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萧乾文集-第6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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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与否
yes是“是”，No是“否”，这原是最起码的英语常识。
然而语言并不光指词汇，教语言更重要的，得教用法。
就以这个最简单不过的“是”与“否”来说，中国人的用法同英语世界的习惯就大不一样。差别就在这第二句上。例如：
问：“你是中国人吗？”
回答都是：“是”或“对”。没有分歧。
可是如再反问一句：“你不是日本人吧？”
中国人的答法一般都是：“是”。就是肯定对方所说的话。
然而英语答法只能是“否”。就是得一竿子否定到底。
三二年，我在福州教书的时候，一天，一位年轻的美国女教师下课后，脸色涨红地走进教员休息室。我问她出了什么事，才知道，原来在她的班上发生了这么一件事：
她在课堂上用英语问学生们：“我是你们的朋友吗？”
学生们齐声嚷道：“是。”
接着她又说：“我不是你们的敌人吧？”
台下齐声使劲喊的，仍然是：“是。”
她十分感叹地对我说，已经教了他们快一年的书，学生们对她的态度竟还是摸不透。
语言用法这种微妙的差异，有时会造成很大的误会。这个例子对于在翻译工作中主张一字不改、死扣原文的直译专家们，我想应该有所启发。
一次失言
五十年代初，知识分子为了赶上时代，都竭力否定自己的过去，有时连过去在学术上的成就也羞于提起，惟恐被打上白色的旧知识分子的印记。
一次，我赴捷克大使的家宴。主人虽身为大使，其实他原是位作家，流亡伦敦时曾同我一样也是国际笔会的会员。那天同席的还有我们一位名诗人兼德国文学研究家。大使那天夸说，他在使馆顶层有一写作间。每天他必躲到那里去看书或写作，不见客，不接电话。接着又谈起他正在读着德国诗人里尔克的诗集。
这时，我就接下去说，同席的那位兼德国文学研究家的诗人是最早把里尔克介绍到中国来的，译稿还是在我主编的《大公报·文艺》上发表的。
我的话既是事实，自然也包含着表彰。不料那位诗人听了却满脸通红，不置一词，像是被人当面揭了什么短似的。
这时我觉察自己失了言，但话已说出，收不回来了。
席间一度出现了紧张，我十分懊悔自己的多嘴。
现在回想起来，那正是连无辜的《简爱自传》和《约翰·克利斯朵夫》都被斥为毒草的年月。当时，倘若有人说我研究过乔伊斯的《尤利西斯》，估计我也会大大吃不消。
幸好，那样草木皆兵、动辄得咎的日子已经一去不复返了。
也是看电影
谁没看过戏和电影！但六十年代初的一天，看电影可不是为了开心，那是严肃的政治任务。当时，《海瑞罢官》、《李慧娘》，凡是打了红某子的，就都属于“全民共讨之，全党共诛之”的毒草。去看钦定的“毒草”，可得义愤填膺，擦亮眼睛。
下班之前，学习小组长就绷起面孔厉声宣布：下午两点半要去文化部看电影，不许迟到早退，不许请假。最后还着重通知：看完了要立即回机关开会批判——最后两个字是带着凶狠的眼神和语气说的。这显然既事先就表白了通知人的立场，也预示出这又将是一场殊死的斗争。
作为严重政治任务去看的电影，偏偏是充满江南秀丽风光的《早春二月》，一部极动人的文学片。然而人们可不是去欣赏；而是要在那小桥流水中间寻找万恶的修正主义。
命运真奇妙。那阵子，头上有“帽子”的日子反而好过些，因为所有的批判，首先需要表态的是革命群众。我细心倾听着他们一个个吃力地往那无辜的电影头上扔着泥巴，扣着修正主义帽子。其实，这倒也不难！那年月，凡是属于真善美的，都可能毫无例外地扣上那顶臭帽子。
革命群众扣完帽子，时间也差不多了，小组长宣布任务完成。于是，就散会大吉。
到了六十年代中期，“文革”就没那么文明了。不是打翻在地，踏上一只脚，就是砸烂狗头，碎尸万段。“革命”和嗜血就成为同义语了。
斯文扫地
“文革”期间，机关脑体倒挂。平时的勤杂人员如今坐在办公室里给干部们派起工作了。年轻的去拉卷筒纸，老的则派些“轻”活。有个时期，我同范用和王子野烧锅炉。承他们二位照拂，往外推炉渣时，他们总抢着驾辕，让我在旁边推。后来又改派我同原社长许觉民扫大院子了。
那阵子，“牛鬼蛇神”一清早都要排队点名，然后自报身份，有报“胡风分子”的，我就报“右派”。古典部有位老党员，干了一辈子革命，什么过错也没犯过。他原本应报“修正主义分子”，可他报了声“老干部”，这下可惹出乱子了。那个个子高大的原司机班头儿——那时成了革委会主任，就当众左右开弓，脆脆地扇了那位瘦小的老干部十几个嘴巴，好不威风！
许觉民那时算是“走资派”，我呢，是“老右派”。每天，我们俩总是扛上扫把，准时来到收发室，那位好心肠的工友还偷偷给我们各斟一杯茶。强迫性的劳动就是积极不起来。我们总是聊一阵天才无精打采地抄起竹扫帚。许觉民边走边诙谐地说：
“走，斯文扫地去吧！”
我听了喝彩道：“这个词儿用得恰当，用得好！”
亡羊还可以补牢
人不一定犯了刑事罪才会尝到听候宣判的滋味。当那位放射科主任把我肾部的透视片交给主任大夫，大夫迎着灯光边看边摇头时，我心里可紧张了。我多么想知道自己躯体里出了什么差错啊，可又不敢问，只能屏息直愣愣地望着他的脸——特别是他的嘴，听他宣判。
好容易他才慢条斯理地转过身来宽慰我说：“腹腔问题好像不大……”这时，他又皱起眉头指了指底片左下角一块毛栗般的阴影说：“你左肾可长了块结石，块头还真不小哩。”
透视和同位素扫描进一步证实了他的诊断：我的左肾确实有块鹿角形的结石，他估计至少已经有十年了。（这时，我记起在湖北咸宁干校喝了三年那带粪渣儿的湖水。）不过，他说正因为它块头大，掉不进尿道里去，所以他建议保守治疗，暂时不采取措施。
恰好这时（七九年夏）作协通知要我参加首次对美国的访问。我能去吗？几家医院的大夫都给我打了保票。这样，我就带着它登上了泛美航空公司的客机。四个多月跑了美国十几个城市，有时清闲，有时忙到凌晨。除了腰部偶尔作痛外，结石并没捣什么乱。
回国后，促使我下决心非去掉这块结石不可的理由，十分荒唐可笑。我当时想，既然那枝笔又还给了我，我就要上山下乡，好好干它一场。就像五○年领导说要我赴朝鲜管理战俘，我马上就去协和医院把阑尾割掉一样。我总希望身上没有包袱。
不幸，做了摘除结石手术，导致尿道不通，带了八个月的管子之后，终于还是把左肾摘除了。
接着，也许由于负担过重，这唯一的一只肾也只剩下常人的三分之一的功能。
于是，我到处找有关肾病的书看，并开始严格控制起饮食。十几年来，我就靠这三分之一的肾，居然还凑合著活下来了。
同样，当我满口好牙的时候，一直不知道爱惜，还同旁人比赛过咬杏核！如今，只剩了几颗，倒懂得爱惜起来。
所以我总是亡了羊才去补牢。
朋友，劝君还是羊未亡就先补牢，这是一个老人真诚的忠告。
出版奇迹
既然往日的文学不是“帝王将相”就是“才子佳人”，“文革”十年，出版业整个闲下来就是意料中事了。从编辑到出版，从校对到印刷，都关上门改打起派仗了。
忽然间，七十年代的一天，一项“特急任务”交下来了，说上头要看一部古典名著，而且要得急。
于是，全出版社立即响应号召，全力以赴，日以继夜地大干起来，要力争在出版速度上创个世界纪录。
任何行当一搁将近十年之久，肯定会生疏。同时，任何行当搁下将近十年之后，大多数从业人员也必定会感到技痒。如今任务下来，而且来自最高方面，这在当时是莫大的光荣，大家干起来，怎能不分外起劲！发稿、校对，一环一环都特别加了紧。
大家不但放弃午休，还加夜班。一方面是由于又摸起本行业务，毕竟比成天打派仗有意义；同时，大家也可以借此表一番对革命的忠诚。经过三个昼夜的齐心奋战，这三百多页的“特急任务”，居然提前二十四小时全部完成了。
书印成之后，由我们出版社革委会主任亲自送交有关领导转呈上头，接着就受到表扬。
于是，革委会立刻在临街的铁栏杆上挂起二十几尺的横幅红绸金字大标语：庆祝提前完成紧急任务而受到表扬！当天黄昏，革委会就组织了一次庆祝游行，并要求全体人员一律参加，不许请假。每人还发给一面三角彩旗，一路上边走边喊着口号。
后来才知道，原来突击出来的是：明代一部童子免阅的《笑话大全》！
文明标准
三九年寒假，初次由剑桥去伦敦度假，就预先按照报纸“招租栏”给伦敦一家长短期住客都接待的公寓去信，订了个房间。在利物浦车站下车后，为了妥当，我还又给那家公寓去了电话，回答说房间已经留下了。到了那家公寓门前：按铃，开门。可房东一看我是个黄种人，竟彬彬有礼地说：“对不住，那间房刚租出去啦！”
幸蒙朋友告知，罕姆斯苔德有位姓丘吉尔的老夫人开一公寓，专喜接待东方学生。她那里已经住了一位来自锡兰（今名斯里兰卡）的女提琴家，还有学政治的印度学生（后来成为新加坡的副总理兼外交部长），此外就是伦敦中国银行的副理胡明理。所以我没费什么事就也住进去了。
老太太对肤色虽没成见，但对房客们有个极合理的要求：必须穿着睡衣入寝。也许是怕房客把她的被褥睡脏了，可她却说这是文明不文明的标志。
我是在北京东北城角穷人家长大的，小时候干脆光着腚睡觉，成人后，也只穿条裤衩和背心，从不习惯穿什么睡衣。幸而她那座三层小楼里还住着几位东方同胞，在他们的提示下，我赶紧去买了一套。而夜里我还是照老样子睡。清早，把那套睡衣揉作一团，装作穿它睡过了。
就这样，在这位老夫人眼里，我也成了一个文明人。
多情的未亡人
也是七九年住在五月花公寓的事。
一天，写作中心来了一位短期访问者（就是仅住上一两天的），是位希腊作家。他的一部小说被拍成了电影，中心要放给大家看，这位原作者就跟着影片一道来了。由于同是来自文明古国，我就邀他共进晚餐，他也欣然接受了我的邀请。
此人其实刚步入中年，可瘦削的脸上长满着棕色的络腮胡子。他握着我手的时候，连声说着：“孔夫子。”于是，出于礼貌我也报以：“苏格拉底。”接着，他又迸出“李白”两个字，我赶紧还了声“荷马”。
我知道的希腊诗人名字太有限，幸而他大概也把肚子里关于中国诗人的名单抖落得见了底。反正这番对口缩短了我们之间的距离，足以使我们一见如故。
那天我还特别去当地的朝鲜铺子里买了点东方小吃。我们边吃边聊。饭后饮白兰地时，他忽然嘤嘤地哭了起来。一边哭，一边从上衣贴身处掏出一张照片。他颤巍巍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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