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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周期”的）。实际上，这使得此前尝试让政府从农业中脱身的做法发生了逆转。总的说来，农业法案使纳税人在未来的10年里少缴纳1800亿美元的税款，其中的大部分都将落入各种大农业企业的手中。

最糟糕的是取悦能源产业的行为。我们暂且把所有有关全球气候变暖的理论争论搁在一边，尽管有时候小布什的观点是有道理的。从K街那些人的角度来看，能源政策向来冗长无用。迪克·切尼的能源计划基本上是由能源业起草的，而这个方案对于政策的制定来说谈不上理想，尤其是有成员正好在安然公司工作。2005年初，最终讨论的法案中包括了对所有的能源公司进行补贴的内容——从向使用联邦土地的矿物燃料公司收取更低的费用，到仅仅为了建厂和管理工厂而针对核工业的贷款担保。为了使这笔钱在国会过关，共和党把大量的钱投入绿色环保补贴中——以能源效率、替代能源以及K街的人喜欢的其他术语的名义发放更多现金——把民主党给收买了。正如卡托研究所的杰里·泰勒（Jerry　Taylor）所说，这是一个“说客皆大欢喜”的法案。

K街的保守主义的作用不仅在于让企业界得到好处。共和党正在把K街变成其政治机构的组成部分。直到20世纪90年代中期，K街都还是一个两党共存的地方。游说公司会尽量同时雇用共和党人和民主党人。民主党之所以有更多的斩获，仅仅是因为战后的大部分时间里该党控制了国会山。但随着1994年共和党掌管国会，情形发生了变化。那时的共和党众议院多数党党鞭汤姆·迪莱和格罗弗·诺奎斯特决定发动“K街计划”来加强这一优势。他们直截了当地告诉说客，要么雇用更多的共和党人，要么承受在国会山遭冷落的风险。

游说产业同共和党交织在了一起。共和党上一任党主席埃德·吉莱斯皮（Ed　Gillespie）就是一位主要的说客，密西西比州的新任州长、共和党人黑利·巴伯（Haley　Barbour）也是。K街的新任命几乎全是共和党人。刚在宾夕法尼亚州当选参议员的里克·桑托勒姆每周二上午都会与十来位共和党说客开会商讨K街的职位问题。共和党与K街纠缠在一起之日，正好是说客达到前所未有的影响力之时。1968年，K街只有62位说客，现在则达到了21000人。他们不仅影响了议员们，而且已经开始为他们筹款了。＇11＇

尼古拉斯·康弗索尔（Nicholas　Confessore）认为，共和党人决心要利用K街，这与当年富兰克林·罗斯福及其继任者利用政府以谋求民主党优势并无二致。＇12＇民主党在其辉煌的时日利用自己对政府机器的牢牢控制，向忠诚的选民支持者——穷人、老年人，最后是少数族裔——进行施舍，也为基层战士提供工作岗位。现在，共和党利用自己对K街和更大范围的工商界的支配，建立了一个可以同罗斯福的政府机器相比肩的私人部门。共和党向工商企业发放政府合同，充实了自己的金库——看看医药业是如何从医疗保险的处方药补助中获益的。从国会助手到国会议员，当这些最忠诚的基层战士退休时，共和党在K街为他们提供大把的钞票。

短期内这可能会带来很多政治红利，但长期而言情况会怎样呢？老大党的活力来自于它提出激进思想的意愿。里根的成功并不是因为他在企业董事会里做得出色——很多企业的首席执行官往往觉得同杰里·福特相处时更自在——而是因为他成功地利用了众多理想主义式的自由市场营销人员的创造活力。共和党也被认为是主张小政府和低程度控制的政党。但是游说集团只有在政府干涉和幕后交易的环境中才能够蓬勃发展。这加深了我们对共和党发展方向的第二大担忧：在小布什的领导下，共和党已经从主张小政府的政党滑向了在民主党不执政的时候建立大政府的政党。

即便上台的保守派决心大规模压缩政府，结果也往往是伤其皮毛而已。罗纳德·里根和玛格丽特·撒切尔的经历就是两个好例子。但小布什上台的时候，给政府带来的是鲜花而非刀斧。2001年2月27日，小布什对国会说：“政府要起作用，而且是重要的作用。”这再好不过地与比尔·克林顿向国会宣称“大政府时代一去不复返了”形成了对照。现在，“红色的乔治”——保守派仍然会这样称呼他——正进行一项大胆的誓言：看看是否能够将20世纪30年代至70年代期间由自由派制订的那些计划，按保守主义的方向重塑。

最清楚的例子是教育。长期以来，保守派都认为政府应该从中小学教育中脱身。1995年，众议院中的共和党人叫嚷着说要关闭教育部。比尔·克林顿当政时，教育经费支出的增加相当和缓——1993财政年度为300亿美元，到2001财政年度仅增加到360亿美元。而小布什当政时，教育经费支出呈爆炸式增长，2003财政年度达560亿美元，并且朝2008财政年度的700亿美元攀升。教育部已经承担了国家计划委员会式的责任，即监督全国中小学的情况，并劝导表现不佳的学校做得更好。

小布什还有一个明显的倾向，我们可以称之为“新家长式领导”——用社会政策来刺激人们采取更加朝向保守主义的行为。“新家长式领导”的化身是韦德·霍恩，他负责美国卫生与公众服务部的家庭儿童事务。霍恩是一位儿童心理学家，在华盛顿哥伦比亚特区工作的时候，他遇到大量因为没有父亲而受到明显心理伤害的市中心区儿童，因而创办了全国父道组织（the　National　Fatherhood　Initiative），鼓励男性多与孩子相处。现在，他正将数亿美元投入稳固婚姻的计划中，如向即将为人父母的未婚者教授“关系技巧”，为希望和睦相处的已婚者提供“婚姻技巧训练”等。

霍恩认为，他的工作“不是要扩大政府，而是要使政府做得更好”。在所有社会问题中，家庭解体都产生了作用，而这些社会问题耗费了美国政府的资金。还有什么比预防问题发生更切合实际呢？

这听起来头头是道。20世纪60年代，自由派社会工程师提出的许多计划也是如此。而从保守派的观点来看，政府通常是一个向左转的机构。官僚不可避免地会为自己的目的而对计划进行削足适履的修改。霍恩的继任者做事可能就不如他那样道德了，比如扩大学校测试，让教育部能够有机会将自己的理论强加于美国的中小学。在某个时刻，右派美国又会乖戾地对待这个国家的规模和抱负，右派美国会厌恶一个口头上说要小政府，实际却进行大政府管理的政党。


老大哥保守主义


对政府规模扩大产生最大影响的是“9·11”事件。第一届小布什政府产生了一个多年来最大的新政府官僚机构——汤姆·里奇（Tom　Ridge）领导的美国国土安全部，并且赋予极度活跃的司法部长约翰·阿什克罗夫特极大的权力。乍一看，这完全合情合理。很少会有人争执说，需要按照“9·11”事件来重新界定安全和自由的界限。甚至很少有人会哀叹往昔美好时光不再——那时候的机场安全是由私人公司来负责的。小布什当初只想在白宫设立一个小型机构，但是里奇缺乏提升国内安全所需的政治影响力，而美国人民也似乎能理解美国需要更大规模的政府。迪克·切尼认为，“‘9·11’事件以后的众多变化之一是，在一定程度上，人民对政府的真实信任程度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他们看重政府并对我们的作为寄予厚望”＇13＇。

一切都是实用主义的做法。但是看看阿什克罗夫特所耍的花样，要证明这种方法的正当性就变得极其困难，尤其对保守派来说。大政府保守主义还发展出了一个更缺乏吸引力的孪生体——老大哥保守主义。阿什克罗夫特企图成为这个国家的首席说教者，这种欲望使他变得多管闲事，并卷入与打击恐怖主义毫不相干的各种事务之中。他起诉加利福尼亚州的“医疗大麻”使用者，尽管该州主张使这种做法合法化（而且也部分地得到美国最高法院的支持）。俄勒冈州两度通过了辅助自杀的法律，美国最高法院也明确地将这一领域的政策制定权交给了各州，但阿什克罗夫特还是想尽办法挑战该项法律［包括支持美国司法部缉毒署（Drug　Enforcement　Administration）取消辅助自杀的医生的执照］。在死刑案中，尽管长期以来地方上有持谨慎态度的传统，但他还是尽可能地不断威吓寻求死刑判决的地方联邦检察官。

这种完全高卢式的对中央集权的敬服可能会产生一些长期的后果。保守派欢迎联邦主义的原因之一，就是因为联邦主义允许试验和多样性的存在。正如联邦最高法院大法官路易斯·布兰代斯（Louis　Brandeis）在1932年所解释的那样，联邦主义意味着，“如果是公民的选择，那么某个勇敢的州可以充当实验室，并且该州还可以在不使国家的其他方面承担风险的情况下，尝试新奇的社会经济试验”＇14＇。联邦主义也包括这样的含义，即在这样一个幅员辽阔、人口丰富多样的国家里，可以对道德问题进行众多不同的尝试。旧金山和内布勒斯加州乡村的人们可以对膝上艳舞做不同的规范；佛蒙特州可以以独特的方式，一方面赞同同性恋者伴侣的权利，另一方面却加紧对互联网色情内容的控制。20世纪90年代，老大党所取得的最大的成功——从福利改革到学券制——许多都要归功于它对联邦主义的热情。

从这个角度看，阿什克罗夫特向中央集权者的转变既虚伪又愚蠢。之所以说他虚伪，是因为阿什克罗夫特曾经是大政府的头号批评者。他在担任密苏里州的司法部长以及随后担任来自该州的联邦参议员时，曾强有力地反对一项废除圣路易斯市学校中种族隔离的联邦命令，结果一家新邦联杂志《南方党派》（Southern　Partisan）把他挑出来赞扬了一番。之所以说他愚蠢，是因为阿什克罗夫特作为一个反对吸烟、饮酒、跳舞和看裸体雕塑的福音派教徒，即使在他自己的党里面，代表的也是少数派，更不用说在全国范围内。他能指望的最好结果就是和平共存的态度——以使像他这样的少数派有繁荣发展的空间。等日后民主党人坐到他的位置上，阿什克罗夫特可能就会后悔他与老大哥政府进行的浮士德式的交易了。


被南方所束缚？


由阿什克罗夫特的老大哥保守主义开始，我们来谈谈共和党前方可能面临的最大危险——一个表面上缺乏宽容的前景。那种缺乏宽容的名声冒着讽刺占美国联邦1/3地域的风险，与共和党的南方战略交织在一起。作为林肯的政党，占领南方曾经是共和党在选举上的显著成就，但是代价高昂。人们不时地担心，共和党南方一翼的过度支配地位可能将老大党推向极端主义的悬崖——就像20世纪70年代麦戈文一翼曾经把民主党推向极端左派一样。

南方的极端主义以两种形式呈现出来：种族和宗教。种族政治尤其复杂。对于小布什和罗夫来说，将洛特赶走也许只能抓住温和派白人选民，而不足以赢得黑人选民的支持。但不可否认的是，有大量（各种肤色的）独立选民搬到郊区居住，以逃避与美国黑人相关的是是非非——包括犯罪、高税收以及喜欢选择惊世骇俗的市长［1978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