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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款子的下文，他都一五一十地答得出，总也没抓到破绽。

可是大会之后，旁的组可迭出捷报。楼梯沿墙贴出某某老虎昨天招认出贪污多少款——要上百万才算是“大老虎”。而我们这只老虎就是一元钱也没承认下来！组里由于焦急，有人就哄老唐说，你交代吧，交代了就放你回家。可是他还是一个劲儿地摇头。

事后，富有政治斗争经验的组长提醒大家，这种空头支票可开不得！无产阶级最讲究实事求是。诓出来的坦白一时交了卷，如果将来落实不了，就会丧失组织的威信。

我们听了，打心里折服。

正当我们为这僵局而一筹莫展之际，印刷厂那边的战斗小组跑来向我们“借”老店去斗他一个晚上。组长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就放手交全组讨论。有本位思想的就认为，老唐这只老虎只能由咱们组打，不能把他借出去。更多的人提醒说，可别忘了老店原是那里的厂长。厂里人要求拉他回去斗一个晚上，咱们总不能给人家钉子碰。况且工人去斗一下，说不定会打破僵局，他就开腔了呢！

这可是组织对我的一次考验。右倾就会站到老虎方面了，立场不稳，既对自己不利，也会有害于斗争。既然组里大家都赞成，我不能往革命群众头上泼冷水，那样对运动、对自己，都是不利的。况且这是印刷厂工人提出的要求，工人是领导阶级，人民政权是以工农兵为基础，而在这三者之间，工人更是领导阶级。

所以我也点了头。作为副组长，我这个头点的分量可要大一些。这也就是我之所以负疚至今的缘由。当时，我上意识说是为了运动，但下意识则是为了保全自己。

于是，当晚就由我们全组把老唐押送到印刷厂。

还没走到厂门口，就见两边墙上已经糊满了红黄绿色大字报。当时，“唐”字上头还没打红×子，那是到“文革”时才发明出来的。据说，是受到旧社会刑场告示的启发。

进厂门之后，那里的“三反”运动负责同志立即跟我们亲切握了手，然后绷起脸来吩咐说：“把他押下去！”

顿时，厂里的工人们震天动地喊起了口号。

我看到院里已经用草席搭起一座小台，两边挂着水月汽灯，一片轰轰烈烈的景象，直像是在办什么喜庆事儿。

这时，负责人过来同我们一一握手，连声说：“谢谢你们合作。”并且叮嘱说：“明天早晨八点半来接他吧。”

这一夜我翻来覆去怎么也睡不塌实，我一点也猜不出在那水月灯的照耀下，老唐是怎样挨斗法。只感到革命锻炼说来容易，实地经受起来实在并不简单。

这里应当补上一笔：

就在工人斗老唐的头一天，我们组还抄过老唐的家。叫门时，老唐那位缠足的爱人走慢了一些，组里那位积极分子当地一脚就把门踹开了。

说老唐的家“朴素”，那可很不够。竟然就朴素到连一件装饰性的陈设——例如一只花瓶也不见。一进屋，都是些破破烂烂。他们一家虽然住在城里，而且是首都，却连张床也没有。全家就睡一铺大炕，靠窗户角有个被褥垛。把被子一件件抖开，以为会有点金银财宝，可只抖出点烂棉絮。

屋子是两间，可空空荡荡。我们翻箱倒柜，只在角落里见到一个并没上锁的破皮箱。打开一看，几件换季的衣裳底下压着个浅蓝色的人民银行小存折，我们一时如获至宝。可是打开一看，每月存进去的合不到现在的五元钱。整个折子存的也不到今天的一百元。唐的那位面黄肌瘦的老伴儿，一看就是个老实人，她还非要烧水给我们沏茶。于是她就一边捅开煤球炉子，一边问我们：老唐究竟犯了啥法啦？我们并没听她唠叨，只是四下里东翻西找，希望能找到老唐贪污的蛛丝马迹。

但是，我们完全扑了空。每当我想起那回抄他家的情景，以及紧接着工人提出要“借”去斗他的事，我的自责心情就更沉重了。我是昧着良心点的头啊！

把老唐交给工人的第二天早上，我带着几位组员去印刷厂领他回来。跟我们接头的工人一见面就告诉我们，斗争会开到大半夜。他把我们领到后院一间堆房，房门上了锁。打开门之后，只见老唐瑟缩在墙角一领破席上。头肿得像是个大西瓜，简直大了一倍。他眼神迟钝，脸色苍白，脖子上血迹斑斑。显然，他经历了一场可怕的斗争。

我当时心里想：革命可真不是请客吃饭！

领我们去的工人厉声喊：“站起来！”

老店哪站得起来呢！他用一只胳膊撑着破席，蛮想咬牙直起身子，可那身子早已不听他使唤了。我只好过去扶了他一把。然后，他一拐一瘸地跟着我们走回来。

我们组一致同意应当让老唐养养伤。收了押之后，当天没再为他开会。老虎挨了这么一顿揍，也真该让他将息一下。

过了几天老唐开腔了。他似乎忽然想通了，主动提出要交代。

他先交代的几笔都是与出版科同志有关的。可是一让他交代时间、地点，他就又张口结舌了。

后来他学了乖。每逢交代什么款子，都有年月日以及地点——老唐对北京地理不熟，所以不是西单什么饭馆，就是中山公园。数目也都不算大。

我们组把战果报上去，也开始受到了表扬。同时，上边还提醒我们：同兄弟组相比，我们还很落后；要乘胜直追，不可麻痹大意，放松斗志。

每当我们走过张贴出来的战果统计表的时候，看到上面居然也有了我们组，就觉得口号没白喊，心机没白费，总算打出了老虎。

不用说，由于老唐这么坦白，这么合作，我们对他也不再吹胡子瞪眼睛了。他开了窍，大家的日子都好过起来。

只是这数字和特号老虎还有很大距离。照印刷厂的年收支情况，他也还得努把力。

因此，每回从楼后押他到小组来“过堂”，总要经过前厅和两道楼梯，一路墙上都贴着大字标语和斗争的喜报。他很可能已经摸索出我们需要的最起码的数字了。

也许是为了减少或缩短他自己的痛苦，他就也竭力帮我们凑。这样，每次会结束前，他从不“关门”，总说：“让我好好再想想。”

他大概也渴望早些凑足数目，早些结束他这段痛苦的日子。就这一点来说，我们是有同感的。

有一回，他吞吞吐吐地说：“我有个老战友……”我们立即追问起：“老战友怎样啦？”“他是搞装订的。”我们意识到新的战果就要到手，就来个趁热打铁，追问下去。他吞吞吐吐地说：“我给了他……”负责记录的组员赶忙打开了笔记本，并且追问：“多少？”

他说了个不小的数目。

于是，我们要了两辆吉普，就押着老唐来到西直门大街一条小死胡同口上。路太窄，车开不进去，就在胡同口外边下来。组员们押着老唐，我们两个组长就去拍那家的门，门上红地黑字写着：“忠厚传家久，诗书继世长。”

那可是草木皆兵的年月。老唐的这位老战友一看后边还跟着在押的老唐，大概就猜出是怎么回事了。他愣了一响，悟出这是来跟自己对质的，就咕咚一声朝老唐下了跪，边作揖叩头边哀求说：“我的老哥，俺们一家八口，老的老，小的小。请你高抬贵手，别害我吧！”

他边说边刷刷地掉着眼泪。

老唐是个软心肠人，这情景显然触动了老唐的恻隐之心。他咽了口吐沫，小声对我们说：“我记不清啦！”

想必老唐只顾凑数目了，却没料到还有对质这一实事求是的举动。

连开吉普的司机一路都在驾着老唐“不是东西”。我们组在扑空之后，更是气愤，甚至警告老唐：今后交代什么，都得这么对质，他不用想蒙混过关。

老虎与打虎者之间关系缓和了一段之后，现在又紧张起来。我们虽没动手打他，可是每次开会总一副剑拔弩张的样子，非要他交代个水落石出不可。

不管我们怎样拍桌子追问，老店又恢复了最初那一问三不知的顽抗了。这时，性急的团员就厉声对他说：

“老唐，你再不交代，就还把你押回你们那印刷厂去！”

这声恫吓可真奏了效。

经过一天的反省，第二天老唐又开口了。他说，他贪污的钱没分给谁。他都买了银元啦！

“银元在哪儿？”

“俺埋在徐州城外头的柳树底下啦。”

这倒也符合当时农民不信任银行，甚至不信任钞票的心理。只是偌大的徐州，到哪儿去刨这些银元？

我们要他交待出确切地点。他说是埋在城外（可见当时徐州还有城墙）护城河边一棵柳树底下了。

“哪棵？”

“河北岸第八棵。”

现在回想起来，老店这可真是顺口溜了。可我们当时急于追求数字，也太缺乏判断力了。

四十多年后来回想这件事，真觉得荒唐好笑。我们匕个知识分子活活给一个农民耍了！然而，这农民确实也被我们逼得没法解脱。干了那么多年革命，什么享受也不图。如今，身陷囹圄，几个月见不到老婆孩子，而且还不知熬到哪一天！他有点豁出去了。

正当大家议论咋办的时候，那位一直想多在祖国内地跑跑的归侨青年就自告奋勇说，他愿接受这个任务，去跑一趟。

于是，组织上就为他开了介绍信，请徐州的“三五反”委员会就地给以协助。

这可真是海里摸针！

小张——我忽然记起他的姓来了——组织纪律性很强。动身之后，每天必打个长途来报告情况。徐州那边的兄弟单位也派人协助他沿着护城河边去一棵棵地刨。

倒楣的是徐州城外那些垂杨柳，它们什么也没窝藏，完全是无辜的。只由于老唐那个交代，就一棵棵给刨得乱七八糟。而且除了几条蚯蚓和露出的树根，什么银元，连影子也没见！

扫兴啊，想挖的是一堆袁大头，挖到的却是一堆堆的土！

小张回机关时，运动已经进入新的阶段——或者说，扫尾阶段了。

搞运动总要分阶段，而每个阶段又各有其重点，这是完全符合辩证唯物主义的规律的。运动开始时，强调的是不能放掉一个老虎；“三反”搞得彻不彻底，关系到党及共和国的存亡；这些腐化分子是毒蛇猛兽，是定时炸弹。上边号召每个公民、每个干部都要擦亮眼睛，要大胆怀疑，要同我们队伍里的腐化分子作坚决的斗争。

如今，各战斗组经过几个月的日夜奋战，取得了累累战果。现在到落实阶段了，上边加紧内查外调，战斗组则转入学习，并且谈自己的体会，检查自身的资产阶级思想。

于是，我们就把老唐和他的材料一古脑儿交给上级。老店还在隔离反省，但他的问题已不归我们组管了。

思想检查是从写自传开始的。

共和国虽然刚刚三岁不到，可我那起码是第四五回写自传了。幸亏我大学毕业就进了《大公报》，四年后我又去了英国，四六年才回来。中国近代史最复杂的是国共合作那个阶段，亏了抗战中的武汉我没到过。那时谁是国，谁是共？谁是正派人，谁是国民党特务，很难分辨。

我很侥幸，自己当时没在国内，所以我主要检查的是资产阶级思想。我迷信过西方民主，甚至赞赏过议会政治。检查会上，有人说我在思想上是个大老虎。我洗耳恭听，并且表示同意。我受到了几位大学教授的启示。他们在自我批判文章中都沉痛承认曾深受西方民主思想的毒害。

记得三○年我在辅仁读书的时候，有一位家里九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