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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心情，如不设身处地，为逝去者着想，更难得其要领。

单就小说而言，自然是鲁迅初期的创作，更有现实意义，更与时代的脉搏相呼应。但如就杂文而言，则鲁迅死前之一日，其作品仍为革命文艺中最现实的。他的心，他的血液，正接连多灾多难的祖国的呼吸。他的一言一动，成为那一时代，对青年最有号召力、吸引力的号角之声。这一点，就是当时的革命作家，也都甘拜下风，尊为前导，后之来者，就不用多谈了。

现在，有些人对鲁迅的作品，抱冷漠态度，这原因很复杂，是多方面的。十年动乱，把鲁迅奉为主神的陪坐之神，强拉知己，无限制地印刷其著作，并乱加驴唇不对马嘴的解释，引出反作用，是原因之一。

鲁迅初期的创作，确是勇于借鉴西方的东西，以丰富自己。但是，他的借鉴，是通过外国文学的革命的或进步的内容，涉及其形式与技巧。这一立场，直到他死前，所办《译文》仍为主流。其间着力介绍弱小民族战斗作家之作，是与祖国当时的处境，息息相关的。对于批判现实之作，也多有介绍。总之，以为鲁迅借鉴外国，只是追求创作的“现代化”，那是无稽的瞎子摸象之谈。

鲁迅的《故事新编》，也并非都是晚年的作品，其中有的还是他早年之作。一个作家的着力点是多方面的，就是他那战斗的主要方向，也不能不受个人生活经历的影响。一些寓言、讽喻之作，一些看来短小、无意义之作，在每个大作家的文集中，都有录存。因为对作家本人来说，这些作品，仍是关系其一生的重要资料。

鲁迅一生，虽战斗姿态凌厉，但对待文学创作，则非常谦虚谨慎，从未自放狂言，以欺世盗名。

十

近来一些文艺评论，唯心主观的色彩加重了。有些虽谈不上什么哲学思想，但在文字上，编造名词，乱作安置，把文艺现象，甚至创作规律，说得玄而又玄，令人难以索解。层次呀，结构呀，转化呀，渗透呀。本来是很简单的东西，一两句就可以说清楚。叫他们一说，拐弯抹角，头下脚上，附会牵强，连篇累牍，说个不完。这种文章，貌似很新鲜很洋气，很唬人，拆穿来，除去新名词，并没有什么新鲜货色。不过把过去人云亦云的道理，变个说法，变个道道而已。此风已影响到文艺教学，那些讲义，有很多是辞费，使学生越听越糊涂。

经过很多人的努力，经过很长一个过程，我们的文艺理论，才逐渐克服了欧化、生硬、空洞、不通俗、脱离实际种种毛病，现在又有旧病复发之势。再加上哲学思想，逻辑概念上的混乱，有很多文章，实在是叫人读不下去了。

与之相呼应的，是创作上的所谓“现代化”。脱离现实，没有时空观念，动物本能描写，性的潜意识，语言粗野，情景虚幻。这样的文艺作品，中国人是不习惯的。对于现实，对于人生，都不会有好处，却为一些作家所热衷，所追求，为一些评论家所推崇，所赞赏。也不知是何道理。

1985年9月27日——

一鸣扫描，雪儿校对

卷七　风烛庵文学杂记　　风烛庵文学杂记

写历史，就专门去找那些现在已经绝迹，过去曾经被洋人耻笑的东西。改编古典文学，忽视其大部精华，专找那些色情糟粕，并无中生有，添枝加叶，大作文章。写现实，则专找落后地区的愚昧封建，并自作主张地发掘其人物的心理状态。凡此，都是出于一种“创作思想”：即认为这样写，是可以受到海外的青睐，青少年的爱好，评论家的知音。弄好了，可以成为什么名人，可以得到什么奖金。凡是这种“文艺家”，都是主张中国文艺需要“现代化”的。题材陈腐，思想低下，又要运用现代手法，这真是一种矛盾，一种畸形。

这些年，文艺工作上的一些做法，一些理论，导致了一些奇奇怪怪的作品。这种作品的问世，受害的不只是读者、观众，也包含了作者本身。原来是不错的，也有一定的写作才能，经不起热浪的冲击，终于顺流而下。有的从好到坏，只有一两年时间。至于出版社，制片厂，如果因此致富，那赚的是昧心钱，如果赶的时机不好，赔了钱，那是报应。文艺评论，应该是帮助作者，步步向上，不应该诱人下水，毁灭作家。

有的作家，还是很年轻，是可以“改邪归正”的。因此，对他们的作品，可以批评，但不要乘机诅咒谩骂他们。有的报刊，前些日子，还在为一些时兴理论、一些热门作品，鼓掌叫好；气候一变，就跺起脚来，高声叫骂。这种自表清白的作法，实在不怎么样。

读书如同游览，宁可到有实无名之区，不遑去有名无实之地。《归有光文集》，四部丛刊本，有十二册，不算不厚。但人们经常诵读的不过三四篇。在这三四篇中，《寒花葬志》不过二三百字，却是最实在的作品。所谓实在，就是牵动了作者的真情。因此，所记无一字不实，亦无一字非艺术。

如果文途也像宦途，（实际上，现在文途和宦途，已经很难分了。）急功好利，邀誉躁进，总是没有好结果的。应该安分守己，循资渐进。不图大富大贵，安于温饱小康就可以了。

近年来，颇不喜读文艺作品，特别是文艺评论之类，因其空洞无物，浪费时间，得不到实际的东西。有时甚至觉得：

反不如翻翻手头的小字典，多认识几个字，多知道几条典故。

宋朝印刷术发展，刻书之风很盛，私家著述多能流传。近读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四厚册，其中保存文献甚多，暇时读一二页，不只识史事，也是读文章。较翻字典，又实惠多矣。

有人说，从事文艺，能否成名，要看机遇。我不反对这种说法。文艺界既是人间一界，其他界可以有平步青云的人，这一界就没有白日飞升的人？但文字工作，究竟还要有些基础才好。当前的一些现象，例如：小说，就其题材、思想、技巧而言，在三十年代，可能被人看作“不入流”；理论，可能被人看作是“说梦话”；刊物合一本也卖不出去；出版社，当年就会破产。但在八十年代，作者却可以成名，刊物却可以照例得到国家补助，维持下去。所有这些，只能说是不正常的现象，不能说是遇到了好机会。

所谓机遇，指的是，一个人原来并没有打算从事文艺，后来因为某种机会使他参与了这种工作，年深日久，做出了成绩，得到社会的承认。我们读一些作家的传记，会常常遇到这种例子。但就是这些作家，在他没有遇到那个机会之前，他还是在这方面做了很多准备，例如读书、生活等等。

天赐的机遇是没有的，如果有，总是靠不住的。这些年，这种事例，我们已经看到不少了。

文艺工作，也应该“行伍出身”，“一刀一枪”的练武艺，挣功名。

凡是伟大的艺术品，它本身就显耀着一种理想的光辉。这种光辉，当然是创造它的艺术家，赋与它的。这种理想，当然来自艺术家的心灵。

不受年代、生活的限制，欣赏这件艺术品的人，都会受到这种理想之光的指引和陶冶。如果站在这件艺术品面前，感觉不到这种光辉，受不到陶冶，这样的人是难以从事文艺工作的。

理想、愿望之于艺术家，如阳光雨露之于草木。艺术家失去理想，本身即将枯死。

理想就是美，就是美化人生，充实人生，完善人生，是艺术的生机和结果。失去理想，从反映现实，到反映自我；从创造美到创造丑；从单纯到混乱，不只是社会意识的退化，也是作家艺术良知的丧失。

1987年4月——

一鸣扫描，雪儿校对

卷七　风烛庵文学杂记　　风烛庵文学杂记续抄

近来，有些作家常常指责领导者、评论家，不按艺术规律办事。很少有人自问，他的“创作”，是不是完全符合艺术规律。

艺术规律，并不像科学上的定律，那样死板，一成不变。

但也并非那么神秘，深不可测，高不可攀。前人著述，多道及之。因为每个人的情况不一样，故总结之甚难。例如，任何艺术劳作，必先有生活基础及其认识。有生活基础者，不一定有足够认识；有足够认识者，又不一定从事于艺术劳作。

一个人成为艺术家，往往有很多偶然因素。《红楼梦》作者生活和认识的规律，不全同于《水浒传》作者，这是很明显的。

客观对创作的影响，也有时明显，有时隐晦。《红楼梦》产生于乾隆年间；《静静的顿河》，产生于斯大林时代，很难用政治环境作一般解释。外国的诺贝尔奖是一种规律，中国的穷而后工也是一种规律。高级宾馆是一种规律，绳床瓦灶也是一种规律。有的文章，纸墨未干，即洛阳纸贵；有的文章，则要束之高阁，藏之名山。

主观方面，即作家的素质、修养和努力，是艺术成功的主要规律。其他方面，可谈可不谈。

某文学期刊，销数下降，不从作品质量着想，却一再更易刊名。更名并不能使订数增加，又用裸体画作封面封底。初尚含蓄，或侧或卧，后来干脆赤身仰卧，纤细无遗。当然，都标明是外国油画，是美术作品。裸体画，也有高下，也有美丑。用到此处，其目的，并非供人欣赏，而是刺激读者眼目，以广招徕。然刊物销数，下降如故。实出乎设计者之意外也。

有人说，这就是“搞活和开放”。我说，美术，用于不当之处，即为亵渎。将来如何开放，也不会家家用两幅裸体女人，代替传统的门神。

年关将近，与某文艺出版社负责同志，谈论明年出书赚钱之道。据说办法不多，很多家出版社，又在打《金瓶梅》的主意。然“古本”既有违宪章，不能照印；节本已有“人文”印本，再出亦难。不少人为此，大费脑筋。过去上海有句俗话，除去做金子生意，就是开文艺书店容易赚钱。现在出版社，除去出版此类书籍，竟无其他生财之道，是何故欤？

负责人问计于我。我说：好办。文艺出版社太多，文艺期刊也太多，人浮于事，质差于量。关停并转可也。然此话实等于不说。

书是卖给读书人的。读书人买书，是为了求知识，求长进，必如生活中之菽粟布帛，方为有用。谁家有那么多的闲钱，专买武侠淫乱小说或裸体画片，去装饰书架，教育子女？

即如《金瓶梅》也只能购买一部，哪能屯聚多部，以示富藏？

一些刊物之销路不佳，一些出版社，不从国计民生上着眼，坐吃山空，濒临破产，是不可怪矣。

文艺这一领域，过去，虽曾使许多作家遭殃，然亦曾使一些人发迹。近日仍有一些聪明人，好谈文艺问题。所用口吻，完全变了一个花样，多为文艺界鸣不平，仗义执言，主持公道。原其用心，则有仍同以往者。如真以文艺比作殿堂，则过去进来骂神毁佛者多，今日则烧香祷告者众矣。

连日披读《新文学史料》，中国近代作家之命运，可谓惨不忍睹矣。在当时压力下，文人表现的状态，亦千奇百怪。今日观之，实地狱景象。经此惨酷，幸遇升平，仍有人斤斤于过去琐碎之事，观点之异，意气不消，不死不止，至可叹也。

余当戒之矣！然文人好弄笔墨，甚难觉悟也。

余与王任叔，并不熟识。一九五六年春天，余到南方旅行，他也带几个人到南方出差，于南京金陵酒家餐厅相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