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饮食产品免检岂能“终身制”
陶克强
日前，湖北某地卫生防疫部门对一家豆制品企业进行突击检查，发现这家企业生产的豆奶质量严重不合格，便责令其整改。不到三天质量就恢复到正常水平。防疫部门的负责人认为这种现象是典型的“质量疲劳综合征”。这位负责人进一步解释说，该企业产品多次检查都是合格的，由于长时间没有质量跟踪监督，产品质量不知不觉中出现了“反弹”。可以说，对于人们吃的、喝的东西要经常进行抽查，确保饮食产品质量安全。
然而，笔者近日发现国内的一种知名饮料产品的包装纸上，写着这样的一行字“终身免检产品”，令我哑然。我想，生产厂家打出这样硬梆梆的“金字招牌”，本意可能就是宣传这个产品的质量是“顶呱呱的”，无可厚非。叫人不可想象的是，一种刚刚“出生”的产品，一装进瓶里就是“终身免检产品”。就算以前产品是检验合格，但也不能就此确定它的后代“优生优育”，个个“永远合格”？“一次合格，就是终生合格？”　对于这一点，我是不敢相信的，并且始终是持怀疑态度的。
退一万步讲，就算这家企业总部所在地生产的产品可以全部“终身免检”，但这家企业在全国建立的分厂都享受这个“特殊待遇”，恐怕就有点说不过去了。为什么这样说呢？撇开人员素质、技术等诸多因素不讲，单说生产原料就来自不同的渠道。“桔生淮南为桔，桔生淮北为枳。”要充分地保证产品质量同原产地“一模一样”，是不是有点“强人所难”呢？但愿我这是钻“牛角尖”，就算是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吧，不可不往心里去哟。
民以食为天，应该食为优，现实却是食为“忧”：山西违规陈醋事件、平遥假牛肉事件、金华火腿用敌敌畏浸泡事件、毛发水制造酱油事件，以及最近曝光的奶粉事件，这些还只是曝光的严重食品安全丑闻，论及稍小规模、不那么引人注目的事件，就更会多得令人“寝食难安”了。
几年前发生在南京冠生园的“月饼陈馅事件”，相信大家应该不会忘记。毫无疑问，出现月饼这种包藏祸心的严重问题，除了企业自身的无良无德外，还有政府部门的监管和执法不严的漏洞。方方面面都应该加以全方位的检讨。
病从口入，人命关天。饮食产品是人们生活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物资”，它直接关系到人民群众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的大事。所以，我们的政府和有关部门除了在“口头上”重视“口”外，还要在思想上、行动上、措施上，包括一切可以采取的手段，动真情、出实招，严格把住产品进“口”关，千万不能让不合格的产品流入消费者的“口”中。
“失去监督的权力必然产生腐败。”可不可以这样说：“失去质量监督的产品必然产生‘变化’。”所以，我建议今后还是不要向饮食企业发放产品什么“终身免检”证明为好。
为了论证终身免检产品所带来的危害，作者列举了“月饼陈馅事件”、“山西违规陈醋事件”、“平遥假牛肉事件”等一系列事件，以此来进一步证明“饮食产品免检岂能‘终身制’”的观点。这些我们所熟知的例子的运用增强了本文的说服力。
2。　分析说理
分析说理是指通过对有关问题所包含的事理进行分析，并揭示其内在联系，从而使论点得到证明和深化的方法。这种论证方法具有较强的理论性。请看下面这篇论文：
居民用电电价该怎么调？
何向东
据《中国青年报》报道，一季度，我国电力生产增长15。7％。发电设备继续超负荷运转，火力发电设备利用率已经达到历年来的最高值，但仍有17个省份拉闸限电，华东、华南地区缺电状况进一步加剧。为此，电力企业联合会有关人士表示，为了缓解电力空前紧缺矛盾，调高居民用电价格正是时机。在经济生活中，当某种商品紧俏时，就会引起这种商品的价格上涨，从而可以缓解这种商品紧俏的状况。但是，对于电力这种能源来说，当其紧缺时，是否要采用经济杠杆的手段调高居民用电价格？即使一定要调，又该怎么调？笔者也是居民一分子，自然十分关心。
众所周知，电力是一种特殊商品，由于其在国内具有垄断性，电力还可以说是一种社会公共产品，更是居民生活的必需商品。既然电力商品具有以上属性，在对电力分配上，就应当首先保证居民的生活必需的量。在居民温饱保证的前提下，才能允许部分人“吃得更好”、“穿得更靓”。所以电力能源的分配原则首先也是应当保证居民
的最基本的用电要求，其次才能考虑某些人更多的用电需求。而像电力紧缺就调高价格之说，其不可行就在于，当电力价格被调高后，生活困难的居民就有可能用不起电，甚至连最基本的生活用电也买不起，而这些本应是作为居民生活保证的电力却有可能被有钱的人“买去”，这就像从生活困难的居民口中夺去或节约“口粮”而让富人“吃得更好”一样。
在目前电力供需矛盾不可能短期解决的情况下，调高居民用电价格的主要目的可能是要居民提高节约意识，但是对一般居民而言，这种做法作用不大。因为只要不是买不起电，我想对于生活所必需的用电，居民还是要用的。我倒认为，如果要限制用电的话，首先要考虑的是要限制用电大户，限制他们不是用于生活所必需的用电需求。具体来说，就是先对居民的生活必需用电量制定一个标准，在这个标准内的电价不上涨，甚至可以下降。而对超出居民的生活必需用电量的部分则实行级差式消费，按不同的级差收取不同的电价，用电量越大的级别收费也越高。只有真正做到了让用电大户买不起“生活必需”外的超额电量了，或者用电大户觉得超额用电不划算了，比如用电做饭没有用煤气做饭经济等，电力供需的矛盾才会有可能得到缓解。
另外，由于我国的电力供应市场还具有垄断性，是计划经济体制的产物，所以这也就决定了其生产的产品的分配也应当是有计划的，而不能按市场需求来定价。只能是在保证计划供应（居民生活必需用电需求）的前提下，才可以对计划外的用电实行市场定价，我认为用这样的方式来解决用电紧缺也是可行的。
总之，对于居民生活必需的用电来说，其价格的波动关乎着每一个居民的切身利益，如何进行调整一定要慎重考虑。
这篇文章首先提出问题：“居民用电电价该怎么调”，然后分析了电力能源对老百姓的意义，由此得出电力分配必须要满足居民的用电要求的结论。接着作者又分析到：只有真正做到了让用电大户买不起“生活必需”外的超额电量，才能真正达到限制用电的目的。基于上述分析，作者最后阐明了自己的观点：只能是在保证计划供应的前提下，才可以对计划外的用电实行市场定价。该文论证层次清晰，论述颇为深刻。
3。　论辩明理
论辩明理就是通过论辩和批驳，在辨明是非的基础上讲述道理的一种说理方法。无论是批驳性的文章或是正面立论性的评论，往往都离不开论辩。
为了树立正确的观点，在分析论证的过程中，就得澄清与之有关的模糊观点，纠正与之有关的片面认识，批驳与之有关的错误见解。而且有了对立面，自然就有思想交锋，面对面地展开论辩和商榷，就要从正面提出充分的理由和论据，论述也就能从事物的矛盾中层层展开，步步深入，有起有伏，善破善立，从而增强文章的思想性和鲜明性。
进行论辩明理时要注意以下几个问题：
首先是敢于和善于进行思想交锋。在具体操作时，不外乎这样三种方法：一是通篇围绕一个思想靶子进行全面的说理交锋；二是在文章的必要处，为了强调某一论点，有意识地用泛指和设问的方式亮出一个思想靶子，由正面论述转入思想交锋，通过说理交锋得出正确结论；三是全文连续陈疑设靶，又连连交锋进而达到释疑解惑、澄清是非的目的。这种边破边立、又破又立多回合进行的思想交锋，犹如波澜起伏，一波刚平，一波又起，在起伏破立之间澄清了种种片面认识，正确的思想和态度也就是在交锋中树立起来的。
其次是采用辩证的方法，即对片面的或偏颇的观点进行质疑、商榷并提出不同的观点与之论辩交锋，旨在辨别是非曲直，纠正谬误之见，这种论辩方法称为辩证的方法。这种方法，容易被人们理解与接受。
再次是要注意摆事实，讲道理，以理服人；严格区别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注意政策界限，防止“左”与“右”的倾向和影响；原则上一定要坚定，而策略上要灵活一些。
4。　类比说理
类比说理是运用类比推理来证明论点正确性的一种方法。所谓类比推理是指两类事物一系列属性相同，并且已知一类事物还具有另一个属性，从而推出另一类事物也具有这一属性的推理。例如：
从伯乐相马说到制度选人
李长虹
《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条例》正式颁布，这是我们党和国家制度建设中的一件大事。由此想到伯乐相马和制度选人这个话题。
伯乐相马，是一个古代寓言。汉代韩婴在《韩诗外传》中说：“使骥不得伯乐，安得千里之足！”唐代韩愈在《杂说》中道：“世有伯乐，然后有千里马。”人们赞许伯乐，是因为伯乐识才独具慧眼，后人多以伯乐相马形容举荐人才的善举。在改革开放的年代，不少领导干部以伯乐的慧眼和胸怀，擢拔人才，奖掖后生，实为对改革和建设的一大贡献。当人们为我们党和国家人才辈出、事业兴旺而自豪的时候，永远不会忘记伯乐们的高风亮节。
伯乐相马的精神是好的，但用这种办法选人毕竟有其局限性。因此，多年来我们一直致力于建立科学的干部选拔任用机制和监督管理机制，推进干部工作的科学化、民主化、制度化建设。《干部任用条例》在多年试行的基础上，吸收了新鲜经验，对干部选拔任用的原则、条件、程序管理以及监督等，作出明确的规定。这是制度建设的一个很大的成就。
江泽民同志指出，推进干部人事制度改革，要十分注意解决好知人识人问题，关键是要健全和完善干部考察、评价、监督、激励的科学机制。经验证明，看准人选准人，靠一两个、几十个伯乐是不够的，凭个人的经验和感觉是靠不住的。正像在有些地方和单位，常常是“由少数人选人”或“在少数人中选人”，缺乏公平、公正、公开的制度保证，也缺乏完备、规范、严格的标准。干部选拔任用工作的总体情况是好的，但确有遗珠之憾，也确有坏人混进领导岗位，给党和人民的事业造成了损失。形势的发展，要求我们转变观念，健全机制，创新制度，实现靠制度选拔任用干部。
靠制度选人，一个显著的特点，是变“相马”为“赛马”，使德才兼备、干部“四化”等标准有了更加明确具体的规定。谁优谁差，谁符合条件，谁“有本事，靠得住”，通过竞争，择优选用，从而最大限度避免了走门路，拉关系，靠年头“熬官”，凭关系“跑官”，甚至用金钱“买官”的弊端。这样就提供一个公平竞赛的平台，人们有了展示才能的机会。
把选人用人的标准、条件等交给群众，使群众有知情权、参与权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