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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德鲁·卡内基自传-第1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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幕锇椤！彼亲钗昝赖拿裰鞯橙耍囊谎砸恍卸枷允咀湃巳似降取�1861年，当梅森和斯莱德尔在从英国的轮船特伦特号被抓回的时候，那些知道英轮上庇护权具体含义的人对此有着强烈的焦虑，我也是如此。要不立刻归还战俘，要不战争将不可避免。当内阁召集会议考虑这一问题时，卡梅伦部长没有参加，斯各特先生作为战争的部长助理参加了这一会议。我努力让他知道，在这一问题上，英国将毫无疑问会开战。我力劝他赞成交换战俘，尤其在美国，轮船免于检查是一条基本原则。他对国际事务一无所知，倾向于扣押这两个俘虏。但是当他从会议上回来时，他告诉我说，西华德在会上警告内阁——这意味着战争，正如我所说的。最开始的时候，林肯也倾向于扣留这些战俘，最后还是听从了西华德的意见。但是，内阁决定将行为推迟到第二天，到时候，卡梅伦和其他缺席者都将到场。由于大家觉得卡梅伦可能不会主张交出战俘，因此西华德将军要求司各特先生在他回来的时候立即去见他，让他在开会之前支持这一决定。第二天，这一切都进行得很顺利。我无法形容华盛顿在那段时间的混乱局面所给我的感受。当我第一次看见当时的总司令司各特将军的时候，他正在两个人的搀扶下从办公室穿过人行道，走进他的马车。他已经老了，不仅身体年迈不堪，思维也已经瘫痪。但是，共和国的军事组织还在依靠这位在过去的岁月建立过辉煌的垂垂老者。他的后勤总监泰勒将军在很大程度上是司各特的副本，其他人也差不多。我们要开通电报通讯，要运送人员和物资，就必须跟这些人打交道。他们仿佛已过了有用的年龄，就像一群循规蹈矩者，许多需要立即采取行动的事情都要耗费好几天才能决定。在任何重要部门的总部，我都看不到一个年轻有活力的官员——至少我一个也想不起来。长年的和平使得军队变得陈腐不堪。我理解，在海军部里，相同的原因产生了类似的结果，但我与海军部并没有什么接触。最开始时候，陆军的地位很重要，而海军则处于相对较次要的地位。在各个军部的头儿被撤换掉之前，除了战败之外，我们看不到任何前景。而这也不可能在一天之内完成。因为政府推迟生产一种有效的武器，这个国家开始对这一艰巨的任务变得不耐烦，这毫无疑问是很自然的。在军队各个部门中盛行的混乱情况很快就变得秩序井然，这让我感到十分惊讶。在我们的业务受到关注的时候，我们的工作有了一个极大的进步。卡梅伦部长授权司各特先生（他已经拥有了一个上校军衔）不用等陆军部官员缓慢而滞后的决策和行动，可以直接作那些他认为是必要的事情。这一授权派上了大用场，政府的铁路和电报部门从战争一开始所发挥的重要作用，得归功于这样一个事实，就是我们得到了卡梅伦部长的大力支持。他的才能和对问题根基的把握都远远胜过了他手下的将军们和各个部门的首领。但迫于众人的压力，林肯总统最终还是将他撤换掉了。不过那些幕后知道内情的人都清楚，如果其他部门都能像卡梅伦的陆军部一样管理得井井有条，那么许多灾难也许都能避免。
内战时期（图）（2）
洛其尔，——卡梅伦喜欢这样称呼他——是一个很感性的人。在他九十岁的时候，他来苏格兰看我们，当他坐在司马马车的前座上，穿过我们的大峡谷时，他非常虔敬地脱下了帽子，就那么光着头过去，他被这峡谷的宏伟所征服了。我们的谈话马上转换到政府部门的候选人上来，认为除了在紧急情况下，他们必须确实亲自做出了努力，并且具备政府所需要的才能的人才能当选。这是洛其尔讲的关于林肯第二任期的故事。 那天，在宾夕法尼亚的哈利斯堡，卡梅伦在乡村的家中。他接到电报说林肯总统要来看他。因此，他赶回了华盛顿，林肯说：“卡梅伦，我身边的人告诉我说，成为第二任期的候选人是我爱国所应该做的义不容辞的职责，他们说，我是能够拯救我祖国唯一的人，等等之类的话，而我也开始愚弄自己，相信那么一点点了。你觉得呢，你觉得应该怎样？”“哦，总统先生，28年前杰克逊总统也像你一样把我叫了过来，同我讲了一个与你同样的故事。我在奥尔良收到他的信，并且花了十天时间赶到华盛顿。我告诉杰克逊总统，我认为最好的办法，是让一个州的立法机关通过这样一项决议，飞行员在有暴风雨的时候不要抛弃船只，等等。如果一个州这样做的话，其他各州都会照办的。杰克逊总统同意了我的观点，然后我就回哈利斯堡了，准备了这样一份决议并且得以通过。如我预料的，其他各州都相继照办。正如你所知，他赢得了第二任期的选举。”“那好，”林肯说，“你现在可以做哪项工作吗？”“不，”我说，我和你太亲近了，总统先生。如果你需要的话，我可以让我的一个朋友参与此项工作。”“那好吧，”林肯总统说，“那我就把这件事交给你处理了。”“我找来了福斯特，”（福斯特是与他同坐一辆马车的同伴，也是我们的客人。）“并且叫他查找出杰克逊的那些议案，把它们稍作修改，以适应新的情况，然后它们获得了通过。接下来的结果和杰克逊总统的情形很类似。在我第二次去华盛顿的时候，我在晚上去了总统的公众招待会。当我挤进拥挤而宽敞的东厅时，由于林肯很高，因此他越过一大群人认出了我。戴着白色手套的两手握紧，看起来就象羊的两腿。他喊道：‘今天又多了两个，卡梅伦，两个。’他是说，另两个州通过了杰克逊—林肯议案。”除开这件事情对政治生活产生的意义不说，相隔28年，同一个人被两个美国总统召见，在几乎相同的背景下询问他的意见，并且运用了同样的计谋，这两个人都是总统候选人而且都成功连任。这确实是不同凡响。正如我曾对一个值得纪念的时刻所做出的解释一样：“一切都预料到了。”在华盛顿的时候，我没有见过格兰特将军，因为直到我离开那里，他都在西线。但有一次，他去往华盛顿，以及从那里返回，他都在匹兹堡做了停留，为他调往东线做一些必要的安排，两次我都在铁路上遇见了他。我带他到匹兹堡一起吃饭，那时候火车上还没有餐车。在我所遇见的权贵之中，他是最貌不惊人的一个。如果让人凭第一印象来挑选杰出人物，肯定最后才跳中他。我记得陆军部长斯坦顿说过，他在西线视察军队时，格兰特将军与他的参谋人员走进车厢，斯坦顿看着他们一个个进来，当他看到格兰特将军时，他说，“好吧，虽然我不知道哪一位是格兰特将军，但是有一位肯定不是。”而他指的就是格兰特。（写完这段文字多年后再来读它，我笑了。这段对格兰特确实很刻薄，因为我跟他打过不止一次交道。）在战争的那些年月里，战略和将军们的计划被大加议论。当格兰特将军毫不介意地与我谈论这些东西，这令我感到惊讶。当然，他知道我曾在陆军部呆过，斯坦顿将军对我也很熟悉， 也知道我对情势的发展也略有所知，然而当他谈起下面这些，你完全可以想象到我的惊讶。“总统和斯坦顿想让我到东线去，接手那里的指挥权，我已经同意了。我这就要去西线作必要的安排。”“我想也是。”我说。“我打算让谢尔曼接管。”他说。“那会使全国都感到惊讶的，”我说，，“因为大家都认为继任者应该是托马斯将军。”“是的，我知道，”他说，“但我了解这个人，而托马斯将会第一个说，谢尔曼是不二人选。这不会有什么问题。事实上，西线战事已经向南方打得够远的了，下一步我们必须做的是把东线战事像南推进一点。”他也是这么做的，那就是格兰特将战略行之于语言的方式。我有幸能在以后的岁月中与他熟悉起来。如果说有一个从不装腔作势、矫揉造作的话，那个人就是格兰特，即便是林肯在这一点上也不及他。不过，格兰特是个沉默寡言、慢条斯理的人，而林肯在行动上总是很积极。我从未听格兰特用过复杂华丽的词藻，或是讲究什么“方式方法”的，但是如果你认为在整体他上是一个沉默寡言的人，那便是犯了一个错误。有时候他说起话来滔滔不绝，简直令人震惊。他使用的句子间短却往往切中要害，他对事物的观察也总是出奇得准确。当他在没什么要说的时候他就沉默。我发现他在战争期间，对夸奖部下总是乐此不疲，就像一个慈爱的父亲谈起他的孩子一样。
内战时期（图）（3）
这是战争期间发生在西线的一个故事，格兰特将军开始不加节制地饮酒。他的参谋长罗林斯，大胆地进言劝阻。这一行为在格兰特先生认为是出自真正的友谊。“你不是说这件事吗？我完全没有意识到这一点。真是奇怪！”将军说。“是的，我说的就是这件事情。它甚至成了你的部属们谈论的一个话题。” “那你为什么不早点告诉我？此后，我将滴酒不沾。”他确实再没喝过酒了。后来，我在纽约多次与格兰特和其家人就餐，我看到他把酒杯推到一侧。正是他这种坚定的意志让他下定了决心，而这，在我的经历和见闻中也极少见到。有的人只能克制一段时间，在一个著名的案例中，我的一个合伙人曾戒酒三年，但是他的宿敌还是取得了最终的胜利。格兰特在任总统期间，曾被指控在某些官职任命或政府行为方面涉嫌贪污受贿。但是他的朋友们都知道，他非常的清贫，以至于不得不宣布一项决定，取消惯例上的国宴。因为他发现一次需要花费八百美元——这是他的工资所不能承受的一个数目。在他的第二任期间，他的工资由每年的25000美元涨到50000美元，这使得他有少量的结余，尽管他对钱的态度，还不如他把制服看得重要。在他第一任期结束的时候，我知道他几乎一无所有。但是我发现，当时在欧洲，很多高层官员都认为格兰特将军从对官员的任命上获取了某些经济利益。我们知道在美国，这种指控基本上没什么份量，但是，对于那些殚精竭虑地盘算他们从国外的公众舆论中会收到什么效果的人来说，是有好处的。在今天，英国的民主进程遇到了一种大众舆论的阻力，那就是美国政治是腐败的。因此他们认为共和主义比其他的任何制度都更容易滋生腐败。根据我对英国和美国政治的一些知识，我会毫不迟疑地说，如果新大陆的共和政体产生出一盎司腐败，那么在古老的君主制国家相应地也会产生一盎司腐败，只不过是腐败的形式不同而已。在君主制国家，贿赂的形式是职衔，而非金钱。对两者来说，公职都是一种普通并且合适的酬劳。然而这种区别对君主国家是有利的，因为头衔是公开授予的，不会被接受者和民众认为是贿赂。当我在1861年被叫往华盛顿的时候，战争被认为很快就会结束，但是后来很快地，他被看成是一个需要多年才能解决的问题。因此，相关部门需要长期的官员来负责。宾夕法尼亚铁路公司少不了司各特先生，而司各特认为我应该回到匹兹堡，那儿需要我的工作。最后根据政府对宾夕法尼亚铁路的要求，我们把在华盛顿的工作交给了别人，回到了各自的工作岗位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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