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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5年底，马海滨终于打听到自己在奥地利的户口已经被注销，马海滨感觉到事情的严重性，立刻重新托人申请签证，然而尽管他详细写尽了各种理由，一次一次地往使馆跑，到最后，那些领事部的外交官一见到马海滨来都躲他，可他的要求始终遭到大使馆的拒绝。最后一次被拒签，领事给他签下了这样简单的一句话：我们奥地利不再欢迎你。
这张随意的纸条就像一道宣判书，将马海滨和他在奥地利的所有生活彻底切断。但是，更让马海滨没有想到的是，在离开奥地利的期间，他在三星公司75％的股份已经通过一份有着他本人签名的委托书，瞬间转让给了他人。身在中国的马海滨在收到这份委托书的复印件之后，感到十分震惊。他从来也没有签过这样一份文件，也从没有想到文芳会做出伪造签名，出卖他公司股份的事情。
他发现，这份委托书全部是德文写的，没有经过中国外交部领事司和奥地利驻中国大使馆的任何认证，就到了他的手上。经过专家鉴定，委托书上的签名也完全出于他人之手。1996年底，马海滨再也不能让事情这样无限制地拖下去了，他决定马上离开，回到奥地利，调查事情的真相。


第四部分欲望多瑙河（4）

1996年底，马海滨通过偷渡回到了奥地利，并立即找律师展开调查。可此时，他在维也纳的全部财产早已不再属于他自己。同时，他更没有在奥地利合法居留的身份。很快地，马海滨成为了警察抓捕的对象。在回奥地利的头三年当中，马海滨三次被关押，其中1997年的经历，把马海滨推上了生死线。
回忆起当年被警察关押、侮辱并押送回国的经历，马海滨的脸上显现出激动和愤怒的神情。他说提审他的警察对他十分不友好，甚至侮辱他的人格。马海滨说：“当我说我在奥地利有公司，有财产的时候，他就显现出一脸不屑的样子，摇着头说‘NO……’，还冲我大声地吼叫。”
马海滨告诉我们：“我在克拉根福特有一个代言人，钟老师。他到监狱里来看我，专门带了一些材料来，让他（提审警察）看一看。可他‘咣叽’就给打一边去了，手抬得很高的这个样子。我所说的这些东西，他全部不承认，不让我说话，就非要强行押我（回国）。我就讲了，我的问题没有得到彻底解决就让我回去，是一种极不负责任的态度，也是不符合人权的。”
此时的马海滨无论如何是不想就这样不明不白地回去的，他觉得自己很冤枉，曾经全部的生活都奥地利，可一下子就什么都没有了。他决定以自杀来表示抗议！
在洗澡的时候，监狱里发了剃须刀。马海滨用打火机将周围的塑料烧化，把刀片取了出来。之后，他就拿万宝路香烟的锡纸将刀片包起来，塞到牙齿底下，藏起来。等到警察来押送的时候，他首先被他们用皮带捆了起来，然后上了车，开往维也纳机场。
车子刚进维也纳，马海滨就取出刀片，往自己的手腕上划去，第一下没有什么反应，当划第二下的时候，鲜血“哗”地一下喷了出来，染红了他的衬衣、皮带、短裤，不一会，警察们回过头，看见马海滨面色苍白，车子的地板上流了一大片血。他们赶紧用急救包里的物品，将他的伤口简单包扎处理了一下。但他们并没有立即开车将他送往附近的医院急救，而是一直开到了一个叫什维夏的地方。那个地方靠近机场，有个警察局。他们找到了那里的警察，在当地警察的带领下，他们穿过小路，将马海滨带到了很小的私人诊所，对他进行了治疗。更让马海滨难以忍受的是，他们的态度十分粗暴恶劣，强行将他按倒在地板上半躺着，还用一条腿的膝盖，狠狠地压在他下身的要害部位。马海滨疼得大叫起来。
包扎好伤口之后，他们没法再将马海滨押送回国，只得先将他送回警察局看守所。在回来的路上，他们停下车在一个加油站休息，三名警察轮换着去咖啡馆里喝东西。当时，马海滨手上打的麻药药力已经过去，便开始感到疼痛难忍，不禁呻吟了起来。此时，一个年轻点的黄头发警察在车外，悠闲地抽着烟，脸上带着狰狞的笑容望着狼狈不堪的马海滨。他还打开车门，关掉车里的暖气，存心让冷风吹着马海滨，心里恨不得再让他尝点苦头。
马海滨压抑不住心中的怒火，他冲那警察咆哮，大骂他是“法西斯”。但他毫不在乎，翘着二郎腿，哈哈大笑。一个多小时以后，衣着单薄的马海滨已经被冻得够戗了，他们三人才轮换着喝完咖啡，结束休息，继续赶路，回到了警察局。
由于割脉事件马海滨被送回了监狱。在一间封闭的单人牢房关了5天之后，他被再次遣返。为了防止马海滨有任何过激的行为，警局派了三名外事警察对马海滨进行全程押送。这一次，他们狠狠地将他的手捆了好几圈，勒得他手腕上的伤口又出了血。绝望的马海滨继续反抗，他一上车就疯了似的，拼命用头去撞车窗上的玻璃。警察们看到他如此不老实，就用备用的安全带将他牢牢地捆在了车子的后排座椅上，一动也动弹不得。
到达机场后，还没下车，马海滨一看到车外有人路过，就开始大喊“救命”，拼命地吼叫，但还是被几名警察生生抬上了飞机。坐在了飞机上，他仍然继续大叫不停。警察就拿来了喷雾气，向他的脸上喷了几下。见到不起什么作用，就拿来了一卷胶带，将马海滨的嘴严严实实地给封上了。当时他就觉得自己快透不多气来了，头一下子就大了。他拼命张开嘴，从胶布与皮肤接触的边缘呼吸到一点空气，就这样，才没有被活活憋死。
1997年12月10日，马海滨在维也纳的财产案没有得到任何结果，就被送回了北京，而这远不是故事的结束。


第四部分欲望多瑙河（5）

1998年9月，马海滨第二次偷渡回到了奥地利，进入维也纳后他立刻以人身侵犯和蓄意虐待的罪名指控押送自己的三名警察，并继续追究两年前的财产转让案。几个月内奥地利总统、内政部、司法部都不断收到马海滨的诉状，各大媒体也相继开始关注马海滨事件。在这当中，国际人权机构SOS，以及难民保护组织CARITAS为马海滨提供了很大的帮助。
作为民间的人权组织，他们认为，三名警察强行将马海滨强行押上飞机的行为是违背人权原则的。因为按照通常的情况来讲，遣送的程序应当是，在被遣送者自愿的情况下，警方为其办理了登机手续后，看着他坐上飞机，然后离开，而不应当采取暴力手段。在1991年5月1日，就曾经有一位被遣送者，因为被警方用胶带封住嘴而在途中死亡。当时，奥地利警官第一次被判误杀罪名成立，但是有关他们虐待犯人的指控却被法院驳回。由此可以了解，要指控警察在遣送时虐待犯人有多困难。
指控警察的风波让马海滨成了令维也纳警界头疼的人物，而当他带着摄制组到过去的公司地址进行拍摄时，又再次和警察不期而遇。
那天，在马海滨的带领下，我们来到了公司门口。他指着玻璃窗说，以前这上面写着“三星公司”，现在已经被换成了别的。我们看到，上面分明换成了“INTER”的字样。透过玻璃，两个女人在屋里坐着。海滨立刻转过头告诉我们说：她正在里面翘着二郎腿坐着呢，旁边还有一个女的。”原来，他口中说的“她”就是文芳，这是摄制组在采访中第一次见到现实中的文芳。
屋里的文芳很快注意到了我们，她站起身，对马海滨喊了一句：“海滨，干嘛？”海滨没有搭理，对我们说：“就这个人了，就这个人了，她还喊我‘海滨干嘛’，我不理她的。我再也没有回过这个公司里面了，再也没回过了，家也没回过了。在这之前，路过这儿我不敢这么明目张胆的，只能坐在电车上面偷眼地看一看。她在里面看见我，今天要是你们不在场，她很可能又说我来恐吓她了。”
由于10年前她控告马海滨恐吓的罪名仍然未被推翻，文芳见到马海滨出现，果然马上报警。不久，警察便出现了。经过一番交涉，我们同意停止摄像。警察离开后，摄制组当面拜访了文芳。她和摄制组激动地进行了两小时的长谈，但是始终不愿意接受采访。她说和马海滨的结合是个错误，是一段她不愿意提及的痛苦回忆。


第四部分欲望多瑙河（6）

第二次回到奥地利后，马海滨在调查自己的财产转让案期间，因德语程度有限，得到了专职德文翻译，刘宝丽的大力帮助。由于长期帮助欧洲无身份的华人处理各种手续和纠纷，她对法律方面已经算是专家。
对于马海滨的财产风波，她认为：证明委托书签字的公证是一定要有本人在场的。签字公证指的就是当事人的签字是公证人面前进行的，这当然要本人去。在这一点上，对方竟然出示了委托书的签字公证，简直就是弥天大谎，因为签字人马海滨当时根本就不在签字现场。她说：“一个法制国家怎么就可以把这种伪造委托书的事情认为证据不足，不能构成犯罪？我是说，主要是为这个事情，也要争这口气，要斗到底。”
2001年，难民保护组织CARITAS为马海滨免费聘请了律师Pochieser，全权负责他的经济案件。在这之前，马海滨的律师不断更换，因为没有一个律师相信他能胜诉。
经过近十年的努力，马海滨关于文芳伪造签名的指控终于在2003年9月得以立案，并且在2004年3月第一次开庭审理。
现在，马海滨仍然还在为自己的官司不懈的努力着，和律师一起准备着第二次的开庭审理。虽然在宝利的帮助下，他在语言上的障碍减少了许多。但由于语言不通，他和律师Pochieser之间的交流必须依赖于翻译的帮助。Pochieser说：“案子的困难之一就是语言问题。两星期前，我们有一次开庭，对方的呈词很流利。而马先生也讲，对方说了很多谎话。而我作为律师，不熟悉中文。所以在庭审过程中，我无法掌控正在发生的事情哪儿有什么不对。”
谈到这个案子胜出的关键所在，他说：“马的处境很困难，即便他在奥地利呆了很长时间，在未来也不可能取得合法身份。所以，这个结局还很难说。实际上，能否打赢这官司，关键要看奥地利的法律到底有多可信。”


第四部分欲望多瑙河（7）

阳光明媚的日子里，马海滨总会到多瑙岛去滑旱冰，有时一呆就是大半天，还要自己带上点干粮，作为午饭。他很喜欢这里，既不用花钱，还可以一滑就是几十公里，特别舒服。在这里，他可以放飞心情，抛开所有的烦恼，尽情地放松自己。
从1996年到现在，马海滨一直没有停止过四处投诉，仅仅用于复印诉状的耗费已经不下一万先令。在没有赢回自己的财产之前，马海滨还是身无分文。十年的过程当中，马海滨不能合法打工，所有的生活来源全靠朋友。他爽朗地对告诉我们：“零零碎碎很多朋友，我都跟他们借钱用。他们也理解我的问题，我说了，一旦革命胜利以后赔给他们。”
他说自己虽然没钱，但和这些朋友相处的时候也不卑不亢。他们也了解他的性格，即便一分钱没有，他也不会有活不下去的感觉。他说：“借我最多的就是我联合国一个朋友。他也是1986年派到这儿来的。在我遇到非常困难，需要钱的时候，我就找个风和日丽的时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