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萧乾文集-第5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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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说多巧，我就是那时候回到北平的。九月的一天，我坐在未名湖石舫上东想西想，忽然跑回六楼宿舍，摊开稿纸一口气划拉出一篇小说——《蚕》。我登上自行车，由大钟寺抄近儿，一口气就来到达子营沈家。我只说，划拉了一篇东西请沈先生给过过目。
那时候，我还订不起报，总是去大学贝公楼——不，是文科楼前头报板子上去看：《京报》、《益世报》、《晨报》和天津《大公报》。抽冷子我看见我那篇《蚕》登在《大公报·文艺版》上啦。登在紧底下，而且字数恐怕多出来啦，只好“抽条”，排得黑糊糊密匝匝，简直看不清。可我还是像当妈妈的看到玩泥巴的娃娃那样，怎么模糊我都认得出来。
我不能不提提这件事，就像一条船不能忘记它起锚的码头。
打那以后，我上半辈子可以说就是一帆风顺。两年以后，我就又给旁的朋友当起锚的码头。四年后，卢沟桥一声炮响，大时代到来啦。
感情生活上我迷茫过一阵，害别人受罪，自己也受罪。但是事业上我的运气仍旧挺顺当，我也没辜负那机遇。我从头到尾经历了一场大仗，不但一晚晚往回拍过多少电讯，还记下了些印象。我早就在《我与文学》（1934）里就写过，“倘若〔在文学上〕我什么也不曾找到，至少在这大时代里，我曾充当了一名消息的传达者。”这回纪念欧洲二战，我翻着大陆和台湾给我出的两套选集——尤其翻到《人生采访》时，我就觉得六十年后往回看，至少我这张支票还是兑现了。我从头到尾记录下一场打了六年的战争，而且写了它的前方跟后方。
四七到四八年那个大十字路口是我这辈子最大的考验。本来很简单；既然是士生土长的中国人，就该回北平。回国之前我就从报刊上知道东欧和苏联的知识分子在四五年以后多么不好过，何况我又开罪过泰斗！另外，要是真走投无路，我也就不伤那脑筋啦。可偏偏我那洋母校邀聘我，条件又特别优厚。我思前顾后，三宵没合眼。可是我这人跟故土大概太不容易分割。
在我上辈子的末尾——六六年八月二十三日晚上，都还问过我己个儿：回来错了吗？我还是摇头，因为就是像条癞皮狗那样死在乱葬岗子上，我也还是要把骨头埋在这古城根底下。八十年代我又回到剑桥，亲眼看见四七年剑桥大学校务会议上决定聘我回去的会议记录（谢谢彭文兰小姐）。我也看到我可能有的晚年：一幢小楼，一片绿茵茵的草坪，一片中古的幽静和现代化的舒适。回到自己的斗室（当时已经由门洞搬出来啦）之后，我又问己个儿：懊悔吗？六六年八月二十三我都没懊悔过，现在更还懊什么侮！
我一直认为，当中国人就得分享中国的命运并且尽力改善那命运。
有一回，我曾把我这落叶归根的心思讲给从国外回来探亲的儿子听。那是在送他去机场的汽车里。他没吱声。
沉默了好半晌，他忽然提起六六年我在自己家院里挨斗的事。他说，“那天胡同里贴满了您的大字报。咱家给砸个稀巴烂。您胸脯上挂着牌子，把咱家的八仙桌搬到院子里，您就跪在上头，我站在您旁边儿——那时候我还不到十岁。一声接一声的口号，我老也忘不了……”
这也算是我们之间的“代沟”吧。
人的一生，真就是一次体验生活。当然，喜马拉雅山我爬不上去，北极圈我也到不了，可普通中国人的生活我总得尝尝。我当过人所不齿的处理品，也见过挪威国王。我出生下层，混到中层，有时也尝到顶层的生活味道。我坐过张作霖的牢，当过无冕皇帝，也曾沦为大筐里的处理品。我觉得己个儿没白当个中国人。有些事在外面是怎么也体会不出的，尤其这一抓就灵的阶级斗争，这部绞肉机，不身临其境是没法儿体会的。看到人的变脸，看到人对人能狠到什么地步。
如今天晴了，心里不那么老发紧了，可还忘不了“大有不测风云”那宝训。
摘下“处理品”牌子之后已经十六年了。这段日子里，我这货品又上了架。说不上名贵，可还不断受到光顾。由于当过二十二年的处理品，所以我没有也不会得意忘形。这是由于我虽然高高坐在货架上，一只眼老了着那只大箩筐，懂得随时还会给扔进去的道理。
我有时候用“利害”和“是非”把人分成三类。甲类是只问是非，不顾利害的。他们是头上有光环的圣者，像伏契克和刘胡兰，像遇罗克和张志新，都是这样的圣者。他们肯为真理、为祖国而掷头颅。对他们，我可望而不可及。另一种是只管利害不问是非的，这当然是人中的败类。这种人谁得势紧跟谁，怎么吃香怎么来。在阶级斗争中，跳得最欢的是这种人。可遇上形势骤变，上午是猫下午就缩成老鼠的也是他们。大多数人都是在利害与是非之间踩着钢丝，可是在那非友即敌的日子里，钢丝踩起来可不易。你说一百句合乎标准的话，有那么一两句出了格儿，就单抓你那两句，而且往死里打。我就是那么成为处理品的。
其实，我这下半辈子应该从七九年二月算起。那以前，世界上就好像没有我这么个人。在柏各庄修座桥，说“来几个右派”，打铁铣过来的我就是一个。幸而我还有编制，所以三年后又坐在书桌上了。可二十二年我就像个得了麻风病的，没几个熟人敢沾边儿的。我总觉得身上缝着什么黄布条儿或旁的“次等人”标记。那时候，我老背诵那句印度格言：我没鞋，我痛苦；可我还看到没有了脚的人——那就是一划右就妻离子散的。
真的，跟许多一块儿倒霉的比，我还算是幸运儿。没罚我在胡同口下过跪，连一脚也没挨过。回想起来，我碰到的戴红箍的真是要仁慈、文雅多啦。
我常想，那些热血青年今天在干什么：进工厂？出国留学？在搞创造发明？我相信今天都用当年喊口号的胳臂，打人的手，在做着有益的事。我祝福他们，正像我诅咒驱使他们的那一伙——有的早已变成了粪土。
至于我己个儿，即便能活到90，也剩不到5年啦——我这连一个完整的肾也不趁的人，未必能活那么长。我总想趁着还有口气儿，再写点儿什么。
这辈子我大概不会再搞什么大工程了，就只想写点儿七零八碎，并且用我早晨常去水边散步的玉渊潭作为总题。您放心，我不会老谈己个儿。我每天要看上十来份报纸和一大堆刊物。尽管报纸大同小异，可毕竟还有点儿小异呀。我一有什么想法就写到小纸条儿上。这是我的老毛病。眼下又有几十个题目了。当然，日子一长，我往往就忘记纸条背后想过的话了。没关系。我管这些字条儿就叫“灵感”。当然，有时候灵，有时候不灵。反正活一天脑袋瓜儿这机器就得转一天。
有人说老年人最怕孤独。其实，那二十二年才真孤独哩。现在我并不孤独。一点儿也不。我常跟老朋友用电话聊天儿，身边又交了几位年轻朋友。最重要是我手里还有这管笔，坐下来就能同成百上千位读者朋友聊天。有时候拉家常，有时候掏掏心窝子。话不一定全中听，可我顶希罕的就是这种畅快的心情。
一九九五年六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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唉，我这意识流
作者：萧乾
要命的就是它老流！顶小就这么流。见到什么荒谬或不平的事，它流。甚至无缘无故，它也流。流出麻烦，惹了乱子，它还流。估计它非流到八宝山不可了。我管也管不住！反正睁着眼睛流，闭上眼睛更流，洪水还有大禹能治，可这意识流我简直拿它没办法。更糟的是，它并不老是暗流，有时作兴就会溢出一星半点来。不是吗，五七年就没憋住。二十二年戴了一顶比千斤还重的帽子；报上用斗大的字来声讨。糊了满墙的大字报，接着定罪画押，流放改造。可越是这样，它流得就更冲。
用科学语言来说，意识流就是潜意识，也就是内心对外在的事物的咀嚼，琢磨，反映。有时是过去生活中一草一木的再现；有时则是对白天经历的反应，所谓心猿意马。小时候，经常出现的是婶婶或堂哥的脸色——常是铁青色的；五七年出现的往往是拳头。大的小的，满是皱纹的和细嫩的。那时我经常梦见走路突然半个身子陷进泥塘里，身子一个劲儿往下陷，要不就是双脚悬了空。
修辞上的比喻，许多可能最早都源自意识流：在事物间，由此及彼做了比较感到相似而产生的。六○年回北京，吃不饱，又在街上见到倒毙者，不知怎么一眼盯住了马路中央的交通警，注意他是怎样有条不紊地指挥着交通。于是，我就自编了一句歇后语：交通警手里的棒棒，不能瞎指挥。
那十年当中，有阵子我们作为黑帮得“早请示，晚汇报”。我站得挺直，其实心里常开小差。可是当戴着红袖箍的头儿掴一位老干部（古典文学研究者）的耳光时，那凌厉的响声把我的意识流戛然截住了。我站得直了一些，嘴巴咬紧了一些，使劲瞪那位以前司机班的头儿：看你能神气多久！
确实找不到一条禁止意识流的法律，最多是告诫不许怀私心杂念。事实上，只要你光在脑子里流，不溢出来——或者只溢出些鸡毛蒜皮，也未必就大祸临头。八十年代以来，我就时不时地溢出那么一星半点儿，至今不也安然无恙吗？这一半是客观上辫子不那么抓了，棍子不那么抡了；一半是经历了五七年那样的风浪，我多少也有了些尺度感。
说起思想上开小差，我还受过一次教训。六六年六月，突然把上千名“牛鬼蛇神”全集中到北京西郊一个大院子里，开始了一场黑帮斗黑帮的游戏——当然是为了让娘娘开心。我看见一位明星指着培养自己的原领导一口气怒斥了两个小时。我看到作儿子的从四层楼窗口垂下一巨幅打倒他自个儿爸爸的大字报，站在我身旁的那位爸爸摇着扇子仿佛还感到颇为欣慰。大概以为这下儿子就可以过关了。最使我胆战心寒的是一次群声大喊“万岁”的当儿，忽然有人咬定一位老戏剧家（少见的干瘦老头子），硬说他喊的是“打倒”。于是，人立刻就被隔离起来了，并且很快就被拉到工人体育场上像罗马斗狮般的去斗，只不过这是头浑身皮包骨、连半个拳头也经不住的“狮子”。在调查时，大多数人说自己也在喊，没听见他喊什么。在那时，不咬一口就是仁慈。可居然就有人站出来证明“他喊啦”。
我推想，大家在喊那成天喊的口号时，老戏剧家可能正在意识流里同李慧娘对着话哩。那一回我可记住了，有时候就非把意识流这个口子关死不可。不然，万一出点差池，后果就不堪设想了！
从那以后，我还学会了一个高招：一齐喊口号时，我光举臂张口而不出声。这既保险，又省力气。反正不缺我这一嗓子。
然而尽管如此，这当儿意识流的口子还是以暂时关闭为妥。
我的意识流同我早年寄人篱下的生活是分不开的。为了怕我惹是生非，妈妈成天提醒我可别多嘴多舌。所以，我早就学会了把话往肚子里咽的本事。当时，不顺眼的事可多啦，但话还没到嘴边儿，妈妈一使个眼色，我就能收住。后来学织地毯，坐在板上织活的个个手里三把铁家伙，只要朝我身上那么一甩，我肉上就是个口子。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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