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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可惜唐山大地震之后，就再也听不到他的消息了。当时他正在开滦煤矿。

在福州教了一年书之后，1933年我又回到北平，并且转学进了燕京，成为那里新闻系三年级学生。

燕京是家贵族大学，我是怎么进去的呢？

1930年我在燕京读书时，曾给东大地的洋教授推过草坪，看过娃娃，还为新闻系叠过一份份的《燕京新闻》。

1933年重回燕京，就开始靠为沈从文主编的《大公报·文艺》写小说来维持了。毕业前的一年，要写论文《书评研究》，我就随写随一章章地发表。我的大学就是这么混过来的。当时，燕京有由马鉴先生主持的学生辅导委员会，它对我就是职业介绍所。

我的转学并且从英文系改到新闻系，是经过认真考虑的。人过二十岁，总会不断思考此生要干些什么。我在十六岁上就已决定走文学的道路了。然而这只是个大方向，我还在考虑干什么职业，我不想靠投稿为生，那太不稳定。英文系毕业，只有去教中学英语。我虽然教过几次书，但我并不想再去教。因为年年教一套课本；太单调。自然更由于我那时对到处跑跑发生了兴趣，什么职业最能为我提供旅行的机会呢？只有干新闻这个行当，既可以为走南闯北提供条件，还有供我发表作品的园地。我心里从一开始就很清楚：新闻这个职业只是为我广泛接触人生的手段，文艺创作才是我的鹄的。

我早年尝尽了贫穷之苦，也目睹三堂兄失业后靠典当为生的狼狈。我不想再重复那种遭遇。然而我更不想为了三斗米去干我所不愿干之事——譬如做官儿。那阵子，傅作义就曾通过先师吴文藻要在内蒙（绥远）给我个小官儿做做，我倒也很想深入一下我的老家，写写牧民，然而一听说非得当官儿，并且还得人国民党，就坚决谢绝了。

其实，我并不认为新闻学有多少可学的。课程表上我只希罕埃德加·斯诺所教的“特写”，其他如广告学、采访术，我都时常旷课去旁听英文系的“小说”（包贵思）和“文学批评”（谢迪克）。

我这辈子早年寒苦孤单，中年（1957年起）屡遭厄运，但青年和晚年却都十分幸运。1933年同斯诺由师生成为挚友，对我一生也是一大关键。我从他在课堂上所讲的得到莫大启发，使我坚定了当一名旅行记者，并且用文艺笔法写新闻特写的决心。同时，由于当了他的助手学到许多工作方法。斯诺在燕京只教了两年，而那也正赶上我在国内最后上的两年大学。我们不仅在课堂上见面（他第一天上课就宣布“我不是来教而是来向你们学习的”，他不是故作谦逊，而是真正反映了他虚怀若谷的为人），更多的时间我都泡在海淀军机处八号他的家里。我（后来又拉上杨刚）帮他编译了英语世界第一（？）部现代中国小说集《活的中国》。有一阵子我们三人（还有斯诺那位喜欢抢话的海伦）凑在一起谈论并争论。毕业之后，我们的关系延续了多年，在上海，在巴黎，都碰过头。五十年代初，倘若他能来北京，本来我们还可以再见一面的。怎奈他由于在美国《星期六评论报》上写了两篇文章预言解放后毛泽东终有一天也将像铁托那样向斯大林挑战而不允访华。六十年代，当他的预言果然实现，重访中国时，我已在柏各庄农场劳动了。从他的《大河彼岸》一书中我得知他曾在作协宴会上向东道主老舍问过我的下落。回答是：“他正快活地在一家国营农场劳动哪。”并且告诉他：“萧乾对写作已经没兴趣了。”

他在书中说，他是带着怀疑听取那个答复的。

在燕大那两年，我还结识了教美学和文学批评的谢迪克。我一向怕读抽象文字，还把艺术理论视为畏途。他却把我引入那个领域，在审美方面给了我启蒙和指引。有一阵子我也迷上了亚理斯多德以至十九世纪英国一些美学家如配特。谢迪克和斯诺同样有一种富于魅力的教学法。首先，他同学生站到平等地位，不居高临下。其次，他启发而不灌输，引导而不强迫。在班上，他总想法引起些争论——争得越激烈，他越兴致勃勃。

很快我就同他结下友谊。课余除了斯诺那里，我常去的就是他的家。他有位漂亮的白俄太太，他还有一副好嗓子。在每天必举行的《弥赛亚》大合唱中，他（男高音）总是四位独唱演员之一。他还弹得一手好钢琴，在溜冰场上，又是位姿势优美的高手。

1936年，我在上海《大公报》为曹禹的《日出》出评论特刊（整版）时，他的评论为许多人（如侯金镜）所推崇。敌伪时期，他像燕京许多外籍（他是英高加拿大人）教授一样，也被日军拘留在胶东。

他可没白当俘虏！1979年我重访美国时，他正在康奈尔大学任“中文”教授，他的三卷本《古汉语语法》已成为英美汉学界的权威之作。他带点嘲讽地说：“多亏了日本兵给了我那四年的进修机会。”他还译了《老残游记》。

谢迪克是位勤奋不倦而又热爱生活的人。七九年当我在他那半山坡的家中小住的几天里，他曾冒雨开车陪我漫游了漪色佳的山景，吃了他夫人亲手做的俄式佳肴，还听他弹了好多首“萧邦”。

我印象最深的；一是他那仿北海式的小花园和他带我去听的一次音乐会。年届八十的他还在唱《弥赛亚》，但已不再是独唱者。

八十年代中期，他在一封信中谈到他那位白俄夫人的死。他正回加拿大参加母校的一次活动时，突然接到她病重的电报就马上赶回去。一进门，只见太太已经咽气了。

谢迪克的精神矍铄得真是惊人。九十年代初，他来信告我已跟我的一位同班同学吴乐懿结了婚。估计当时她也已八十岁出头了。信中描述了他们的新婚旅行：由他这位九十多岁的老人开车，遍游大半个美国。

当然，没人能长生不老，前年谢迪克去世了。不久，吴乐懿也相继离开了人间，去另一世界找她老伴儿逍遥去了。

北大刊物上有不少人撰文哀悼他。我在这里也补上一笔。

在燕京，我还对心理学发生了兴趣。我学过普通心理学、社会心理学和变态心理学，但我获益最多的却是夏仁德教的《心理卫生》，它帮助我了解自己，也了解别人。懂得从人们的言谈举止中分析出各种心态如自卑或自高心理，以及转弯抹角的自我辩护，明白各种健全及不健全的思想活动。我认为，对下去体验生活的作家以及同社会各种人打交道的新闻记者，那应是一门必修科目。心理学是一门了解人的学问，这门学问对于我从事的新闻采访工作，从中受益匪浅。

在燕京离毕业还差半年，《大公报》社长胡霖就把我预定下来了。第一次会见中，他提出我进报馆后职务是编副刊，我要求在完成这项任务之后，让我出去走走。不讲价钱，反而要求额外的工作、任何老板当然都不会拒绝的。

一到天津，就有人邀我到天津女子师范去讲课。那时精力充沛，对于工作向来不知畏惧，只是有点担心“女子”那两个字。朋友都竭力为我打气，好在一周只去一两趟，就还是答应下来了。

我对教天津女师的事几乎没什么记忆。其实，在汕头教书时，就是男女合校，我并不害怕女生。只是后来我发现兼这个差使会把我拴住，不便于下去跑跑了，所以我没教几周就辞掉了这一兼职。

一提到天津女师，我就想起后来成为台湾文艺界元老的张秀亚。在我刚开始编《大公报·文艺》时，她就投过稿，并且被刊登出来。她那时恰好是女师的学生，当她知道我在那里兼课时，想借机同我谋一面，她写信给我，约定在我上课的那天，她将戴一顶大草帽等在课室外面。其实，投稿人要跟刊物编者见见面，十分正常。可是那天讲完课，一出教室门，大草帽之外还站了一些旁的女生。我紧张了，就匆匆溜掉，心里还怦怦直跳。

后来我们认识了。四八年她随丈夫（天主教大主教于斌之弟）去台湾前还来复旦看过我，那是我们最后的一晤。五十年代至七十年代，当我被迫搁笔的那二十二年间，她却在宝岛上一本本地出着鸿着。从她的书中我知道她一生也饱经坎坷。

1939年，我从香港《大公报》去伦敦大学东方学院，教现代汉语。

我从1930年在北京就不断教西方人华语。他们最欢迎北京人教。因为四声发音准确，尤其喜欢懂得英语语法的北京人。我教过大使馆参赞和洋商。当时还协助一位丹麦女汉学家孟泰夫人译过几卷《东华录》。工资一律都是每小时两毛五分。

也就在那时，我通过教汉语认识了美国的威廉·安澜，合编了八期《中国简报》，这些都已写进我的《文学回忆录》中了。这里所以需要重提一下，是为了谈谈我通过教西方人汉语——特别是英美人——所取得的一点经验。

不少人主张教外语要用直接教学法，就是一上来师生就讲所学的语言。我也同意。我从九岁跟我的洋嫂子学英语，就是这么用直接交谈或通信方式，到了高中三我才读了一本语法，一下就全通了。那就好像一个旅人看地图，地方去过了，就一目了然。还记得我那本语法是带图解的。至今，我仍认为用图解是学语法的一条捷径。

但是，教已受过高等教育的成人华语，我认为有时借用一下西语的语法还是条捷径。语法是由活的语言中总结出的规律。语言结构各有特点，但也有共同的东西，比如词类。

我在东方学院教的课本似乎是三十年代我的前任老舍先生编的，他还曾把会话部分录了音。当时，英国青年已应征入伍，所以我教的大多是超兵役年龄的老学生。直到四一年才教了一批（四十名）年轻人，他们都是信仰上（如桂格会）的反战主义者。上次欧战，英政府曾把当时的反战主义者全都囚在海峡的曼岛上，他们受罪，对国家也形成了人力的浪费。二次大战时，英国的办法改了，准许他们从事些非战斗性的职务。这四十名青年就志愿去中国战场从事救护工作。走之前，来东方学院参加训练班，由桂格会提供场所——伯明罕郊外一所农场，由我和西门教授给他们开个速成班。我除了语言，还得做一些有关中国各方面常识的介绍。

照我们这里的说法，这四十名英国青年应是不折不扣的思想犯，而且还有行动：拒服兵役。第一次欧战，英国处理得十分简单化，也十分浪费。国家同敌国开战，全国同仇敌忾，可却有一小撮人出于信仰，同抗敌大唱反调，拒不服兵役，关进牢房当然罪有应得！然而二十五年后，英国政府在二次大战中学了乖，懂得矛盾应缓解而不应激化，也承认既然宪法上给人民以信仰及思想自由，作为执行宪法的政府，就应认真实现，方能取信于民。

在我同这批反战青年接触的四十天中，我深深感觉他们都是诚恳的、优秀的英国青年。其中有一位如今主编著一份艺术刊物，还有搞医的。近年来他们时常把看过的英国报刊寄给我。我也十分珍惜同他们之间建立起的友谊。其中有一位在滇缅路上英勇献身，另一位叫悉德尼·贝利，在云南内地染上恶性疟疾，一条腿致残，一直架着拐。多年来他疾病缠身，却以顽强的毅力和不懈的努力成为国际法学家，著作等身，可惜已于九五年十一月二十六日去世。

教了三年之后，我于1942年去剑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