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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经济学原理-第11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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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必要采取了。发行部以条例规定的方法来保护自己：不再发行已经回笼的300镑钞票。但是，银行部则因其准备金减少了3O0万镑，必须采取措施予以补充。由于存款减少了300万镑，银行部所负的债务也减少了3O0万镑，按照通常的银行原则——准备金等于存款三分之一，其准备金可以减少100万镑。可是，其余的2O0万镑银行部必须以同一数额的贷款到期收回、不再展期的办法来取得。银行部不仅必须提高利率，而且无论采用什么方法，都得使票据贴现总额减少200万镑，否则就必须出售同一数额的证券。为了补充银行部的准备金而在金融市场上采取这种激烈行动，完全是1844年条例引起的。如果没有这个条例所规定的各种限制，英格兰银行就不必缩小贴现额，而只需由发行部划拨2O0万镑黄金或钞票给银行部；这种划拨不是将它们借给一般国民，而是为了保证银行部今后在存户有意外需求时有能力偿付。除非黄金继续外流，以至流出额似乎可能超过两部储备的黄金总额，否则，即使在金融紧迫期间，英格兰银行也仍可按照与需求的增加相对应的利率向商业界发放其惯常所需的贷款，而无须停止贷放。
我知道，有人会说，听任这种性质的黄金外流在自行停止以前自由地影响英格兰银行的储备，也不能阻止通货和信用的收缩，而只是使之延缓；因为如果不在这种外流开始时就为阻止外流而采取限制钞票发行额的办法，则以后为了通过影响物价收回大量黄金，以补足英格兰银行的准备金，就必须对发行额实行同样的或更大的限制。但是，这种议论忽略了某些事情。第一，黄金可以不通过物价下跌，而通过更为迅速而简便的方法、即提高利率来收回，利率的提高仅使证券价格下跌，其他物品的价格不会受影响。这时，或者外国人会购买英格兰的证券，或者英格兰会将其所持有的外国证券送到国外出售，1847年商业困难时期，这两种交易都曾大量进行，它们不仅阻止了黄金外流，而且把局面扭转了过来，使黄金流回。因此，黄金的流回不是由于通货的收缩，尽管这时黄金确实是因贷款收缩而流回的。但是，甚至收缩贷款也不总是必需的。因为，第二，黄金的流回不必同它的外流一样迅速。其中的大部分很可能通过正常的商业途径，以外国抵偿输出品货款的形式收回。外国的商人和生产者由于取得英格兰的额外支付而获得的额外利益，很可能有一部分会用来增购英格兰的商品（或者为了消费，或者为了投机），虽然其作用也许不会很快显露出来，使黄金的输送自始即可省免。这种额外的购买将使收支差额转为对英格兰有利，从而使英格兰得以逐渐收回已输出的部分黄金；其余的黄金，无须英格兰大幅度提高利率，只靠外国的可贷资本增加几百万镑黄金所引起的利率下降，就很可能收回。实际上，金矿发现以后，澳大利亚每年生产的巨额黄金以及来自加利福尼亚的大量黄金，都是经由英格兰分配到其他各国的，几乎每个月都有大批黄金运到英格兰，因此，即使英格兰不重新输入过去外流的黄金，英格兰银行的准备金也可以自行补充。所需要的只是黄金输出的停顿，只要有短暂的停顿就足够了。
由于上述理由，据我看来，1844年条例在某种商业危机（由过度危机引起的）的最初阶段虽然起过有益的作用，但总的说来，它实际上使商业恐慌更加严重了。再者，这个条例不仅使信用收缩更为激烈，而且使之更为频繁。乔治·沃克先生在阿伯丁《先驱报》上发表的一系列观点明确、不带偏见的具有结论性的论文（它们是目前有关这个问题的最好著述）中说：“假定现有1800万镑黄金，其中1000万镑是在发行部，800万镑是在银行部。其结果同在金属通货制度下只有800万镑（不是18OO万镑）准备金是一样的。……英格兰银行条例的作用是，在黄金外流时，英格兰银行的措施不是取决于该行保管库中的黄金总量，而是、或者应当是取决于其中属于银行部的部分。英格兰银行如果有权支配全部黄金，则只要黄金流出时还留下适量的准备金，该行就无须干预信用，或抑低物价。但是，该行只能支配银行部的准备金，并在这一狭小的范围内运营，因而它不得不以或多或少强硬的抵制手段来对付一切外流，从而对商业界造成损害；如果它不这样做（这也是可能的），它就必然要破产。因此，在英格兰银行条例之下，利率的变动极大，而且颇为频繁。1847年以后，英格兰银行开始真正认识到了自己的处境，感到随着准备金的每次变动，都必须变动利率作为预防措施。”所以，要消除这个条例带来的危害，英格兰银行除了在发行部保留黄金外，还必须以黄金或钞票形式在银行部保护大量的准备金。其数额必须大得能象在旧制度下那样足以为发行和贷款两者担保。
第五节 是否只应该由一个机构发行钞票
关于钞票通货，还有以下两个问题近几年也引起了不少争论：一、发行钞票的特权应限定为一个机构（例如英格兰银行）专有，还是应当准许许多发行者共享？二、在后一种情况下，为了保护钞票持有者在发行者破产时不遭受损失，采取某些特殊的预防措施，是否必要，是否适当，
上述思考过程提示我们，同其他各种信用形式相比较，钞票的特殊重要性远远小于一般流行见解所承认的，因此，在信用总体中只占很小一部分的钞票的调节问题，在我们看来，不可能象有些人认为的那样具有重大的意义。然而，钞票目前也确实有这样一个特点，即，只有这种信用形式适用于流通的一切目的，只有这种信用形式能在国内的各种用途方面完全取代金属货币。虽然支票的推广使用，象它会使金镑和其他铸币（如果废除钞票，就会由它们取代钞票）的数量越来越少一样，也会使钞票的数量越来越少，但是，可以肯定，今后很长时期内，在存在必需的商业信任而且准许人们自由使用钞票的任何地方，钞票仍会大量供给。因此，如果发行钞票的独有特权由政府或某一机构保留，这将是一个巨大的金钱利益的源泉。将这种利益归于整个国家，是切实可行的，也是比较理想的；因而，如果象1844年条例所规定的那样，钞票通货的管理应当完全是机械式的，应当完全依据一成不变的规则来进行测似乎没有任何理由不为国库、而为某一私人发行者的利益管理通货。然而，如果还是采用发行额任何程度的变动都听任发行者自由决定的方法，则在政府的职权已在不断增加的时候，再将如此琐细的一项职责加于政府，是不适当的；而且，也不应该转移政府首脑的注意力，使他们不去注意重大的问题，而被要求发行纸币的申请所包围，成为攻击的目标（任何有关通货调节的行为，无论如何细微，政府都被认为负有责任，因而无法避免这种攻击）。更合适的办法或许是，在不超过最低限度的钞票通货发行额的数额内，发行一定数量的凭票即可兑换黄金的金库兑换券，所需要的其余钞票则由一家或若干家私营金融机构自由供给。或者是，象英格兰银行这样的机构在向政府提供1500万镑成2O00万镑无息贷款的条件下，可以向全国供给钞票；国家由此得到的金钱利益，同它亲自发行1500万镑或2000万镑钞票是一样的。
人们在指责多数发行者制度（1844年条例以前这一制度曾经在英格兰实行，目前在一定的限制下仍在实行）时通常提出的理由是，这些发行者之间的竞争导致他们将钞票发行额增加到有害的程度。但是，前已提及，银行家所拥有的增加发行额的力量和他们凭借这种力量所能造成的损害程度，与现时的过高估计相比较，是微不足道的。正如富拉顿先生所说的，事实证明，合股银行的设立虽然大大加剧了银行业的竞争（有时竞争非常激烈），但却丝毫没有扩大钞票流通总凯相反地，流通总额实际上减少了。如果没有任何特殊事例可以成为产业自由〔原则〕的例外，就应当贯彻执行一般原则。然而，似乎仍需要保持象英格兰银行这样的庞大机构，使其在如下一点上与其他的发行银行相区别，即，人们只对英格兰银行提出以黄金兑付钞票的要求，其他银行则可以自由地用这个中央机构的钞票来兑付它们自己的钞票。这样做的目的是，使一个机构负责保持足够数量的贵金属储备，以应付任何可能发生的黄金外流。把这个责任分散给若干家银行，任何银行都不会有效地承担责任Z如果责令一家银行担负这个责任，则其他一切银行所保留的金属储备都会成为闲置资本，白白浪费掉，假如允许这些银行随意以英格兰银行的钞票来进行兑付，这种浪费就可以避免。
第六节 是否应以特殊方式保护钞票持有者，使其免遭银行无力兑付的损害
剩下来的问题是，在实行多数发行者制度的情况下，是否需要采取某些特殊的预防措施，使钞票持有者得以避免银行无力兑付的损失？1826年以前，发行银行无力偿付，是屡见不鲜的、极为严重的一种弊害，常常使整个地区遭难，使勤俭的产业长期费心积蓄的成果一下子就丧失掉。这是使国会在那一年禁止发行面额在5镑以下的钞票，以至少使劳动阶级尽量免于遭受这种苦难的主要理由之一。作为附加的保护措施，有人曾建议，给予钞票持有者优先于其他债权者的权利，或者要求银行家们储存公债或其他政府证券，作为发行总额的担保。英格兰过去的钞票通货不可靠，部分是由法律造成的，这种法律为了给与英格兰银行一种经营金融业务的有限独占权，禁止城市或乡村设立有6名以上股东的银行（无论是发行银行还是储蓄银行），实际上是使组设各种可靠的金融机构成为应受处罚的犯法行为。这种规定确实是旧的独占制度和限制制度的一个独特的标本，在1826年，不分发行银行和储蓄银行，除了以伦敦为中心的半径65英里以内的地区以外，其他各地均已废除了这一规定，而在1833年，就储蓄银行而言，上述地区也废除了这种规定。人们曾经希望，此后设立的许多合股银行能够提供更可靠的通货，并希望在这些银行的影响下，英格兰的银行制度能够几乎同过去两百年苏格兰的银行制度（在苏格兰，银行业始终是自由的）一样可靠。但是，新近这些机构经营失当（粗心大意和从事诈骗活动）的几乎难以令人置信的实例（虽然在一些最著名的事例中，失职的组织机构并不是发行银行）十分清楚地表明，至少在特威德河以南，合股原则运用于银行业，并不象人们过于自信地设想的那样，可以充分保护钞票持有者的利益；因此，如下信念现在已难以驳倒，即，如果允许存在许多发行者，就必须采取某种保护钞票持有者的特殊措施。
第二十五章 论各国在同一市场上的竞争
第一节 一国能以低价驱逐另一国的原因
重商主义的用语和学说，依然是所谓销售阶级（与购买者或消费者有别）政治经济学的基础。在重商主义的用语中，最常见或最危险的用语莫过于“廉价销售”（undorsellins）一词。过去人们说，现在人们还是时常说，应以低价驱逐别国，而不是被别国所驱逐，这几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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