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萧乾文集-第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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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巴金身上可学习的东西是很多的，我觉得首先应学习他对祖国和人民的那份炽热的爱，他对历史、对人民的负责精神。一个为了表现自我，或者为了谋求什么私己利益而写作的人，是达不到这样的境界，也不会有这种精神的。
（选自《生命从80岁开始》，珠海出版社1995年12月版）
落日
鲍霁编文洁若增订
1910年
1月27日，萧乾出生于北京东北城根一个汉化了的蒙族贫民家庭里。其父是个管开关东直门的差役，穷得直到中年才娶上老婆，而在自己的唯一儿子出生前月余就死去了。其母吴氏，汉族，也出身寒微，无力独撑门户，只得带着幼子寄居在叔舅家。
1916年6岁
进入设在新太仓一座姑子庵里的私塾，取学名曾路。因无钱给塾师送礼常遭笞打，不到半年就呆不下去了。后又进入九道湾一家私立新式学堂，不料需钱更多，挨打也更多……
1921年11岁
进崇实小学半工半读，改名萧秉乾。每天天不亮就爬起来进一家地毯房去干活，下午才得以去上课。就在他从地毯房领到第一次工钱的时候，他苦命的母亲死去了。
萧乾的大堂姐，在其母出去给人佣工乃至死了以后，对他多方照料和保护，并成了他的启蒙老师，为他讲述《济公传》、《小五义》或者《东周列国志》的故事和唱儿歌、民间曲调。
1923年13岁
小学毕业，入崇实中学，继续半工半读。
1925年15岁
“五卅”惨案发生后，积极投身到北京学生沪案后援会组织的宣传活动。
1926年16岁
暑假，初中毕业后谋求职业，一度充任北新书局练习生。工作之余，读了鲁迅的《呐喊》《仿徨》和《语丝》上的文章，也读了不少其它新文学作品和外国文学译作。华林的《新英雄主义》曾对他有很大影响。对易卜生的《国民公敌》中一句台词“最孤独的是最坚强的”特别喜爱，曾抄录作为座右铭。
在北新两个来月里，因同两个小学徒一起为改善待遇而“罢工”——“把工作放下，像是玩捉迷藏似地，偷偷跑出去了”，结果丢了工作，“又溜回了崇实”。
回崇实中学后即升入高中一年级，不久秘密加入C。Y。——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并在校内组织了一个互助团，把一些宣传革命的小册子传给家境贫寒的学生们。冬，被统治北京的张作霖的侦缉队逮捕，受到拷问，没有屈服。后由其四堂嫂的疏通并经校方保释出狱，但仍被学校继续软禁，不许出校门。
1927年17岁
冬，北伐军到达北京（这时已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之后，国共已分裂），他误以为“这下革命成功了”，就不等软禁取消又活跃起来，不久被推选为学生会主席兼校刊主编。
1928年18岁
冬，修完高中三年级第一学期，被崇实校方以“闹学潮”的罪名开除，并得到消息说，他的名字已上了国民党市党部的黑名单。遂应一个潮州籍华侨同学之邀，去汕头。改名萧若萍，在*！光中学谋得一个教国语的职位。
1929年19岁
春，同一个小学女教师相爱，但为她的学校校董（同时又是国民党要员）所破坏。初恋以悲剧结束。其长篇小说《梦之谷》就是本于这个真实故事而写成的。
暑假，从汕头回到北京，改名萧乾，暂时进入不要文凭的燕京大学国文专修班。不久，同杨刚相识，得到杨在思想上的帮助。
这期间，还因听杨振声讲现代文学课，而与杨建立师生之谊。
1930年20岁
暑假，借假文凭考进辅仁大学英文系本科。仍靠“半工”以维持大学的生活，除了曾从事为人推草坪等杂务外，还帮一个美国人编过英文的《中国简报》（ChinainBrief），负责其中文学部分，以“专号”形式介绍过鲁迅、郁达夫、茅盾及沈从文，并译载了鲁迅的《野草》、闻一多的《洗衣歌》、茅盾的《从牯岭到东京》等作品。
由于为《中国简报》写访问记而结识了沈从文，还根据杨振声的现代文学讲义提供的线索，先后将郭沫若的《王昭君》和田汉的《湖上的悲剧》等译成英文，登载在《辅仁学报》上。
1931年21岁
继续在辅仁英文系学习并向《晨报》投稿。
“九一八”事变日寇侵占东三省，给了他很大刺激。
1932年22岁
因与辅仁大学英文系系主任争吵，也为了挣点学费，自8月起休学一年，到福州英华中学教国语，其短篇小说《蚕》里所描写的生活情景，就取自这时的生活体验。
1933年23岁
夏季，重返北京，随即转学燕京大学新闻系。由于先选修斯诺开设的“特写——旅行通讯”等课程，结识了这位“还不到三十岁”的美籍教授。斯诺的启发，促使他选择了新闻记者的事业。与杨刚协助斯诺编译《活的中国》。
冬，在沈从文编的《大公报》“文艺”上，发表了其第一篇短篇小说《蚕》。
年底，结识了正在北京编《文学季刊》的巴金，由此建立了终生不渝的友谊。巴金关于创作思想、创作方法的一些意见，对于正处在创作起步的萧乾，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1934年24岁
暑假（已经是连续第二个暑假），借一个在平绥铁路上当货运员的孟姓朋友所提供的便利，第二次往来于北京与包头之间进行采访。9月，写成其《人生采访》的第一篇特写《平绥琐记》。
开始动手撰写毕业论文《书评研究》。
这一年，先后创作了短篇小说《邮票》、《花子与老黄》、《邓山东》、《篱下》等八篇，除了陆续发表于《大公报》“文艺”，并开始在《水星》杂志上发表。
1935年25岁
3月，短篇小说《皈依》在《水星》杂志第一卷第六期上发表。斯诺特别重视其对西方基督教蹂躏中国人民精神的揭露，就指定他译出来，收入《活的中国》。另两篇同类主题的短篇小说《参商》和《昙》，也是这年发表的。
6月，大学毕业。
7月，到《大公报》编副刊“小公园”，不久改编“文艺”。
这年夏季，鲁西、苏北大水灾。与画家赵望云被报馆派赴灾区采访，前后历时半年之久。一写一画，随作随在《大公报》上发表，后来集在一起就成了《流民图》。
“一二·九”运动爆发翌日，由天津赶赴北京，去医院探望受伤的学生们。怀着满腔愤怒创作了短篇小说《栗子》。
1936年26岁
春天，被报馆调往上海筹备沪版《大公报》。赴沪途中到南京访问冯玉祥，随即写成访问记。稿子寄到天津《大公报》馆后被检查官扣留，待登载出来时，关于抗战的内容被砍得一点痕迹也没有了。这时正在上海担任伦敦一家报纸驻华记者的斯诺听到萧的介绍；表示愿意“弥补一下”；于是带着萧的介绍信去会见冯玉祥；写成访问记在英国报纸刊出；日本外务省因此向南京抗议。
沪版《大公报》自4月发行，萧兼编津沪版《大公报》“文艺”。此后两年，他基本驻上海，曾由巴金介绍，与鲁迅会晤。
9月，首倡“大公报文艺奖金”。
10月，得知鲁迅逝世噩耗，立即跑到大陆新村采访、拍照，并两次守灵，写《朦胧的敬慕》（散文），送葬时也走在前列。《大公报》为保持其“兼容并包”的姿态，出其意料地在要闻版追悼专栏的右下角抛出一篇攻击鲁迅的短评。他得知后怒不可遏，好像“背后被人捅了一刀”，当即提出辞职，巴金立即予以支持。结果，迫使老板同意，在10月26日的“文艺”中以大号楷体字再发一篇由萧执笔不署名的——即带有社论性质的——悼念文章，进行弥补。
这一年，先后出版了短篇小说集《篱下集》（文学研究会丛书，商务印书馆于3月出版）；《栗子》（文化生活出版社于10月出版）。沈从文为《篱下集》作题记。
1937年27岁
1月，与沈从文联合出版了书信体文学创作短论集《废邮存底》（文化生活出版社出版），分两辑。萧的一辑名《答辞》，都是选自他一九三五年接编《大公报》“文艺”以来答读者函。
4、5月间，在《大公报》陆续发表了一组游记散文《雁荡行》。
5月，主持“大公报文艺奖金”的评选活动。
6月，先后出版散文集《小树叶》（商务印书馆出版）和《落日》（良友图书印刷公司出版）。
8月23日，日寇飞机轰炸上海闸北。《大公报》缩减版面，遣散大量工作人员，萧也失业，离沪赴汉。适值杨振声、沈从文由北京南来，于是一道经湘黔到昆明。不久，复得《大公报》招聘，在昆明继续编“文艺”。
1938年28岁
夏，自昆明赴香港，进行恢复港版《大公报》事宜，仍编“文艺”，先后发表了来自延安的散文通讯，如严文井的《春天》、何其芳的《新的山西》、吴伯萧的《潞安风物》等，“成为最引人注目的内容”。
结识到港募款以为冀中游击区购置急需医药器材的黄浩，根据黄等的讲述，写成特写《爆破大队长的独白》，然后又随黄到岭东几县募款并采访，写成《林炎发入狱》等多篇特写。
这一年11月，中篇小说《梦之谷》由文化生活出版社出版。
1939年29岁
春，从香港经河内赶到滇缅公路采访。一路上，他看到许多筑路民工壮烈献身和华侨支援抗战的动人事迹，遂写成特写《血肉筑成的滇缅路》。
初夏，由滇缅路返回香港后，收到伦敦大学东方学院来信，邀请他赴任讲师。
遂于9月1日离港赴欧，开始了七年的海外生涯。最初五年，一面在东方学院中文系任教，一面兼任《大公报》驻英特派记者。
这一年，国内出版其散文集《见闻》（桂林烽火社出版）和《灰烬》（上海“孤岛”文化生活出版社于5月出版）。
1940年30岁
4月，在国际笔会上发表“战时中国文艺”的演讲，后扩充为《苦难时代的蚀画》（EtchingofaTormentedAge），介绍一九一九——一九四年间现代中国概况，由AllenandUnwin出版社出版，后有瑞士、德国译本。
5月，在剑桥亲睹关键性的敦刻尔克大撤退。这一年，还写成《矛盾交响集》、《银风笔下的伦敦》等特写。
1941年31岁
应援华会的邀请，针对邱吉尔悍然封锁滇缅路的作法，到英国几个城市作关于滇缅路的演讲。希特勒侵犯苏联后，他又参加了一次英国进步人士组织的、要求立即开辟第二战场的人民大会，因此受到伦敦警察局的盘问。
其英文著作《中国而非华夏》（ChinaButNotCathay）由伦敦PilotPress出版。
1942年32岁
辞去东方学院教职，到剑桥大学王家学院专攻“英国心理派小说”研究生。在学习期间，继续为《大公报》撰写通讯及特写。
1943年33岁
正当他准备写硕士论文时，接受《大公报》社长胡霖建议，放弃学位，专门从事新闻工作，并准备在第二战场开辟后奔赴欧洲大陆。
这一年，将自己的短篇小说《雨夕》、《篱下》、《矮檐》、《栗子》等十二篇，译成英文由AllenandUnwin出版社出版，取书名《蚕》（TheSpinnersofSilk），后有瑞士、德文译本。
1944年34岁
6月，在希特勒的“导弹四落”的情况下，雇了五名助手，就在伦敦舰队街挂出《大公报》办事处的招牌。这时期，除了往重庆《大公报》发电讯，也写了不少特写。
秋天，领到随军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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