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右舷-第1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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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直吞并陈思盼后；成为舟山群岛乃至整个东亚地区人数最多、势力最大的海商集团。其手下如叶宗满、徐惟学、谢和、方廷助及毛海峰、徐碧溪、徐元亮等人都是赫赫有名的头目。王直为了扩大海上贸易，乃令毛海峰、徐碧溪、徐元亮等分领船队，满载各种货物，扬帆世界各国，“凡五六年间，致富不赀，夷人信服，皆称‘五峰舡主’”。接着；他又招聚徐海、陈东、叶麻等为将领，勾引倭门多郎、次郎、四助四郎等，“威望大著；人共奔之”。不仅近地人民、兴贩之徒络绎不绝；甚至“边卫之官；有与柴德美通番往来、五峰素熟者；近则甘为臣仆；为其送货；一呼即往，自以为荣”（范表：《玩鹿亭稿》卷５）。
王直虽已成为财厚势大；人众船多的海商集团首领，但他并不想与明朝政府相对抗；而以“杀思盼为功，叩关献捷求通市”。他一心一意想得到明朝政府的批准；在海上从事合法的贸易活动。但顽固地执行闭关政策的封建王朝；不仅不答应王直的通商互市要求，反而派俞大猷“驱舟师数千围之”，王直突围而出；逃往日本；在萨摩州之淞浦津建立贸易基地。王直在日本；自称“徽王”，控制要害；凡“三十六岛之夷；皆其指使”；在中日之间进行海盗式走私贸易；成为中日海盗的总首领。
嘉靖三十一年（1552）；王直“纠岛倭及漳、泉海盗”，带领巨舰百余艘；“蔽海而来；浙东西、江南北、滨海数千里；同时告警（范表：《海寇议后》），这就是著名的“壬子之变”。从此开始；“比年如是；官军莫敢撄其锋”；“纵横往来；如入无人之境”。如攻入黄岩府；官军莫之谁何。“直乃绯袍玉带；金顶五檐黄伞；其头目人等；俱大帽袍带；银顶青伞；待卫五十人；皆金甲银盔；出鞘明刀；坐定海操江亭；称净海王；居数日；如履无人之境”（傅维鳞：《明史》卷162）。嘉靖三十三年（l554）四月；王直部占据浙江拓林；“连营三百里；如老鹳嘴七八里之间；皆其部落之所屯聚也”。王直由此地分一支自青浦、白鹤港而北；出太仓；又分另一支“自刘家港入趋昆山”。八月，又遣吴德宣、徐碧溪率众千余人进攻嘉定县城；接着在师家浜大破参将许国、李逢时，“时二参将所治者皆北兵，不知地利，屯所遇潮，死者甚众（胡宗宪：《筹海图编》卷６，《直隶倭变记》）。
王直打败明朝官兵以后；再次提出开放海禁、通商互市的要求。嘉靖三十四年（1555）他对明朝正副使蒋洲、陈可愿说：“我本非为乱；因俞总兵图我；拘我家属；遂绝归路”。并告诉他们：“倭国缺丝棉；必须开市，海患乃平”。接着又派遣毛海峰、叶宗满伴送陈可愿回国；会见胡宗宪，表达了“成功之后；他无所望；惟愿进贡互市而已”的愿望。嘉靖三十六年（1557）；王直亲自横渡大洋；回到舟山群岛，向胡宗宪递交要求通商的请求书，希望“胡军门代为疏请通商”。
王直尽管已沦为海盗，但始终没有放弃开放海禁的要求。他一方面等待明朝政府的答复；一方面在岑港“惟日聚群倭；砺兵刃、伐竹木为开互市计”。他对官府使者说：“必待奉明旨；许其宽宥；与以都督职使；得稽压海上；开市以息兵”（胡宗宪：《筹海图编》卷９《平倭录》）。对于王直的通商互市要求；明朝政府当然不会答应。他们利用王直急于通商的迫切心情，采用高官厚禄的办法；将王直诱捕入狱。这样，使舟山海商集团也遭受了毁灭性的打击。
3。徐海海商集团
当时与王直海商集团齐名的还有徐海海商集团。起初；徐海投奔王直集团；是王直部下的大头目。后来；他自拉队伍，独树一帜；与王直海商集团并驾海上；共同出没于江浙海面；进行海盗式的通商贸易活动。
徐海；徽州歙县人；少年时曾到杭州虎跑寺落发为僧；法名普净；称为“明山和尚”；或称“名山和尚”（谈迁：《国榷》卷６）。徐海出身商人家庭，弟弟徐洪是“在无锡贩芜湖布”的布商（诸葛元声：《三朝平攘录》卷１，《海寇》），叔父徐惟学（徐碧溪）是著名的海商。徐海到杭州不久；便“舍佛入贾”；从事海上贸易。关于徐海下海的经过；郑舜功《日本一鉴》记载比较简略：“嘉靖辛亥（1551），海闻叔铨（即徐惟学）诱倭市烈港；往谒之，同行日本”。顾炎武的《天下郡国利病书》有更详细的记述；他说：“徐惟学以其侄海质于一隅州夷，贷银使用。惟学至广东屿，为守备黑孟阳所杀，后夷之索故所贷至，海令取偿于寇掠。至是；海乃偕夷酋辛五郎聚州结党，众至数万”（顾炎武：《天下郡国利病书》卷90，《浙江八》）。由此可见，徐海为寇是与其叔徐惟学负债有关的。
徐海到日本后；“日本之夷；初见徐海；谓同中华僧；敬犹活佛；多施与之；海以所得；随缮大船”（郑舜功：《日本一鉴》卷６），进行海上贸易活动。嘉靖三十一年（1552）；徐海第一次渡海东来；“称市于烈港”。当时；驻在烈港的还有王直海商集团；因其他船上的倭人抢夺王直船货，发生冲突而离港他去。
史书说徐海“狡诈”，性倔强。在浙江海面上，除王直外，徐海为第二号海商集团首领。他力强势盛，特别是王直在日本期间，“雄海上，称天差平海大将军”（谷应泰：《沿海倭乱本末》）。嘉靖三十三年（1554），徐海集团从日本回舟山，不久即攻占嘉兴柘林，并以此为基地，分从四出，攻略城池。次年正月，徐海率众出动，夺海船，攻乍浦、海宁，陷崇德，袭德清，官兵惨败，朝廷为之震惊。徐海、叶麻、陈东等拥众五六万，有海船千余艘。杭州、苏州等危在旦夕。后在浙直总督胡宗宪的离间与诱降策略之下，徐海集团瓦解，于嘉靖三十五年八月败于浙北。
三、舟山海商的历史地位与作用
从明代嘉靖初年至嘉靖末年短短几十年间，舟山海商往来于东西二洋，称雄于东南沿海，先后出现过许栋、王直等名噪一时的巨商大贾，因而其历史地位与作用是不可忽视的。
恩格斯曾经说过：“航海事业根本与封建制度格格不入（恩格斯：《论封建制度的解体及资产阶级的兴起》）。明代中叶，随着中国国内社会生产力的提高及商品经济的日渐发展，明朝的海禁政策及其官方的朝贡勘合贸易制度愈来愈有碍于当时中国与海外诸国间互通有无的正常贸易往来。尤其葡萄牙等西方殖民者东来以后，闭关自守的海禁政策以及固步自封的朝贡勘合贸易制度，使得明朝政府在对外政治经济往来中处于被动无为的地位。与此相反，民间海商则是亦步亦趋中外经济交流发展的时代步伐，从导夷入贡的贸易活动演变而成纠番诱倭的私市贸易活动，舟山海商不失时机地于明代中叶步入民间海外贸易商人的行列，这对于当时民间海外贸易队伍的壮大以及中外经济交流的发展，无疑是有其进步意义。
纠番与诱倭私市贸易是明代中叶民间海外贸易活动发展的两大进程。舟山海商凭借其在舟山群岛优越的地理位置，广阔的市场腹地及熟练的航海技术参与组织并领导了与官方朝贡勘合贸易相对抗的大规模私市贸易活动。在纠番私市贸易活动中有以许氏兄弟为首的双屿港私市贸易活动，在诱倭私市贸易中则有以王直为首的烈港私市贸易活动，并进而发展到以日本平户为根据地的海外贸易集团，从而把舟山海商的海外贸易活动推进到一个前所未有的鼎盛阶段，这在中国民间海外贸易史上有其重要的一席之位。值得一提的是，以王直为首的诱倭私市贸易活动的开发，加速了明代中日官方贸易向民间贸易的演变。自王直以后，日本的平户港一直是明末清初中国民间海商往来日本的一个主要据点。此外，据日本《铁炮记》所载，葡萄牙人与日本的通商贸易往来以及西洋铁炮传入日本，均与王直有关。这是舟山海商对西太平洋沿岸地区国际间政治经济文化交流的一大贡献。
明代中叶舟山海商的海外贸易活动虽以王直的就擒而趋于衰落，然而在一定程度上猛烈地冲击了明朝的海禁政策以及其官方独占的朝贡勘合贸易制度。王直、徐惟学等之所以由盐商转为海商，其原因之一就是当时“中国法禁森严，动辄犯禁，孰与至海外逍遥哉”（傅维鳞：《明书》卷162，《汪直传》）。至于王直、徐海等挟倭以逞，频频引倭入掠东南沿海，更使得明朝官兵疲于奔命，使富庶的东南地区亦长期处于战乱之中，从而使得当时的朝野人士逐渐认识到“市通则寇转为商，市禁则商转为寇”。因此，“非复市舶，无以塞日后之乱源”，明代隆庆年间（15671572）的海禁开放与舟山海商的斗争是分不开的。
舟山海商集团到日本等外国经商贸易的行动，也改变了唐宋时期那种主要由外国商人来华贸易的被动局面，对外贸易的格局由被动地引进改为主动地输出，这对华东沿海地区的经济发展和市场繁荣都产生了有利的效果。如苏州的盛泽镇，“明初以村名，嘉靖间始称为市，迄今民齿日繁，绸绫之聚，百倍于昔，四方大贾，辇金至者无虚日，每日中为市，舟楫塞港，街道肩摩，盖其繁阜喧盛，实为邑中诸镇冠”（沈云：《盛潮杂录》，转引自《明代社会经济史》）。湖州双林镇在隆庆、万历年间“客商云集谋贩，里人贾鬻地方，四时往来不绝”（乾隆《湖州府志》），时有“吴丝衣天下，聚于双林，吴越闽番至于海岛，皆来市焉”（唐甄：《潜书》下篇）之记载。如果这种贸易顺利进行的话，将有可能推动和改变中国历史发展的进程。
舟山海商从最初的从事海上贸易到被迫的武装对抗明军，又因有一部分日本人参与而被长期认为是“倭寇”。“贼”、“寇”之论从明朝直至当代，一直是海商头上的“紧箍圈”。其海商集团武装反明斗争的意义不可低估。被封建统治者诬为“首倭而作之乱者”的海商王直曾多次向统治者提出开放海禁、通商互市的请愿：“倭国缺丝棉，必须开市，海患乃平”，“他无所望；惟愿进贡互市而已”，显示了商品经济（其中包含资本主义萌芽的生产和流通）求生存、求发展的意志力。“暴力本身就是一种经济力”《马恩选集》卷２）。“倭寇海盗”的反抗是被迫的；他们的反海禁斗争是反封建的正义斗争；与明代的大大小小的农民起义相比较；他们在反封建上是共同的；但是“倭寇海盗”的反抗斗争与资本主义萌芽的经济力联系在一起，因而也就蕴含社会革命的成分。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倭寇海盗”反抗斗争的意义又超越于农民战争。“倭寇海盗”反海禁斗争是明朝市民反矿监税使斗争的先声；对它们都应加以充分的肯定。
自明末直至20世纪70年代；史家众口一词地指责嘉隆年间的舟山海商为“倭寇海盗”。这就涉及到一个如何对待传统史学的问题。不少史学工作者至今没有突破忠君爱国的正统观念；他们以是否能保持封建王朝的稳定性作为评判历史事件的标准，而不是以是否有利于历史的进步作为研究工作的着眼点。我们认为：史学工作者首先必须有忠实于历史的勇气；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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