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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人街故事-第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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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供职莫斯科广播电台，担任中文播音员工作的邹传华对当年亲生父母分别的那一幕仍然刻骨铭心：“全家分开时我和父亲去南京，我们先上火车，母亲来送行，我就记得两个人拥抱在一起哭，哭得非常伤心。我这个印象特别深，因为旁边的人都围着，他们可能觉得不理解吧，反正哭得非常伤心。”邹厚工当时想，最多三年，中苏关系就会和好，全家就可以重新团聚。毕竟都是马克思的弟子，都是共产党，怎么会长期为了一点理论上的事情闹得那么厉害？然而，事与愿违，这个家庭从此天各一方，邹厚工与柳芭的人生轨迹也出现了重大的曲折。
中苏交恶后，邹厚工因为曾经留学苏联和娶了一个苏联姑娘，在历次政治运动中屡受冲击。他在“文化大革命”中被批斗，在南京看守所被隔离审查了7年多。最初，小女儿传华自己在家里觉得很自由，因为没有人管她了。但时间一长，家里见不到亲人，而且听到周围的人议论她爸爸妈妈是坏人，是“苏修特务”，小传华感到了巨大的压力和无名的恐惧，晚上睡觉都不敢关灯。1979年，当父女俩终于重新团聚时，邹厚工的双眼几乎失明了。他用手抚摸着传华说，哎呀，女儿都长这么大了，俩人泪如泉涌，哭成一团。对于自己和家人所承受的苦难，邹厚工一直认为是两个国家关系不好造成的。他感叹地说，我们只不过是历史车轮下的小蚂蚁，我们的命运是同整个国家的命运连在一起的。
韩存礼和陈先也是1958年从莫斯科大学毕业回到祖国的。他们满怀报国之志，希望马上投入到第二个五年计划的建设热潮中，大干一番事业。然而，已经习惯吃面包的他们，对国内的政治气候缺乏敏感。韩存礼回国后被分配到洛阳工学院，他说：那时我年轻，思想比较幼稚，一看墙上的大标语写着“大干六个月进入共产主义”，就根本接受不了，结果就越来越不行了。陈先回国后进入第二机械工业部工作，马上成为第一批参加大炼钢铁的人。他慢慢地感到，从苏联回国的这些留学生当时并没有被重用，人们反而是带着怀疑的态度看他们，要让他们在大炼钢铁中“洗洗脑子”。此后，他们也确实没有机会很好地运用在莫斯科大学所学习到的专业知识为祖国服务，而是不断地被席卷到一波又一波的政治运动中，甚至被下放到干校、派去喂猪、被戴上“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的帽子挨批斗。
第一部分中国第一代留苏学生故事（3）
“文化大革命”期间，韩存礼在1969年被关进监狱。开始他不服气，不认罪。结果发现越不认罪处境越恶劣，越要遭受折磨，天天挨打。在万般无奈的情况下韩存礼也只好编瞎话了，承认自己企图“颠覆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本主义。”另外，他还犯了一条在当时看来非常严重的罪行，就是用印有毛主席像的报纸当手纸。韩存礼说，我们在俄罗斯都养成节省的习惯了，拿报纸当手纸。“文革”期间的报纸上都有毛主席像，习惯性地使用后，就犯了侮辱毛主席像的罪行，于是便受到“群众专政”。他说，在“文化大革命”中我受的冲击比较严重，原因就是我这个人不识时务。别人都能够见这个风头不合适的时候就不吭气了，我却是顶风上。为什么呢？我自己有这么一条，觉得自己是革命的动力，根本不可能是革命的对象。我从来不承认我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结果越不承认越糟糕。后来我才明白，原来我就是“阶级敌人”啊！
在那个全中国动乱的非常年代，由于中苏两国的关系处在全面对抗的冰河时期，留苏学生的个人命运也就变得跌宕起伏，完全不能在自己的掌控之中。“文化大革命”这场浩劫结束后，邹厚工他们几个人都获得平反，恢复名誉和工作，但那时他们都已经年近五旬，一生中最适合工作的时光就这样蹉跎过去了。
从1982年起，中苏关系开始趋于缓和。1989年5月，前苏共中央总书记戈尔巴乔夫访问北京，中苏最高领导层一致同意实现两国国家关系的正常化。在时代的冰雪消融之后，几位老一代留学生由于不同的机缘，又回到了阔别多年的莫斯科。前苏联的解体，使俄罗斯发生了巨变，也深刻地影响了21世纪的世界格局。对于当年的中国留学生来说，现在的莫斯科是既亲切，又生疏。
1985年，邹传华获准来到莫斯科探望母亲和姐姐。这时，邹厚工已经组建了新的家庭，原来的跨国婚姻无法恢复了。几年后，邹传华和丈夫来到莫斯科经商，不久他们把几乎双目失明的邹厚工也接到这里定居。现在每天照顾邹厚工起居的是他的第二个妻子贵霞。他们居住在莫斯科市内一套前苏联时期修建的陈旧住宅中。当年跟随柳芭回苏联的大女儿传苏，已经是两个孩子的妈妈了。她现在完全不会讲中文，两个孩子也看不出有中国血统。虽然在这个特殊家庭里成员间的交流必须使用两种语言，但是彼此的亲情和血脉是割不断的。对于他们所有人来说，中国和俄罗斯就是父母，哪一个国家不好，他们都会感到不舒服。两国的关系不断改善、发展，他们便是最直接的受益者。
韩存礼的妻子在文革期间同他分了手。上个世纪80年代后期，他作为访问学者第一次重回莫斯科。后来随着中俄贸易的活跃，他开始为两国的经贸企业牵线搭桥，并在莫斯科定居，从事一些当地的华人事务。他现在的妻子是一位俄罗斯老太太，两个老人相依为命，还养了一条狗，一起过着简单而平静的日子。在莫斯科生活的10多年中，韩存礼亲眼目睹了苏联的解体和俄罗斯政治、经济、社会各个方面的重大变革。虽然一生历经磨难，但他一直保持乐观坚强的生活态度。每年的11月7日十月革命纪念日这天，他都会到红场参加纪念活动。
“文化大革命”结束以后，陈先、陈滋康夫妇一直在桂林岩溶地质研究所工作。退休后他们被中国一家企业聘请担任驻俄罗斯的业务代表。虽然当时年纪已经大了，但想到还能再回到莫斯科，他们便欣然前往。当然，莫斯科已经不是他们所熟悉的地方了，这座城市给他们的亲切感也远不如从前了。不过，令陈先欣慰的是，在这里可以再见到以前莫斯科大学的老同学。当年教过中国学生的老师们大多已经去世了，只有一位讲师还健在，陈先有空时就会去看望他。
50年过去了，莫斯科大学，这所曾经培养出7位诺贝尔奖获得者的俄罗斯最高学府，并没有什么特别显著的变化，只是它在世界综合大学排名榜上的位次不如当年那么显赫了。今天，人们在这里又能够看到许多年轻的中国留学生在勤奋学习，在规划着自己的未来。同50年前的第一批中国留学生相比较，他们好像懂得更多——科学技术知识的体系在不断发展，学习的手段也更现代化了，但他们也许永远都无法体会当年那一大批时代骄子的心绪，永远不可能产生对莫斯科的终生眷恋。因为对于中国第一代留苏学生来说，莫斯科是他们心中永不枯竭的激情的源泉，也是他们人生命运交响曲中最美妙的篇章。
第一部分常驻德国的中国少林和尚（1）
河南嵩山的少林寺是蜚声中外的中国武术胜地。对于这个历史悠久的佛寺和寺内武艺超群的僧人，不仅中国人怀有深深的仰慕之情，就是金发碧眼的外国人也充满了由衷的敬意。在欧洲，喜欢少林寺武功的人非常多，而在这个洲的地理中心区——德国首都柏林，常驻着少林寺的真正代表：一群来自中国的少林和尚。
把少林寺引进德国的是戴勒先生，他现任德国少林寺股份有限公司的总经理。戴勒曾经得到少林寺热心方丈的帮助，得以成为嵩山少林寺的一名俗家洋弟子。像许多喜欢中华武术的西方人一样，戴勒对少林功夫如醉如痴，他更看中了少林寺这块金字招牌的巨大商业价值。几年前少林寺有意在欧洲寻找合作伙伴，推广少林文化，戴勒得到机会，便全力推进合作。
2001年7月27日，德国少林寺正式成立，成为欧洲大陆上第一个少林寺分寺。嵩山少林寺方丈释永信师傅亲自到柏林出席了成立典礼，并先后派遣多名弟子常驻德国，讲授佛学和传授少林功夫。少林寺的来临轰动了整个德国，一股少林旋风随之刮起。短短的几年时间，德国少林寺已经拥有500多名学员。这些学员来自德国社会各界，其中有公务员、公司职员、普通工人，也有吸毒者、癌症患者和失业人员，甚至还有青少年。他们来德国少林寺学习的目的也各不相同，有的想从东方文化中寻找新的精神食粮，有的要借习武摆脱尘世的烦恼，还有的是只希望通过学习强身健体。
释永传大师是德国少林寺里唯一的文僧，也是嵩山少林寺派驻德国的主持。永传大师出生在一个世代信佛的普通人家，自幼住在嵩山山脚下，在少林文化的耳濡目染中长大，17岁就在少林寺剃度出家，成为少林曹洞正宗第33代弟子。后来又进入中国佛学院深造，在少林寺年轻一代僧人中脱颖而出。在德国少林寺，释永传大师不仅要主持寺务，还负责传授佛教禅宗，教授太极和少林气功。
除释永传之外，德国少林寺还常驻着5位功夫师傅，也就是武僧，他们都是由嵩山少林寺的方丈亲自挑选的。对于这些远道而来的少林寺和尚而言，异国他乡的生活充满了新奇和挑战。显而易见，最直接的挑战是语言和饮食习惯。
释永传说：“我们现在有6位师傅在这边，每天讲话还是用中文。虽然我们在学习德语，但是只能说跟学生说话时可以用德语，在外边和一些朋友交流用德语，我们自己每天大多数时候还是讲中文。”为了尽快过语言关，他们请了德语老师，每个星期上两次课，一次两个小时，目前已经学会了使用德语进行简单的沟通，但看小说、看电影、看歌剧什么的就有不小的困难。
少林和尚们在柏林的日子很节俭。每个月除了吃饭之外最大的开销就是学德语。虽然公司出钱给他们聘请了家庭德语教师，但为了尽早通过德语这一关，有的师傅还自费到德语语言学校进修，这是一笔不小的开支。释永传大师对克服语言困难很有信心：“我们都是年轻人，吃点苦没有问题。德语应该没问题，把它拿下。我一定要把它拿下来。不仅拿下，而且我要用德语去给他们的学生讲课。可能的话，在不久的将来，两年或三年以后，我可能要去他们德国的大学里面给他们讲宗教。”
谈到饮食，年轻的少林和尚话更多了：“在国内的时候我们在一个斋堂里。在斋堂有专门的师傅做饭，我们自己不需要怎么做。但是出来了就自己做饭了。会做的也不多，反正自己做饭自己吃还可以。口味还是一点没变，在中国几十年，口味不是一下子能变过来的。这里吃饭很简单、随便。早餐是西餐，有牛奶、面包，我们6个人三个烤箱，烤面包来的快。还有草莓酱、蜂蜜酱，然后也吃巧克力酱。德国人叫我们这些师傅巧克力和尚。在中国和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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