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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犁散文集-第1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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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把他请来,让在正座。老头总是一边吃,一边用山西口音说:“我吃太多呀,我吃太多呀!”
1984年4月27日
上午寒流到来,夜雨泥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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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一 乡里旧闻 母亲的记忆
母亲生了七个孩子,只养活了我一个。一年,农村闹瘟疫,一个月里,她死了三个孩子。爷爷对母亲说:
“心里想不开,人就会疯了。你出去和人们斗斗纸牌吧!”
后来,母亲就养成了春冬两闲和妇女们斗牌的习惯;并且常对家里人说:
“这是你爷爷吩咐下来的,你们不要管我。”
麦秋两季,母亲为地里的庄稼,像疯了似的劳动。她每天一听见鸡叫就到地里去,帮着收割、打场。每天很晚才回到家里来。她的身上都是土,头发上是柴草。蓝布衣裤汗湿得泛起一层白碱,她总是撩起褂子的大襟,抹去脸上的汗水。
她的口号是:“争秋夺麦!”“养兵千日,用兵一时!”一家人谁也别想偷懒。
我生下来,就没有奶吃。母亲把馍馍晾干了,再粉碎煮成糊喂我。我多病,每逢病了,夜间,母亲总是放一碗清水在窗台上,祷告过往的神灵。母亲对人说:“我这个孩子,是不会孝顺的,因为他是我烧香还愿,从庙里求来的。”
家境小康以后,母亲对于村中的孤苦饥寒,尽力周济,对于过往的人,凡有求于她,无不热心相帮。有两个远村的尼姑,每年麦秋收成后,总到我们家化缘。母亲除给她们很多粮食外,还常留她们食宿。我记得有一个年轻的尼姑,长得眉清目秀。冬天住在我家,她怀揣一个蝈蝈葫芦,夜里叫得很好听,我很想要。第二天清早,母亲告诉她,小尼姑就把蝈蝈送给我了。
抗日战争时,村庄附近,敌人安上了炮楼。一年春天,我从远处回来,不敢到家里去,绕到村边的场院小屋里。母亲听说了,高兴得不知给孩子什么好。家里有一棵月季,父亲养了一春天,刚开了一朵大花,她折下就给我送去了。父亲很心痛,母亲笑着说:“我说为什么这朵花,早也不开,晚也不开,今天忽然开了呢,因为我的儿子回来,它要先给我报个信儿!”
一九五六年,我在天津,得了大病,要到外地去疗养。那时母亲已经八十多岁,当我走出屋来,她站在廊子里,对我说:
“别人病了往家里走,你怎么病了往外走呢!”
这是我同母亲的永诀。我在外养病期间,母亲去世了,享年八十四岁。
1982月1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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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一 乡里旧闻 《猴戏——童年纪事》跋
却有深刻的记忆,在我的心中。在农村,观猴戏,当时不过六、七岁。今我年近七十,种种景象,仍宛然如在目前。
特别是猴子的那种惊恐眼神,卖艺人手中皮鞭的抖动,思之令人身冷。吴承恩创造了一个美猴王,以后有许多演员,以人去演猴,皆能成为艺术。然以猴演人,铁链、皮鞭训练出来的表演,并非艺术,乃生财糊口之道耳。猴子并未进入角色,所思当在山林同伙之间,腾攀掷跳耶?
(1980年12月29日)当晚又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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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一 乡里旧闻 《蝗虫篇——童年纪事》附记
一九三九年,我被调到阜平一带工作。阜平山穷水恶,地瘠民贫,公粮匮乏,食不得饱。每至下午三、四点钟,即觉饥肠辘辘,不得不到村外山沟,拣些黑枣、红枣充饥。一日,同陈君外出,漫步至山上,山顶有一荒寺,庭生茂草,蝗虫飞跃其间,我与陈君各捉母蝗虫一大把,另拣枯树枝一堆,在台阶上架火烧之,得饱餐焉。幼读《水浒》,言浪子燕青,于不得食时,常到野外觅些虫蚁充饥,当时颇不知虫蚁为何物,又何以能入口。今始明白,所谓虫蚁,殆指此等物品耳。然此诗非由此回忆引起。年老多病,夜间梦多。梦中时现童年乡土景象。既写乡里旧闻若干则,今并及昆虫细物,以见童年印象之深,旅人思乡之切耳。
1981年1月28日记于幻华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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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二 风云小记 识字班
鲜姜台的识字班开学了。
鲜姜台是个小村子,三姓,十几家人家,差不多都是佃户,原本是个“庄子”。
房子在北山坡下盖起来,高低不平的。村前是条小河,水长年地流着。河那边是一带东西高山,正午前后,太阳总是像在那山头上,自东向西地滚动着。
冬天到来了。
一个机关住在这村里,住得很好,分不出你我来啦。过阳历年,机关杀了个猪,请村里的男人坐席,吃了一顿,又叫小鬼们端着菜,托着饼,挨门挨户送给女人和小孩子去吃。
而村里呢,买了一只山羊,送到机关的厨房。到旧历腊八日,村里又送了一大筐红枣,给他们熬腊八粥。
鲜姜台的小孩子们,从过了新年,就都学会了唱《卖梨膏糖》,是跟着机关里那个红红的圆圆脸的女同志学会的。
他们放着山羊,在雪地里,或是在山坡上,喊叫着:
鲜姜台老乡吃了我的梨膏糖呵,
五谷丰登打满场,
黑枣长的肥又大呵,
红枣打的晒满房呵。
自卫队员吃了我的梨膏糖呵,
帮助军队去打仗,
自己打仗保家乡呵,
日本人不敢再来烧房呵。
妇救会员吃了我的梨膏糖呵,
大鞋做得硬梆梆,
当兵的穿了去打仗呵,
赶走日本回东洋呵。
而唱到下面一节的时候,就更得意洋洋了。如果是在放着羊,总是把鞭子高高举起:
儿童团员吃了我的梨膏糖呵,
拿起红缨枪去站岗,
捉住汉奸往村里送呵,
他要逃跑就给他一枪呵。
接着是“得得呛”,又接着是向身边的一只山羊一鞭打去,那头倒霉的羊便咩的一声跑开了。
大家住在一起,住在一个院里,什么也谈,过去的事,现在的事,以至未来的事。吃饭的时候,小孩子们总是拿着块红薯,走进同志们的房子:“你们吃吧!”
同志们也就接过来,再给他些干饭;站在院里观望的妈妈也就笑了。
“这孩子几岁了?”
“七岁了呢。”
“认识字吧?”
“哪里去识字呢!”
接着,边区又在提倡着冬学运动,鲜姜台也就为这件事忙起来。自卫队的班长,妇救会的班长,儿童团的班长,都忙起来了。
怎么都是班长呢?有的读者要问啦!那因为这是个小村庄,是一个“编村”,所以都叫班。
打扫了一间房子,找了一块黑板,——那是临时把一块箱盖涂上烟子的。又找了几支粉笔。订了个功课表:识字,讲报,唱歌。
全村的人都参加了学习。
分成了两个班:自卫队——青抗先一班,这算第一班;妇女——儿童团一班,这算第二班。
每天吃过午饭,要是轮到第二班上课了,那位长脚板的班长,便挨户去告诉了:
“大青他妈,吃了饭上学去呵!”
“等我刷了碗吧!”
“不要去晚了。”
当机关的“先生”同志走到屋里,人们就都坐在那里了。
小孩子闹得很厉害,总是咧着嘴笑。有一回一个小孩子小声说:
“三槐,你奶奶那么老了,还来干什么呢?”
这叫那老太太听见了,便大声喊起来,第一句是:“你们小王八羔子!”第二句是:“人老心不老!”
还是“先生”调停了事。
第二班的“先生”,原先是女同志来担任,可是有一回,一个女同志病了,叫一个男“先生”去代课,一进门,女人们便叫起来:
“呵!不行!我们不叫他上!”
有的便立起来掉过脸去,有的便要走出去,差一点没散了台,还是儿童团的班长说话了:
“有什么关系呢?你们这些顽固!”
虽然还是报复了几声“王八羔子”,可也终于听下去了。
这一回,弄得这个男“先生”也不好意思,他整整两点钟,把身子退到墙角去,说话小心翼翼的。
等到下课的时候,小孩子都是兴头很高的,互相问:
“你学会了几个字?”
“五个。”
可有一天,有两个女人这样谈论着:
“念什么书呢,快过年了,孩子们还没新鞋。”
“念老鼠!我心里总惦记着孩子会睡醒!”
“坐在板凳上,不舒服,不如坐在家里的炕上!”
“明天,我们带鞋底子去吧,偷着纳两针。”
第二天,果然“先生”看见有一个女人,坐在角落里偷偷地做活计。先生指了出来,大家哄堂大笑,那女人红了脸。
其实,这都是头几天的事。后来这些女人们都变样了。一轮到她们上学,她们总是提前把饭做好,赶紧吃完,刷了锅,把孩子一把送到丈夫手里说:
“你看着他,我去上学了!”
并且有的着了急,她们想:“什么时候,才能自己看报呵!”
对不起鲜姜台的自卫队、青抗先同志们,这里很少提到他们。可是,在这里,我向你们报告吧:他们进步是顶快的,因为他们都觉到了这两点:
第一,要不是这个年头,我们能念书?别做梦了!活了半辈子,谁认得一个大字呢!
第二,只有这年头,念书、认字,才重要,查个路条,看个公事,看个报,不认字,不只是别扭,有时还会误事呢!
觉到了这两点,他们用不着人督促,学习便很努力了。
末了,我向读者报告一个“场面”作为结尾吧。
晚上,房子里并没有点灯,只有火盆里的火,闪着光亮。
鲜姜台的妇女班长,和她的丈夫、儿子们坐在炕上,围着火盆。她丈夫是自卫队,大儿子是青抗先,小孩子还小,正躺在妈妈怀里吃奶。
这个女班长开腔了:
“你们第一班,今天上的什么课?”
“讲报说是日本又换了……”当自卫队的父亲记不起来了。
妻子想笑话他,然而儿子接下去:
“换一个内阁!”
“当爹的还不如儿子,不害羞!”当妻的终于笑了。
当丈夫的有些不服气,紧接着:
“你说日本又想换什么花样?”
这个问题,不但叫当妻的一怔,就是和爹在一班的孩子也怔了。他虽然和爹是一班,应该站在一条战线上,可是他不同意他爹拿这个难题来故意难别人,他说:
“什么时候讲过这个呢?这个不是说明天才讲吗?”
当爹的便没话说了,可是当妻子的并没有示弱,她说:
“不用看还没讲,可是,我知道这个。不管日本换什么花样,只要我们有那三个坚持,他换什么花样,也不要紧,我们总能打胜它!”
接着,她又转向丈夫,笑着问:
“又得问住你:你说三个坚持,是坚持些什么?”
这回丈夫只说出了一个,那是“坚持抗战”。
儿子又添了一个,是“坚持团结”。
最后,还是丈夫的妻、儿子的娘、这位女班长告诉了他们这全的:“坚持抗战,坚持团结,坚持进步。”
当盆里的火要熄下去,而外面又飘起雪来的时候,儿子提议父、母、子三个人合唱了一个新学会的歌,便铺上炕睡觉了。
躺在妈妈怀里的小孩子,不知什么时候撒了一大泡尿,已经湿透妈妈的棉裤。
1940年1月19日于阜平鲜姜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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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二 风云小记 投宿
春天,天晚了,我来到一个村庄,到一个熟人家去住宿。
走进院里,看见北窗前那棵梨树,和东北墙角石台上几只瓦花盆里的迎春、番石榴、月季花的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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