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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戏与阴谋-第1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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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约二十三点，很晚了。作为文人雅士还是要冒险打个电话的，我用可视频道拨通了那个在市中心躲在窗帘后面的老太太的电话。
她立刻就接了电话，她先是吃惊地看着我，然后又盯着我的房间看了一会儿，最后才说：“晚上好，年轻人，您拨错电话了，您最好查查您的拨号软件！”
我决定装作不知道。“我的拨号软件？您肯定我的个人通讯机只是拨错了一个号码吗？”
她不耐烦地点点头。“那您是怎么想的呢？如果不是我，您到底想给谁打电话呢？这么深更半夜的，决不会有人给我打电话！”
“噢，对不起，您说得对，我其实是想给我妈妈打电话。”
“哦，您看看，您妈妈，您妈妈可没有这台终端机，这台终端机是我的，尽管它已经有三十年了。那么就是您的通讯机出差错了，不过个人通讯机一般来说不会出差错，人们把这种情况叫做软件错误，不过大多数情况下也不是软件错误，而是匆匆忙忙地输错了号码，或是找错了号码。不过要是软件错误那倒不要紧，因为我们人总是装出一副计算机匆匆忙忙出差错的样子，而不是我们自己出差错。”
她絮絮叨叨地说着，时间长得别人根本不能插嘴说话。不过这事儿怎么说也是挺滑稽的，她就是用这种冷嘲热讽的口吻把上帝和世界贬了一顿，这样她自己显然感到轻松愉快，却一点儿也不顾别人是怎么想的。
“为什么您直接就开通可视电话了，年轻人？您好像不知道该怎么使用它。您想像一下，您刚好看见我穿着一件合身的长睡衣，您到底知不知道，现在是什么时候了？”
她又滔滔不绝地说了一通什么我一定会把我妈妈从睡梦中吵醒啦，她实际上根本不可能再睡着了，所以她可能会突然把电话挂上之类的话。我倒是觉得正相反，我是把我妈妈从清醒中吵醒了，因为她的生活其实都在梦中。
“我可能要跟您说ＴＹ了，现在人们挂电话都用这么个摩登的词儿。年轻人，祝您走运，很高兴和您聊了一夜！”
她把一直托着她脑袋的右手慢慢地向下伸去。
“等一下，普莱因斯贝格夫人！”我说。我觉得整个这件事真好玩，这种半夜里的交往怎么也比那些无聊的电视节目要好得多。
当我说出了我本来不应该知道的她的名字时，她抬起了头，她第一次盯着我看，就像人们用放大镜观看东西一样，纤毫不漏地看了一遍。因为她是在监视器里看着我，而我看她却是在监视器上方的摄像机镜头里。
她沉默不语，在思考，她的眼睛眯起来，目光变得锐利，它们就像山雕扑向猎物前的一刹那，锋芒毕露。
“请您允许我问一下，”她慢慢地，几乎用威胁的口吻说，“您是联邦调查局的？”
我摇摇头。
“联邦保密局的？”
我咧开嘴笑了。“不，也不是！”
“不过差不多是干这一行的，嗯？”
“全错了。”我笑着说。我想把一切都说个明白，为什么不给她说真话呢？因为听她的口气她好像要为这件事搬家了。
“不，不，请您等等。”她飞快地打断我，又沉思了一会儿，“数据中心！”
“猜中啦！”我说，“事情是这样……”
她又打断了我。“不，不，什么也不用说，您不要把我们的游戏弄糟了，同事先生，您等着瞧，您会吃惊的。”
她慢慢地站起来，紧挨着桌子边吃力地挪到右边的屋角，那里放着一张桌子，桌子上放着两台监视器和几个键盘，四周放着鼠标、软盘、光盘、录像带和各种手册。该死，我见过这种乱糟糟的样子，就像在洛那儿见过的一样。
可视电话的摄像机跟随她的动作移动着，我在书上读到过摄像机的这种特性，它只在最新式的个人通讯机上才有。慢慢地，我不觉得神秘了。我心里在想，我得赶快关上通讯机，然后消失得无影无踪，别等到出了什么事儿。可是她做的事只是为了吸引我的注意，我不能随便中断通讯。
她在一堆手册中翻找着，两台监视器在工作，她的眼睛从左边的监视器闪到右边，又从右边闪到左边。
“啊，找到了。”几分钟后她说，“布莱因·罗德勒尔，您是布莱因·罗德勒尔。”
我摇摇头。
“可是您于十四点十一分在数据中心把我的档案调到了屏幕上。别对我撒谎，布莱因。”
“这才对了。”我说，“布莱因是把您的档案调到了屏幕上，不过我是图波尔·博特。”
“图波尔·博特。”她喃喃地重复了一遍，然后立刻在她的计算机里查找我的名字。
“啊，在这儿，图波尔·博特，您跟那个罗德勒尔先生在同一个处。嗯，这到底是什么呀？那您就是我们的ＭＵＳＩＣ先生之一了，真让人激动。我是不是太显眼了？他是不是又朝我吐唾沫了？我不会感到奇怪的，这已经不是第一次了，那么，请您给我说说这件事吧。”
要是我不认识叔叔洛，我就不可能弄清楚她眼下在计算机里翻腾出了什么。不过有一点我是明白的，她对我的情况已经是一清二楚，她不仅已经调查出她的档案是显示在哪个屏幕上的，而且还摸清了搜索她使用的是什么程序。她显然是懂得所有的窍门的。
我经常和布莱因一起讨论，究竟谁是数据中心的头儿，到底有没有一个人掌握所有的密码，可以进入所有的部门。也许这仅仅是闪过我头脑里的一个念头，也许，我不经意地就发现了这个头儿。可是布莱因却在那张纸条上写下了普莱因斯贝格的这个姓。不管普莱因斯贝格以什么方式跟数据中心有关，他都没有把她的情况告诉我。要么这是布莱因给我设的一个圈套？是他对我几个星期以来那些傻乎乎的问题的一个小小的报复？我必须把牌摊到桌上。
“您快点儿吧。”她催促着我，“可视电话是很贵的，这全要算在您的账上。请您告诉我，我哪儿引人注目了？”
“哪儿也没有。”我谨慎地说，“您一点儿也不引人注目，您是被挑选出来的，我们运行了一个搜索程序。”
“一个搜索程序？你们要搜索谁呢？”
“为我找一个女人？”我轻声说。
她开始笑了，哈哈大笑起来，笑得浑身上下都摇晃起来。“太恭维我了，你们到底给了这个程序什么标准呢？”她还是笑着说，“老态龙钟，满脸皱纹，还是别的什么？”
“不。”我说，“这是很奇怪的，我们是根据最大概率来寻找一个稳定的伴侣的，这个程序以个性尺度工作，所以，有一个公认的伴侣标准……”
“您用不着给我讲解ＭＵＳＩＣ程序，年轻人。”她咧嘴笑着打断我的话，“它是我发明的！”
她发明了ＭＵＳＩＣ！我第一次倒抽了一口凉气。她为我的惊讶而自鸣得意。原来是这么回事儿，她不是头儿，而是发明者。
“是什么让您说不出话来的，请继续讲下去。”
“是您发明了ＭＵＳＩＣ吗？”我问。我还是心有余悸。
“说得更准确一点是共同发明，不过您先说说，然后我再考虑，是不是也给您说些什么。”
“啊，是这样。这事儿是在搜索几个看上去大致差不多合适的年轻女人时引出来的。其中一个我已经打过电话了，接下来就是您。您也是选出来的，布莱因自己也没有料到。”
“他是不会料到的。”她又咧开嘴笑着说，可她却没有说下去。
“为什么？”我问。
“那就必须说出秘密，年轻人。您的名字叫什么？噢，对了，图波尔。上帝，从前年轻人都叫尤尔根或者托玛斯，或者，要是人全都疯了的话，就叫海尔加。图波尔过去好像是一种洗涤剂的名字。”
“说的是。”我不耐烦地说，“我母亲有一种洗涤剂强迫症，就把我叫成了她最心爱的洗衣粉的名字。您现在也该跟我说说您自己的事情了。”
“绝对不行。”她说，“要讲这类事情，通讯机决不是合适的地方。如果您有兴趣，您就上我这儿来一趟，图波尔。您知道市中心在什么地方，对吗？”
“我甚至知道您住在哪个窗帘后面。”我说，“您几乎是现在还住在那儿的惟一的人了，是吗？”
“惟一的人。 ”她说，“您来拜访我吗？”
“什么时候？”
“您想来的时候，图波尔。我总是在家里。”
“明天下班以后？”
“只要您想来。”
“好吧，那么明天见。”我说。
“我很高兴，图波尔。”她轻声说，“我真的很高兴，您应该知道，我几乎没有客人。”
这个下午，我把所有的一切都计算好了，就是没有考虑到咖啡和点心。我刚一到，她就用她那双清晰明亮、炯炯有神的眼睛注视着我。从她的脸上我可以看出来，她曾经是一个非常有趣的女人，可现在她已经老了，很老了，比她档案上记录的六十五岁的年龄要老得多。从她站起身来步履蹒跚的样子来看，她足足有八十五岁的高龄了。
“我的两条腿总是不听使唤。”她说，“我一直是一个只用头脑的人，我希望永远有安静的环境和时间让我思考，让我静心地沉思。现在这一切我都有了，而且比我期望的还要好。”
我走到窗前，看见那里放着一把高高的椅子，窗台上还放着一个垫子。这是她的地方，她可以把窗帘掠到一边，看着下面的世界。市中心下班时最好的去处，当然是沿着数英里长的街道购物。任何一个没有急事要做，也不急于要买什么东西的人都到这儿来。在这儿，人们可以悠闲地溜达、购物，尽情享用奢侈的消费品，比在各城区的任何一个卫星市场都更令人舒适惬意。
“您怎么到这儿来的呢？”我问她，“怎么到这个城市，到这个鬼城区的三层楼上来的呢？”
“不是我到了这儿，而是鬼神到我这儿来了。”她回答说，“您看，年轻人，在我们的周围曾经是一个小城市，下面有一个面包房，拐角上有一家肉店。这幢房子的下面是一家照相馆，这家照相馆老板的儿子一心想和我结婚。您想从头到尾听听这个故事吗？”
“当然，那您就讲吧。”我说。
“我可以从ＤＤＲ这三个字母开始讲起吗？”
当然可以，我听说过这三个字母，那是在学校上课的时候，讲当代史，曾经有过两个德国，它们之间有一道真正的墙，柏林的一部分像一座孤岛一样，它的外围是一道墙。
她那时候就住在这个ＤＤＲ ，也就是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她说，在这个国家里，什么都没有，而在另一个简写成ＢＲＤ的国家里，什么都有。尽管如此，她生活得很好。她在柏林长大，住在那个叫做东柏林的城区，幸运的是，那个城区外面没有一堵墙。她想当一个数学家。她学业结束时，出现了一种像第一台电子计算机一样的东西。她很感兴趣，她宣称，她要成为社会主义世界占主导地位的计算机专家之一，也就是指在那个柏林外面没有围墙的世界。俄国人跟这件事有某种关系，所以有一段时间她就在莫斯科。她十分流利地给我讲了几句俄语，叫人相信她是在莫斯科待过的。
在莫斯科和柏林都有一个中心，它从西方“获得”新的计算机并进行研究。在那里，一切都是保密的，几乎没有什么手册或是机器语言表，他们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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