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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中国统治世界-第1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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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中国：动荡的历史与翻天覆地的变化（7）
故而，与欧洲的情形不同，中国从来都不受强有力的精英的制约，它享有广泛存在和不受挑战的权威。因此，在欧洲，国家和社会之间的界限被明确地勾勒且争议不断，中国却不存在类似的情况；在中国，边界始终是模糊的，直到今天依然如此：没有必要去界定它们，因为中国不存在互相竞争的社会团体。界限，只是一个组织约束和资源限制的实际问题。相比之下，在欧洲，自主、竞争的精英——贵族、牧师和市民，都在为限制国家的权力而战斗。欧洲国家和精英之间的竞争，与教堂和阶级紧密相连；但是在中国，学者、农民、商人和艺人的功能分化，并没有转化为独立的权力基础或制度化的声音。
要治理的疆界太过广阔，中国没有——也不能——单纯依靠或主要依赖武力高压政策来行使其统治。那样做既不合理也不可行，实施起来所需要的资源也是极其可观的。与日本相比，中国的武装力量确实仍然显得比较薄弱，至少到20世纪初叶还是如此。相反，国家权力主要依靠通过高压政治来强化服从观念。在明朝和清朝，封建政权想尽办法向国民灌输在儒家思想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共同价值观和文化体系。相比之下，欧洲恰好相反：欧洲人并不把灌输价值观和文化思想当成国家的责任，19世纪末叶以前这些职责一直都由教堂来履行。无论是中国的普通民众还是精英人士，都认为这种道德教义本身是可取的，而且也是行使社会控制的一种手段。对精英层而言，国家要求学校必须教授儒家经书，同时它还成为科举考试的应试科目。另外，它还促使普通民众遵守儒家教义，就连皇帝在处理社会等级和纳税等事务需发布敕令时，也频繁地采用道德的论调。中国还试图宣扬对神灵的尊崇，同时极力压制那些它认为会造成社会*的潜在因素。
除了宗教控制，中国在这些问题上比欧洲先进数百年，后者是到19世纪末叶现代民族国家和民族主义出现之后，才开始关注这些问题。正如历史学家王国斌所说：“从中国人的角度来看，正因为缺乏对教育和道德教化的关注，欧洲的统治才会遭遇根本限制，教育和道德教化在欧洲统治中的重要性，丝毫不亚于政治体制可能在中国发挥的作用。”同样的说法可以用来描述中国实行户籍登记制度以便维持社会秩序和预防社会*。进行社会控制的关键是家族和血统，这一点从古至今都是中国社会的重要特征，中国对家族和血统的重视程度远远超过了欧洲。家族或血统关系盘根错节，均以追溯男性祖先为特征（1949年新中国成立时，还只有不到500个姓），它们都是建立在正式成员关系基础之上的。每个家族都享有很大的权力，通常会排斥外姓人，因而也会造成社会的分化。
封建国家非常清楚善政的重要性和克制的必要性。善政思想与儒家传统密切相连，后者着重强调统治者的道德责任。例如，皇朝统治的一个持续性特征在于一种认知，即税收必须保持在较低的水平，以便农民丰衣足食，从而促进整个社会的和谐，避免抵制和反抗。这里也不缺乏问责制：皇帝的权力拜上天所赐，因此只要统治者治理不善，他的权力就可能被剥夺。在周王朝统治期间，周王首次阐明他治理国家是遵“天命”，自己是“天子”，民众要忠于天子的统治，宣称统治者必须对引导人类社会的最高道德力量负责。
第三章中国：动荡的历史与翻天覆地的变化（8）
中国人的天子概念，不同于西方人认为宇宙是由神明创造和控制的看法，对于中国人来说，天子胜于一切，但他并非造物主。与西方人“君权神授”学说不同，天建立在“生”的基础之上，上天的子民通过道德获取力量，这一做法使人民不会质疑统治基础，只去思考皇帝的道德统治及其政策是否合理。连年的收成不佳、日益严重的贫困现象、一系列自然灾害（例如洪水、地震）发生之后，人们可能会质疑皇帝的统治权力：这种日益增长的合法性危机，可能导致和经受声势浩大的民众暴动，历史上最后一次大规模暴动，是19世纪的太平天国反对清朝统治的运动，那时，上千万的民众都开始相信：天命已经召回。
中国关于道德作用的假定，只是它如何看待自己的责任这一极其广泛概念的一部分。天命意味着，国家在干预社会生态和经济问题的同时，还要调节人民的生活，这是他们的职责。一个典型的例子就是国家管理粮仓储备以确保粮食的供应能相对满足人们的需求，从而保持粮价稳定，这可以追溯到元朝甚至更早。国家还对一些从时间标准来衡量可谓规模庞大的基建项目，例如为防止干旱而治理黄河、建设大运河等承担责任。在上述每一个问题中，中国人眼中的“国家”责任与欧洲的都大相径庭，欧洲人在随后几个世纪中都认为国家责任仅仅是立法。以上情况也有力地说明了，中国的发展是独特的，这也驳斥了其他国家必须遵守以欧洲为中心的发展路径的单一观点。
总之，事实上恰恰相反：中国很久以前就获得了一个“现代国家”的许多特征，与欧洲的历史进程相比，它应该已经完成了向现代国家的转型。此外，从后来的17世纪起，在这些力量的驱使下，欧洲民族国家的扩展逐渐向外向型转变——战争的危急、国家对财富的追求、政治代表的呼吁，这些都与中华帝国形成和发展的因素截然不同。与欧洲不同，官僚机构在中国已经存活了1 000年；它很少与邻国发生战争，大部分时间都与邻国相对和平地共处，双方维持着朝贡体系内的关系。甚至在辛亥革命爆发后、清王朝的统治已经走向灭亡时，公民身份对于中国来说还是一个很陌生的概念。在中国和欧洲，国家创造的活力几乎在所有方面都存在着深刻的差别。
内忧外患
19世纪的最初几十年，清王朝面临的问题开始逐一显现。它第一次尝到的苦痛，是最终在第一次鸦片战争中被英国打败。在后来的19世纪中叶，随着经济困难开始增多，加上一系列地方起义和四次影响巨大的起义活动（即1855~1873年的云南回民起义，1862~1873年西北地区突厥后裔发起的另一场回民起义，1853~1868年北方的捻军起义，以及1850~1864年的太平天国运动），清朝统治开始动摇。
在所有这些叛乱中，太平天国运动是影响最大的一次起义。由于清政府在鸦片战争中与英国交锋失利，王朝政权的统治基础已变得岌岌可危，加上1848~1850年发生的严重洪涝灾害和饥荒，太平军首领认为举事的条件已经成熟。太平天国运动最先从中国南方开始，随后跨越长江下游的许多肥沃地区，辗转到北部和西部，直逼北京：据估计，这次起义造成了大约2 000万~4 000万人死亡。太平天国运动的创始人洪秀全极力向众人说教自己对基督教《旧约全书》的看法。保罗·柯文将太平天国的思想体系描述为，“一种融合了福音派基督教、原始共产主义、性清教和儒家乌托邦主义的怪诞炼金术”。起初，这场运动得到了从北方迁至南方的各少数民族尤其是客家族的大力支持，并包含一股强烈的反满族势力（清王朝是满族人的天下）。运动持续了几年，但结果一直不甚明朗，最终为清王朝和英法联军所*。尽管清王朝最后取得了胜利，表明它仍然拥有非常强大的力量，但是其道德权威已经受到了严重的损害，而且再也没能恢复。
第三章中国：动荡的历史与翻天覆地的变化（9）
太平天国运动失败后，西方国家日益增强的勃勃野心和侵略行为，逐渐成为19世纪70~80年代的清朝所面临的主要问题。在第一次鸦片战争中，清朝设法抵制英国的要求，但未能成功，最后只能允许进口产自印度的鸦片，并与英国签订了《南京条约》，这是中国近代签订的许多不平等条约中的第一个，它涉及赔款、割地（损失香港岛）和设立4个通商口岸等内容，英国在这些口岸享有特许权。不过，鸦片战争失败造成的影响是有限的。鉴于英国入侵的事实，清朝政府没有被迫重新考虑自身的态度：实际上，这个王朝国家继续对英国和其他国家一视同仁，无论是北方草原还是中亚地区，再或者是其在东亚和东南亚的附属国，例如朝鲜和越南。中国人的优势心态和自信意识仍然顽固地存在。这种状况一直到第二次鸦片战争才开始有所变化，在这场战争中，英法联军洗劫并火烧圆明园，最终与清政府签订了《天津条约》和《北京条约》。这些条约导致了一连串新的通商口岸的出现，在通商口岸地区，西方公民被授予治外法权；容许其建立外国军事基地；传教士享有在中国境内旅行的自由；给予更多的赔款。中国开始失去对一些重要管辖区域的控制权。
1884年，在对越南战争中，法国成功粉碎了中国海军。在历史上，越南长期保持与中国的朝贡关系，如今却被法国殖民统治颠覆。海军之战暴露了一个发达的欧洲工业国家同一个农业大国之间的悬殊差距。战斗刚开始，中国的旗舰就被鱼雷炸沉，不到一小时，所有的中国战舰都被摧毁，从此，法国控制中南半岛的道路变得无比通畅。
但是，起决定性作用的转折点是1894年的中日甲午战争，如同与法国的战争那样，这关系着中国对其附属国的影响力，朝鲜许多世纪以来一直是与中国关系最近的附属国之一。面对工业强大、越来越咄咄逼人的邻国，中国遭受了屈辱性的失败，被迫与日本政府签订《马关条约》，赔款超过清政府年收入的3倍。朝鲜变成了日本的“保护国”，中国失去了台湾和东北地区，并进一步开放了4个通商口岸，日本赢得了在现有的多个通商口岸中建造工厂的特权。日本的胜利让西方列强看到了希望，它们纷纷对中国提出进一步的要求，并逼迫中国做出一系列让步。到20世纪的时候，随着英国、法国、日本、德国、美国、意大利、奥匈和俄国等八国侵入中国境内，中国的主权受到了严重的损害和制约。
强加给中国的主要不平等条约
与英国签订的《南京条约》（1842年）
与英国签订的《虎门条约》（1843年）
与美国签订的《望厦条约》（1844年）
与法国签订的《黄埔条约》（1844年）
与俄国签订的《瑷珲条约》（1858年）
与英国、法国、俄国、美国签订的《天津条约》（1858年）
与英国、法国、俄国签订的《北京条约》（1860年）
与普鲁士、德国海关联盟签订的《中德通商条约》（1861年）
与英国签订的《烟台条约》（1876年）
与葡萄牙签订的《中葡和好通商条约》（1887年）
与日本签订的《马关条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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