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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完全可以说是老年现象，过去从来没有发生过。我写作多年，很少出笔误，即使有误，当时就觉察到改正了。为什么现在的感觉如此迟钝？我当编辑多年，文中有错字，一遍就都看出来了。为什么现在要看多遍，还有遗漏？这只能用一句话回答：老了，眼力不济了。

所谓“文章老更成”，“姜是老的辣”，也要看老到什么程度，也有个限度。如果老得过了劲，那就可能不再是“成”，而是“败”；不再是“辣”，而是“腐烂”了。

我常对朋友说，到了我这个年纪，还写文章，这是一种习惯，一种惰性。就像老年演员，遇到机会，总愿意露一下。

说句实在话，我不大愿意看老年人演的戏。身段、容貌、脚手、声音，都不行了。当然一招一式，一腔一调，还是可以给青年演员示范的，台下掌声也不少。不过我觉得那些掌声，只是对“不服老”这种精神的鼓励和赞赏，不一定是因为得到了真正的美的享受。美，总是和青春、火力、朝气，联系在一起的。我宁愿去看娃娃们演的戏。

己之视人，亦犹人之视己。老年人写的文章，具体地说，我近年写的文章，在读者眼里，恐怕也是这样。

我从来不相信，朋友们对我说的，什么“宝刀不老”呀，“不减当年”呀，一类的话。我认为那是他们给我捧场。有一次，我对一位北京来的朋友说：“我现在写文章很吃力，很累。”

朋友说：“那是因为你写文章太认真，别人写文章是很随便的。”

当然不能说，别人写文章是随便的。不过，我对待文字，也确是比较认真的。文章发表，有了错字，我常常埋怨校对、编辑不负责任。有时也想，错个把字，不认真的，看过去也就完了；认真的，他会看出是错字。何必着急呢？前些日子，我给一家报纸写读书随笔，一篇一千多字的文章，引用了四个清代人名，竟给弄错了三个。我没有去信要求更正，编辑也没有来信说明，好像一直没有发现似的。这就证明，现在人们对错字的概念，是如何的淡化了。

不过，这回自己出了错，我的心情是很沉重的，今后如何补救呢？我想，只能更认真对待。比如过去写成稿子，只看两三遍；现在就要看四五遍。发表以后，也要比过去多看几遍。庶几能补过于万一。

老年人的文字，有错不易得到改正，还因为编辑、校对对他的迷信。我在大杂院住的时候，同院有一位老校对。我对他说：“我老了，文章容易出错，你看出来，不要客气，给我改正。”他说：“我们有时对你的文章也有疑问，又一想你可能有出处，就照排了。”我说：“我有什么出处？出处就是辞书、字典。今后一定不要对我过于信任。”

比如这次的“他们诗文”，编辑一眼就可以看出是不通的，有错的。但他们几个人看了，都没改过来。这就因为是我写的，不好动手。

老年文字，聪明人，以不写为妙。实在放不下，以少写为佳。

1990年9月——

一鸣扫描，雪儿校对

卷七　风烛庵文学杂记　　小说杂谈

小说与伦理

幼时读《红楼梦》，读到贾政笞挞贾宝玉，贾母和贾政的一段对话，不知为什么，总是很受感动，眼睛湿润润的。按说，贾政和贾母，都不是我喜爱的人物，为什么他们的对话，竟引起我的同情呢？后来才知道，这是传统伦理观念的影响，我虽在幼年，这种观念已经在头脑里生根了。

这是母子之间或父子之间的伦理。《红楼梦》里，薛宝钗劝说薛蟠的那一段，也很感动人，这是兄妹之间的伦理。王熙凤和平儿睡下以后，念道贾琏在路途上的事，写得也很动人，这是夫妻之间的伦理。读起来也是动人的。

当然，《红楼梦》中，除了正面的伦理描写，也写了伦理的反面。写得也是很生动的。伦理也随时代变化，我们就不一一说明了。

总之，小说既是写社会，写家庭，写人情，就离不开伦理的描写。而《红楼梦》写得最好，最感人。

前些年，我们的小说，很少写伦理，因为主要是强调阶级性，反对人性论。近年来，可以写人情、人性了，但在小说中也很少见伦理描写。特别是少见父子、兄弟、朋友之间的伦理描写。关于男女的描写倒是不少，但多偏重性爱，也很难说是中国传统的夫妻间的伦理。

1981年10月8日

叫人记得住的小说

大概是三十年代中期，我在《文学月报》第五、六期合刊上，读过一篇小说，题名《福地》，作者徐盈。这篇小说，以保定第二师范革命学潮为题材。后不久，我又在《现代》杂志上，读了一篇小说，以国民党特务在上海秘密突击捕捉共产党员为题材，作者金丁。这篇小说的题目，后来忘记了，最近从《现代》编者施蛰存的回忆录中得知，为《两种人》。

这两篇小说，看过已经快半个世纪了，其内容记得很清楚，而且这两位作者，并不是经常发表小说的。我曾经和一个河南的青年同志谈起过，自己也有些奇怪：那一时期，我看的小说，可以说很不少，为什么大多数都已忘记，唯独记得这两篇呢？

前几个月，在一本文学丛刊上，读了俄国作家库普林的两篇小说。当时，我也对一个青年说：库普林的小说，叫人读过以后，能记得人物的每一个行动，每一个细小的情节；人物的住处、陈设，室内的空气阳光，花草的长势，人物的饮食、呼吸、喘息，一件件都历历在目，有条不紊。而我们也常常读到这样一种小说，写得像闹市一样，看过以后，混沌一团，什么清楚的印象也没有。这又是什么道理呢？

经过分析，我认为：前两篇小说，我所以长期记得，是因为它所写的，是那一个时代，为人所最关注的题材，也可以说是时代尖端的题材。也是我最关心的题材，因为它写到的第二师范和河北大学，和我所上的育德中学，只隔一条马路。金丁那一篇，则正是丁玲同志等人被捕以后，文学青年正处在迷惑焦虑之中。当然，这不能叫做题材决定论，还是因为两位作家的成功的创作。

至于库普林的小说，能作到这样，那自然是现实主义的功力，为我们所应当借鉴的。

1981年10月8日下午

小说成功不易

我常想，我们国家，历史文化这样悠久，书籍文物如此丰富，但是真正好的长篇小说，也就是那四部奇书；短篇小说也就是唐之传奇，宋之话本，清之聊斋。别的国家，其实也是这样。大作家总是寥若晨星，古典文学名著，并非接连出现的。

这可能与印刷条件有关，古代文字流传，先是全凭抄写，后虽能印刷，印数有限，耗费也大。所以文字能否流传，全凭质量，全凭人们愿看不愿看，选择是非常严格的。流传下来的，也是真正的好东西。

五四以来，崇尚白话小说，作者日众，出版也多。但六七十年间，检阅一下，真正成功的，一直为群众喜爱的小说，也是屈指可数的。这当然也可能与出版条件有关。旧社会、出版社为私人经营，他要照顾血本和利润。每出一本书，他要考虑销路，选择有眼光的编者，注意校勘，保证质量。这样一来，从一方面说，是限制了书籍的出版数量，从另一方面说，也限制了书的滥出滥印。

艺术生产，乃精神生产，不是工业生产，不能成批成套，一哄而起。刊物办的多，如果编者无见识而讲关系，发表的作品，滥竽充数者多，就不能提高创作的水平。出书多，如果不严加选择，不作科学评定，只以数量定成绩，定形势，不过多久，也会看出破绽来的。

当然，金沙多，将来淘出的金子就会多。但如沙和金比例悬殊太大，其结果还是不能定准的。

1981年10月17日晨雨

小说是美育的一种

五四前后，蔡元培极力提倡美育，对小说的美育价值，评价甚高。梁启超写过一篇题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的文章，把小说与政治维新联系起来，把小说提到更重要的位置。对小说的社会作用，道德教育作用，说得也更明确。

那时，中国正处在力图改革向上之期，提倡民主和科学，对文学艺术，也提倡要为人生，为民主进步，为改良社会道德贡献力量。这一时期的小说总的趋势是很健康的。

小说属于美学范畴，则作者之用心立意，首先应考虑到这一点。中国古代作者，无论是处于太平盛世，或是乱离之年，他们的吟歌，大抵是为民族，为国家，为群众的幸福前景着想。用心如此，发为语言文字，无论是歌颂、悲愤、哀怨、悲伤，从内容到形式，都出自美和善的愿望。相反，在“四人帮”祸国时期，他们的御用文士，所作文章虽貌似卫道，充满子曰诗云，但从中不会看到一点美好的东西，他们所作的小说，是坏人心术的，败坏道德的。

言为心声。心为大众，其语言虽拙亦美；心为私利，其语言虽巧亦恶。一人发声，千人所听，是不容易欺骗得了人的。

自创作繁荣以来，美的小说，固然很多。但不给人以美的感受的，也实在不少。形式上的离奇怪异，常常伴随淫乱、谋杀、斗殴、欺诈的内容。有人说这是社会生活的反映，我想，有时也可以说是作者心理状态的反映。如果说这种作品是现实主义，或是批判现实主义，那真是风马牛不相及了。沿着真正的现实主义道路从事创作的作家，是不会产生这种作品的。

1981年10月17日

小说的体和用

“五四”以后，中国新的白话小说，在形式上已经和传统的小说，很不相同，可以说是欧化了的。鲁迅小说的榜样，影响了一代和几代的作家。这种小说的形式，就好像长江、黄河一样，一旦发源，就形成了自己的广大流域。再想改变这种形式，是不可能的，也很少有人再作这种幻想。

当时，为什么改变得这样快，这样猛？有时代的原因。当时的政治、经济、文化各个领域，整个社会思潮，都要求改革，打破传统的桎梏。有人甚至提出了全盘西化的主张。在政治、经济方面，这当然是不现实的，行不通的。但在意识形态领域，这种思潮的冲激力量大，并对其他领域，起着主导的作用。白话文学终于革命成功，小说、戏剧、诗歌，获得了彻底解放，形成了现在的样子。

如果把这种成功，归结为“全盘欧化”，那就完全错误了。

如果文学也像当时的政治经济一样，只求依赖欧美，醉心形式主义，那它在当时就会夭折，就会失败了，不会有今天。

这是因为，新的小说，虽在形式上吸收了外国一些东西，这究竟是属于“用”的方面，其本体还是中华民族的现实生活，现实理想。白话文学革命所以能成功，就是因为当时绝大多数的战士，是现实主义的而不是形式主义的。是社会改革者，不是流连西方光景的庸人。用本民族现实主义的生活内容，驾驭西方的比较灵活多样的形式，使作品内容的生命力，得到更完美的发挥。

当然，“五四”以来，也有人单纯追求外国时髦的形式，在国内作一些尝试。但因为与中国现实民族习惯、群众感情格格不入，他们多是浅尝辄止，寿命不长，只留下个轻浮的名儿。

1981年10月18日

小说的欧风东渐

“五四”以前，林纾等人以文言翻译外国小说，使中国读者眼界大开，并开始影响着中国小说的创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