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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种孤独-第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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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系一直还很密切，有件事也让他们友谊常青，那便是曼莱再三说过想要将纽约出租车司机，这个粗鲁可爱的伯尼·西维尔多姿多彩的生活搬上荧幕或拍成电视连续剧，由他来演伯尼·西维尔。“现在，我还要告诉你另一个名字，”他说。这次他说那个名字时特意斜眼瞧着我，仿佛可以用我知不知道这个名字来衡量我的综合教育水平。“亚历山大·科罗夫博士。”
幸运的是，我还不是一脸茫然。准确地说，这名字虽不是如雷贯耳，但还不至于藉藉无名。这是《纽约时报》上经常出现的名字，成千上万的人对他们依稀有点印象，因为多年来我们经常在《纽约时报》上看到这种名字被体面地提及。噢，这名字可能没有“莱昂内尔·特里林（注：（Lionel Trilling，1905－1975），犹太美国人，文学批评家、作家、教师。）”或“莱因霍尔德·尼布尔（注：（Reinhold Niebuhr，1892—1971）是本世纪美国最有影响的基督教神学家。）”那样的影响力，但基本在同一水平线上；你可能将它与“亨丁顿·哈特福（注：（Huntington Hartford，美国金融家，也是艺术赞助商。）”或“莱斯里？R？格罗夫斯（注：莱斯里？R？格罗夫斯（Leslie R。Groves。）：美国陆军中将，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是美国制造首批原子弹计划（即曼哈顿计划）的总负责人，美国向日本广岛和长崎投掷原子弹的主要策划者之一。）”归为一类，比“纽博尔德·莫里斯（注：（Newbold Morris，19021966），美国政治家、律师、纽约市议会议长，曾两次被提名为纽约市市长竞选人。）”的知名度稍高一两个档次。
“你说的那人，”我说。“是研究那什么儿童压力的人吗？”
伯尼朝我神圣地点点头，原谅了我的粗鄙，再次正确重复了一遍这个名字。“我是说亚历山大·科罗夫博士，杰出的儿童心理学家。”
你看，早在科罗夫博士成名前，他曾是布朗克斯区一所小学的老师，正是两个最顽皮、可爱的淘气包伯尼·西维尔和那个电影明星曼莱·什么的老师。他一直温和地关注着这两个年轻人，如果能凭在出版界的影响促成他们的计划，还有什么比这更让他开心呢。看起来，他们三人已是万事俱备，现在缺的是最终要素，最捉摸不定的催化剂，执行这项工作的最佳作家。
“鲍勃，”伯尼说，“跟你说实话吧。我找了一个又一个的作家来写，他们都不合适。有时候，我几乎不相信自己的判断了；我把他们写的东西拿给科罗夫博士看，他摇头，说，‘伯尼，再试试。’”
“你看，鲍勃，”他坐在椅子上，热切地倾身向前。“这不是什么一时兴起的想法；我不会欺骗谁。这种事是一种建筑活动。曼莱、科罗夫博士和我自己——我们在建造这东西。噢，别担心，鲍勃，我知道——什么，我看上去有那么傻吗？——我知道他们建筑的方式和我的不一样。不过，凭什么他们就该和我的一样呢？一个电影明星？一个知名学者和作家？你以为他们没有自己的可建之物吗？你以为他们没有比这更重要的事做吗？当然有。但是鲍勃，说实话，他们有兴趣。我可以给你看他们的信，我可以告诉你他们好多次带着妻子坐在这间屋子里，我可以告诉你曼莱有多少次一个人在这里。我们连续几小时讨论不休。他们都很感兴趣，这你不用担心。所以你明白我跟你说的了吗，鲍勃？说实话，这事是一种建筑活动。”他开始比划着建筑的手势，两手从地毯开始，把一块块看不见的木板垒在那里，直到把它们砌成一座他的名利之楼，我们的金钱和自由之楼，高到齐眉。
我说听上去当然不错，但如果他不介意，我更想知道每个故事马上能付多少钱。
“现在我要告诉你这个答案，”他说。他又去壁橱那里——像书桌的某部分——从纸堆里清拣出一张个人支票。“我不仅要告诉你，”他说。“还要给你看。够公平吧？这是我给上个作家的。拿着，看看吧。”
这是张作废的支票，上面写着伯纳德·西维尔见票即付给某人金额二十五美元整。“读一下！”他坚持道，仿佛那张支票本身就是一篇不同凡响的散文作品。他看着我把支票翻过来，看着反面那个人的背书，这是在伯尼自己那模糊不清的签名下的某个签名，这是关于提前支付全部金额的，还有银行的橡皮图章。“你看还行吗？”他问道。“就这么说定了。现在清楚了吗？”
我想一切都很清楚了，所以我把支票还给他，问他是不是现在可以给我看看那些卡片了，不论怎样，我们最好马上开始。
“等一下，等一下！先别忙。”他的脸笑开了花。“你真是急性子，你知道吗？鲍勃？我是说我喜欢你这样的，但你不觉得我该对走到我这里来向我要支票，自称作家的人有点了解吗？不错，我知道你是个新闻人，但我知道你是作家吗？为什么不把你膝盖上的东西给我看看呢？”
这是个淡黄色牛皮纸信封，里面装着复印的两个短篇小说，这是我这一生中写过的唯一拿得出手的两个短篇。
“啊，”我说。“没问题。给。当然这与你说的那种——风格完全不同。”
“不要紧，不要紧。它们当然会不同，”他说，打开信封。“你放松点，我来看看。”
“我的意思是，它们是那种非常——嗯，文学性的，我想该这么说。我觉得它们不能让你真正了解我的——”
“我说了，别紧张。”
他从运动衫的口袋里取出无边眼镜，身子往后靠着费力地戴上眼镜，皱着眉头，开始看起来，用了很长时间才看完第一篇小说的第一页。我看着他，心想这可能是我文学生涯的最低谷了。一个出租车司机，天啊！终于第一页翻了过去，接着第二页却很快翻了过去，明显看得出跳过去了。接着，第三页、第四页——一共有十二或十四页的小说——我紧紧握着温暖的空姜汁汽水杯，仿佛做好准备随时缩回手，将杯子狠狠砸向他的脑袋。
开始看时，他微微点头，不太坚定，越往后看，点头越来越肯定，这样直看到最后。看完后，他满脸迷惑，又回过头再看最后一页；然后他放下这篇，拿起第二篇——没有读下去，只是检查一下长度。显然他一个晚上看这么多足够了。最后他取下眼镜，满脸堆笑。
“嗯，很好，”他说。“我不再花时间看那篇了，第一篇就很好。当然，自然，正像你说的，你带来的东西风格完全不同，对我而言有点难——你知道——”他挥挥手，挥去了这个复杂句子的其余部分。“我跟你说，鲍勃。不光是读这些小说，我还要问你几个关于写作的问题。例如。”他闭上眼睛，指尖优雅地碰了碰上眼皮，陷入思考，也许为了加重他下一句话的份量，假装在思考。“例如，让我问问你：假设有人给你写信，说，‘鲍勃，我今天没时间给你写短信，所以我还是给你写封长信算了。’你知道他们这是什么意思吗？”
别担心，这个晚上我发挥得好极了。我可不想不做努力就让这二十五美元从我手中溜走；无论我的答案是多么严肃的胡说八道，毫无疑问在他脑海里留下了这样的印象：这位来应聘的作家知道文章浓缩的困难与价值。不管怎样，他看上去很满意。
“好。现在我们换个角度。我刚才提到了‘建筑’；嗯，你看，你知道写小说也是建造什么吗？就像建座房子？”他很满意自己创造的这个比喻，甚至等不及接受我奖励给他的认真的点头赞许。“我是说一栋房子得有屋顶，但如果你先建屋顶就麻烦了，是不是？在你建屋顶前，你得砌好墙。在你砌墙前，你得打好地基——我的意思是从头至尾。在你打好地基前，你还得用推土机平整土地，在正确的地点挖合适的坑。对不对？”
我完全同意他的说法，可他还是忽视了我全神贯注的、谄媚的凝视。他用手背蹭了蹭鼻梁；然后又洋洋得意地转向我。
“那好，假设你为自己建造一座那样的房子。那会怎样？当房子建好后，你问自己的第一个问题会是什么？”
我看得出他才不在乎我含糊不清的声音说没说出这个问题。他知道问题是什么，他迫不及待要告诉我。
“窗户在哪里？”他摊开双手，迫切地问。“就是这个问题。光线从哪里进来？因为你明白我说的光线从哪里进来是什么意思，对吗，鲍勃？我是说小说的观点；文中蕴含的真理；还有——”
“启示之类的，”我说，他用力地、快乐地弹了个响指，停止了对第三个名词的继续搜寻。
“是它。就是它，鲍勃。你说对了。”
就这么定了。我们又喝了杯姜汁汽水，敲定了，他用拇指翻着那堆思路卡片，想找一张做我的测试作业。他选的一次“经历”是伯尼·西维尔就在出租车里挽救了一对神经质夫妇的婚姻，他只在那对夫妇争吵时，通过后视镜打量他们，说了几句仔细斟酌的话。至少，大意如此。实际上卡片上是这样写的：
上层男人和妻子（帕克大道）在车里开始争吵，情绪十分沮丧，夫人开始叫着要离婚。我从后视镜里看着他们，我说了几句，不久我们都笑了。关于婚姻的小说等。
伯尼显得对我很有信心，认为我有能力把它写出来。
在过道上，他小心翼翼地从衣柜里拿出我的防雨风衣，帮我穿上时，我有时间从容地看了看那些一战时的照片——长长一列，都是用镜框框住的泛黄快照，里面全是笑着的男人，胳膊搭着胳膊，中间的一张是阅兵场上的孤独号手，远处是灰蒙蒙的兵营，一面旗帜高高飘扬，这可能是某本旧《美国军团杂志》的封面照，标题写的像是“职责”——优秀的军人，挺拔笔直，立正站着的身影，连同他嘴上简单、嘹亮的长号一起，都增强了男子气十足的气慨，金星母亲们（注：一战结束后，美国成立了一个Gold Star Mother Club，该组织为在战争中失去子女的母亲们提供帮助。）如果看到一定会热泪盈眶。
“我看你挺喜欢我那个小伙子，”伯尼怜爱地说。“我打赌你猜不出现在那个小伙子是谁了。”
威德·曼莱？亚历山大·科罗夫博士？莱昂内尔·特里林？可我想我真的知道，甚至在瞥见他脸红得意之前就知道了，那个小伙子就是伯尼自己。也许听上去有点傻，我得说当时我对他有点小小的，但真诚的敬意。“哦，我简直不敢相信，伯尼。你看上去——你看起来神气极了。”
“总之，那时候瘦多了，”他说着，拍拍自己皮光肉滑的大肚子，送我到门口。我记得我低下头盯着他那张愚蠢而松弛的大脸，试着在那里寻找照片上的号手。
回家的路上，地铁摇摇晃晃，我直打嗝，姜汁汽水的味道泛上来，我越来越清醒地意识到作家写几千字挣二十五美元也不错了，有些作家混得比这还差呢。二十五美元几乎是我在国内公司债券、偿债基金债券上耗去的四十个悲惨小时所挣的一半；如果伯尼喜欢这第一篇的话，如果我可以每周给他写一篇的话，就意味着收入将增加百分之五十。七十九美元一周！如果有那么一笔收入，再加上琼当秘书每周挣的四十六元，根本用不了多久我们就可以去巴黎（也许我们在那里碰不上格特鲁德·斯泰因（注：（Gertrude Stein； 18741946），生于匹次堡一个富裕的德国犹太人家庭。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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