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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上最疼我的那个人去了-第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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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替地来回穿梭。
既然我已为他人之妇，就得谋为妇之政。晚上过先生那边去给他做晚饭，以及克尽我其它的为妇之道。一早再从先生那边过到母亲这边来，所谓的陪伴母亲、服侍母亲、给母亲做一顿中饭，外带在电脑上打字挣钱养家。所以妈老是希望天气晴好，免得我这样蹿来蹿去地被风吹着、被雨淋着、被太阳晒着……提醒我及时地加减衣服。妈去世后，再也没人为我听天气预报，让我注意加减衣服，或是出门带伞了。
所谓的陪伴母亲也是徒有其名。满头大汗地进得门来，问一声安，和她同吃一个早餐之后，就得一头扎进电脑。不扎进电脑怎么办？写作既是我之所爱，也是养家糊口的手段。
不知道为什么家庭负担那么重，常常觉得钱紧。家里难得吃一次山珍海味，又少着绫罗绸缎，更没有红木家具、纯毛地毯。一应家什尽量寻找“出口转内销”，力求别致而又花钱少。母亲更没有给我什么负担，不但没有给过我什么负担，直到她去世的那一天，还在倾其全力地贴补我。她的每一分养老退休金都花在了我们的身上。最后，她每月的养老退休金已有一百五六十元之多。
十多年前，当她还没有这么多退休金，而我的月收入也只有五十六块钱的时候，以她七十岁的高龄，夏天推个小车在酷暑的太阳底下卖冰棍，冬天到小卖部卖杂货，赚点小钱以贴补我无力维持的家用。那时候卖冰棍不像现在这样赚钱，一个月干下来，赚多赚少只能拿二十多块钱。叫做补齐差额。即卖冰棍或卖货的收入，加上退休工资不得超过退休时的工资额，但对我们来说，这二十多块钱，就是一笔很大的收入了。
只是在我有了稿费收入以后，妈才不上街卖冰棍、卖杂货了。记得我将第一笔稿费一百七十八块钱放在她手里，对她说“妈，咱们有钱了，您再别出去卖冰棍了”的时候，她瘪着嘴无声地哭了……
到现在，我的眼前还时常浮现出那些又大、又浓、又重、又急的泪滴。当时，她坐在我们二里沟旧居朝北那间小屋的床上，那张床靠墙南北向地放着。她面朝西地靠坐在顶着南墙的床头旁……
但是好景不长，最后几年经济上虽然稳定了，可是她更操心了。
※ ※ ※
早餐也很简单，一杯牛奶，一个鸡蛋而已。一杯牛奶能喝多长时间？这就是妈盼了一夜的相聚。给母亲做饭也赶不上给先生做饭的规模，一般是对付着填饱肚子即可。比起母亲，先生毕竟是外人，我该着意行事。这也是母亲的家教，自己家里怎么苦，也不能难为外人。和曹操宁肯我负天下人，天下人也不能负我的理论正好相反。而母亲到底是自己的亲娘，不论怎样，她都不会怪罪我、挑我的理，不但不会怪罪、挑理，甚至千方百计地替我节省每一个铜板。
有一段时间她老是尿道感染，我觉得十分奇怪。按理说，家里根本不存在诱发她尿道感染的条件。后来发现，她小解后根本不用卫生纸，而是用一块小毛巾，我问她：“您干嘛不用卫生纸，这多脏呀。细菌会在上面繁殖的，难怪您常常尿道感染。”
她说：“不脏，过几天我就把毛巾煮一煮，消消毒还能用。用纸多浪费呀。”
那时候一卷卫生纸才两毛五分钱，我是说最便宜的那种粗卫生纸。我们家从没用过类似金鱼牌那种细卫生纸。就是这两毛五分钱的粗卫生纸，妈也舍不得用，她老是说：“你那钱赚得多不容易。”
我把小毛巾给她扔了，“一天煮一次都不行，您还几天煮一次！以后再不能这么干了。您这么节省难道我就能发财吗？”
从那以后，她没再尿道感染。可是我又发现，她就是用卫生纸，也是很小的一块。怎么跟她说，她也改不了。
早饭以后，她就盼着午饭。因为在我准备午饭的时候，就把妈叫到紧连着厨房的小厅里，为的是趁我做午饭不能写文章的时候，和妈多呆一会儿，多说几句话。可是到了七月底，她就是想和我多呆一会儿、多说几句话，也没有那个心力了，只是一味地昏睡。我知道，但凡有一点心力，她都不会舍弃和我相聚的，哪怕是几分钟的机会。
她又怕影响我的写作，总是克制着想要守着我呆一会儿的愿望。就连给陪伴她度过许多寂寞时日的猫煮猫食，也要歉歉地、理亏似的打个招呼：“我给猫煮点食儿，不影响你吧？”或是，“我给猫剁点食儿，就几分钟。”
但是任谁，浪费起我的时间、精力、心血，都慷慨的很。这就是妈和任谁的根本不同。
她对我的已然算不了什么先进科学的电脑，始终怀着一丝敬畏，有那么两次，就在七月或是八月，她扶着我工作间的门框，远远地站在我和电脑的后面，说：“我都不敢往前靠，生怕弄坏了它。”
我把她拉到电脑跟前，让她看我如何在电脑上操作，以及在这一通操作后电脑上出现的文字。“干嘛不敢往前靠，又不是纸糊的，您瞧多方便、多清楚啊。”
妈要不能往前靠，谁还能往前靠！只有她，才是最有权力拥有我和我的一切的人。但我始终没有跟她说过这些，总觉得这是无须言表的。加上我一向羞于表示温情，几乎没有对她说过什么温馨的话。现在，一想到那些话可能带给她的满足和快乐，我就无穷追悔。
我不知她是否真的看到了电脑上的字，但我却听见她说：“真好啊。”
我说过，她这时的视力几乎等于零了。所以，与其说她果然看到了电脑的种种妙处，不如说她对竟然能使用电脑写作的女儿的自豪，以及对我不论有意识、还是无意识地通过各种努力，用各种方式给她争了一口气的感慨。
她总算看到了我怎样在电脑上工作，要是那两次她没有偶然地站在我的身后、没有偶然地看到我在电脑上如何工作的话，我是无论如何也不会想到拉她来看看可能会给她极大安慰的这件事。
※ ※ ※
出现了重听的现象，还常常听错。
每个月的最后一个星期天，是唐棣必定和我们通话的时间。
唐棣七月二十八号来电话的时候，妈几乎听不出什么了，只是象征性地抱着听筒，全靠事后我给她转述。虽然听不出什么，那她也高兴，毕竟那是她最爱的人的声音。
※ ※ ※
接着就是小便失禁，多饮多尿。她自己也奇怪：“我怎么这么渴啊！”到现在我好像都能看见她不时从沙发上爬起来，到窗台上去拿杯子喝水的情景。那是一只早期生产的磁化杯，很重。杯身漆着枣红色的冰花漆。
我说：“是不是天气太热的缘故？”就买很多西瓜给她吃，但是并不解决问题。
我的耳边现在还常常响起她这述诸于我的声音，声音里饱含着我一定能把她从病痛里解救出来的信赖。可我辜负了她的信赖，我不但没有把她从病痛里解救出来，她还就此去了。
※ ※ ※
感觉越来越麻木，感情越来越淡漠……想起一九九0年七月，我们从美国回来的时候，妈并没有显出过度的悲伤。不像过去，好像再也见不到唐棣似的哭得十分凄惨。我和唐棣当时以为，这可能是因为她很快会再来美国的缘故。这也许是一个原因，更可能是妈的垂体瘤，那时已经发展到相当严重的地步了。
就连我和先生在她病房里争执不休的时候，妈也只是扶着墙默默地躲出病房，站在病房的走廊里等候争执的结束。
说话也开始颠三倒四……
※ ※ ※
可我还是没有想到她病了。
记忆中妈很少生病，或许生了病也不告诉我，而是自己到医院看看了事，常常是独自面对一切。
※ ※ ※
比如说一九六六年妈第二次割小肠疝气。
第一次手术是哪一年做的，我都说不清楚了，反正是在河南。那时候她还在郑州第八铁路小学教书，五十岁多一点的样子。难道我没在郑州吗？反正我没能陪她到医院去做这个手术。
这一次手术等于白做，很快就复发了。也难怪，差不多三十年前，一个外省医院，敢割盲肠也就不错了，何况这个手术比割盲肠还复杂一点。
一九六六年她第二次割小肠疝气的时候，是五十五岁的年龄，按说我们都在北京了，我本应该到医院去照顾她，可是我没有。那时，我正在将功补过地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争当学习毛主席著作的积极分子，正是爹亲、娘亲不如毛主席亲的时候，自然就把妈扔在了一旁。以我当时的错误，竟然还当上了学习毛主席著作的积极分子，可以想见我卖命到了什么程度。
也许还因为那时的护士比现在负责，医院也不兴陪住。
我只带着三岁的女儿，有数地几次到医院去看望妈。不但没有给妈送过什么可口的饭菜、水果，甜点，反倒在医院里吃她给我们订的病号饭。我们趴在病房的椅子上，呼哧、呼哧，吃得很香。我一直记得那顿病号饭，鸡蛋、木耳、黄花、肉片，雪白的富强粉打卤面。那时候，连这样一般的饭，我们都觉得好吃得不得了。
而一九八七年我又到欧洲去了，一去就是五个月。回国当天，我就发现妈的脸色黄如表纸，隔壁邻居是位大夫，她悄悄告诉我她的怀疑，根据母亲的脸色，她分析可能得了胰腺癌。
马上带妈去看医生。
那时我们和西苑大旅社只有一墙之隔，可是怎么也叫不到出租汽车。他们不是说刚刚下了晚班，就是刚刚上班工作还没有派定。想不到偌大的北京，就是找不到一辆可以把妈拉到医院去的汽车。我又不会蹬三轮，就是会蹬，又上哪儿去找一辆三轮板车？人一到急眼的时候，就急出了机灵，我拦住一辆出租车，开口就对他说：“我付给你外汇。”这才叫到了车。为了感谢这位终于把母亲拉到医院的司机，我没有让他找回那张超过几倍车费的外汇。
北大医院著名的B超专家陈敏华大夫亲自给母亲做的B超，排除了胰腺癌的可能，但她准确无误地告诉我，母亲患了黄胆性肝炎。
我赶紧把母亲送进她的合同医院，这一年她七十六岁，我五十岁。到了五十岁我才懂得如何多爱一点自己的妈。我正准备在她生病期间，陪她一起住进医院，以便好好照顾她的时候，又因为她生的是传染病，医院不让陪床。只好丢下母亲一人住在传染病房，但我每天都去看她，送些有营养的汤水、菜肴。在我有了稿费收入以后，这已经算不了什么，倒是每天要医院为她换洗内裤才是我对她的挚爱。别的衣服都可让阿姨代劳，但妈的内裤得由我亲自动手，因为粪便、体液是传染黄胆性肝炎的一个重要途径，当然不能推给阿姨。我想都没想过给母亲换洗内裤可能会传染上黄胆性肝炎，我只想要母亲感受身上清清爽爽、舒舒服服。她不让人这么做，可她管不了我。做完这些，我们就静静地谈一会儿话。我从她那再无所求的脸上看到，何为心满意足。而这点满足，也只在她生病的时候才能得到。我甚至想，妈为此可能还希望自己生病。
就在一九九一年最后这场病中，她还是心满意足地说：“你看，我每次生病你都恰好赶了回来。”好像我总在她需要我的时候，出现在她的身边。她就没想一想，如果我常常守着她，而不是为了这样、那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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