鼻涕眼泪都冻成冰。衣不蔽体的人们一个个踩着脚，搓着手，嘴里嘶嘶着；老的不住声地咳嗽，小的冷得哽咽起来。
最担心的是队伍长了。因为粥反正只那么多，放粥的一见人多，就一个劲儿往里兑水。随着天色由漆黑变成暗灰，不断有人回过头来看看后尾儿有多长。
就在两天前的拂晓，我听到后边吵嚷起来了。“‘大鼻子’混进来啦！中国人还不够打的，你滚出去！”接着又听到一个声音：“让老头子排着吧，我宁可少喝一勺。”
吵呀吵呀。吵可能也是一种取暖的办法。
天亮了，粥厂的大门打开了。人们热切地朝前移动。这时，我回过头来，看到“大鼻子”垂着头，挟了个食盒，依依不舍地从队伍里退出来，朝东正教堂的方向踱去。他边走边用袖子擦着鼻涕眼泪，时而朝我们望望，眼神里有妒忌，有怨忿，说不定也有悔恨——
1939年9月初。
法国邮轮“让·拉博德”号在新加坡停泊两个小时加完水之后，就开始了它横渡印度洋6000海里的漫长航程。离赤道那么近，阳光是烫人的。海面像一匹无边无际的蓝绸子，闪着银色的光亮。时而飞鱼成群，绕着船头展翅嬉戏。
船是在欧战爆发的前一天从九龙启碇的。多一半乘客都因眼看欧洲要打大仗而退了票。“阿拉米斯”号开到西贡就被法国海军征用了。这条船从新埠开出后，三等乘客就只剩下我、一位在阿姆斯特丹中国餐馆当厨师的山东人和一个亚麻色头发、满脸雀斑的小伙子。餐厅为了省事，就让我们也到头等舱去用饭。
在我心目中，一艘豪华邮轮的餐厅理应充满欢乐的气氛。侍者砰砰开着香槟酒，桌面上摆满佳肴和各色果品。随着悦耳的乐声，男女乘客像蝴蝶般地翩然起舞。乘客中间如有位女高音，说不定还会即席唱起她的拿手名曲。
很失望，这是一条阴沉的船，船上载的净是些愁眉苦脸的人。在餐桌上，他们有时好像不知道刀叉下面是猪肝还是牛排，因为他们全神几乎都贯注在扩音器上，竖起耳朵倾听着他们的母亲法兰西的战争部署：巴黎实行灯火管制了，征兵的条例公布了——是的，这是对大部分男乘客切肤的事，因为船一靠码头，他们就得分头去报到，然后，换上军装，进入马奇诺阵线了。女乘客也有自己的苦恼：得忍受空袭，物资的短缺，守着空峙去等待那不可知的命运。他们的眼睛是直呆呆的，心神是恍惚的。一位女乘客碰了丈夫的臂肘一下，说：“亲爱的，那是胡椒面！”他正要把小瓶瓶当作糖往咖啡杯里倒。
正因为大家这么优容满面，就更显出三等舱里那个有雀斑的小伙子与众不同了。他年纪在二十岁左右，是个最合兵役标准的青年。可他成天吹着口哨，进了餐厅就抱着那瓶波尔多喝个不停。酒一喝光，他就兴奋地招呼侍者“添酒啊！”船上虽然没举办舞会，他却总是在跳着探戈。
每天早晨9点，全船要举行一次“遇难演习”。哨子一吹，乘客就拿着救生圈到甲板上指定的地点去排队，把救生圈套的脖颈上，作登上救生艇的准备。我笨手笨脚，小伙子常帮我一把。因为熟了一些，一天我就说：“这条船上的乘客都闷闷不乐，就只有你一个这么欢蹦乱跳。”
“是啊，”他沉思了一下，朝印度洋啐了口唾沫说：“他们都怕去打仗。我可巴不得打起来。我天天盼！从希特勒一开进捷克就盼起。唉，（他得意地尖笑了一声。）可给我盼到了。”
我真以为是在同一个恶魔谈话哩，就带点严峻的口气责问他为什么喜欢打仗。
“你知道吗？我是个无国籍的人，”他接着又重复一遍，“无国籍。我妈妈是个白俄舞女，（随说随在胸前划了个十字。她可能已不在人世了。）我爸爸吗？（他猴子般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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