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兼写了青年作家、美术家成名道路上的不正之风。小说语言流畅明快，结构简洁。时有讽刺，亦不露浅薄。

近来阅读小说，发见当代青年作家，对西洋音乐的爱好，这一方面的知识，较之我们这一代，浓厚丰富。当然有的作品，写音乐只是作为点缀，或卖弄知识。但总的说来，是时代不同的结果。我们这一代，在从事创作之初，革命的主题，是反封建和反帝国主义。革命带有启蒙的性质，口号是到民间去，到农村去。小说所表现的主要是农民。作家所追求、所熟悉的是民间音乐。作家无暇去研究、接触、欣赏西洋的音乐，作品也不需要这方面的描写和内容。

近年随着开放政策，随着电影、电视的普及，接触西洋文化的机会，比过去增多。在文学作品中，得到反映，这也是很自然的事。

但是，这种题材的小说，它的读者，当前恐怕还只能是在城市，不在农村。农民所喜爱的，恐怕还是民族的艺术，民间的音乐。农民对于文学艺术的爱好，不会像对物质生活，改变得那样快，是可以断言的。

五

去年读了汪曾祺的一篇《故里三陈》，分三个小故事。我很喜欢读这样的小说，省时省力，而得到的享受，得到的东西并不少。它是中国的传统写法，外国作家亦时有之。它好像是纪事，其实是小说。情节虽简单，结尾之处，作者常有惊人之笔，使人清醒。有人以为小说，贵在情节复杂或性格复杂，实在是误人子弟。情节不在复杂，而在真实。真情节能动人，假情节使人厌。宁可读一个有人生启发的真情节，不愿读十个没有血肉的假情节。

我晚年所作小说，多用真人真事，真见闻，真感情。平铺直叙，从无意编故事，造情节。但我这种小说，却是纪事，不是小说。强加小说之名，为的是避免无谓纠纷。所以不能与汪君小说相比。

六

古华写的《九十九堆礼俗》中，有一个寡妇叫杨梅姐；李杭育写的《沙灶遗风》中，有一个寡妇叫桂凤；张贤亮写的《绿化树》中，有一个“寡妇”叫马缨花。（这篇小说，目前我还只读了一半。）杨梅姐是小说的主角，桂凤是小说的配角，马缨花是小说中的重要人物。

我读小说很少，在不长的时间里，在当代农村题材小说中，遇到了三个寡妇。难道是作家们对寡居的妇女，有特殊的感情？或是像俗话说的“寡妇门前是非多”，好做文章？当然都不是。

这是和长期以来，在带有浓重封建色彩的农村生活里，寡妇所处的社会地位，她们生活的特殊困难，她们为了适应这种地位所锻炼成的性格特点，吸引了我们的作家。作家们都用同情的、近乎人道主义的态度去描写了她们。杨梅姐身上有风情，马缨花的风情更强烈些，杨梅姐并在似梦非梦的情况下，被露骨的、带有刺激性的描写过。桂凤则写得有节制、有拘束，没有肯放手去写，并急转直下，在小说结尾，成为对过去了的时代，唱挽歌的人物。

七

张贤亮的中篇小说《绿化树》，这一期《小说选刊》只登了一半，我用两天时间读完了。作者的经历、学识，文学的修养，对事业的严肃性，都是当前不可多得的。

他的小说，受欧美、尤其是俄罗斯文学影响较重，时有普希金、果戈理、高尔基的创作精神，流露其间。开头一段，车夫所唱民歌，与大自然的协调，结合主人公的感叹，三方面交相激扬，其神韵，达到了使人惊心动魄，回肠荡气的效果。

马缨花这一人物写得很好，从中更可看到普希金、梅里美、高尔基人物创造的神髓。描写她的形象那一节，用笔自是不凡。

作者说这部小说，所得启示，与《资本论》有关，然从所读章节，实在还没有看出这一点。等看完以后再说罢。

八

为人、处世、写文章，都有拘谨和开放两途。有人写小说，总是显得局面小，意境、人物、故事，都好像有一个小围墙，突展不开，这就是一个缺点。有的人展开了，有时又漫无边际，使人物、故事不得集中，主题不得突出，这也是一个缺点。生活基础大，积累雄厚，写作时就能够触类旁通，头头是道。到处能够触景生情，因情见色，随意点化，无不成趣。如果生活的积累，还不到这种程度，文笔方面，虽有开放之长，也会产生流弊。量体裁衣，扬长避短，就不如先写些短小的作品。等到生活进一步丰富了，再写较长的作品，发挥自己的所长，自然就能相得益彰。

去年读了铁凝的《没有纽扣的红衬衫》，有这样一点意思。

本想见面时和她谈谈，供她参考，但一直没有机会，就先记在这里，备遗忘吧！

1984年4月14日写讫——

一鸣扫描，雪儿校对

卷八　书林秋草　我喜爱的一篇散文

一九八五年一月三十一日晚七时，读一九八四年第六期《随笔》头条散文《配眼镜遭遇记》，赵大年作。

这是一篇用现实主义手法写成的散文，我一口气读完，兴致很高，时时为其文字抒发之妙，哑然失笑。很久没有读到这样令人兴高采烈的文字了。

所记也很平常，不过是配眼镜的事。但写得真实可信，使读者如同身临其境，亲自体会。正因为我用三元钱购买的，戴了十几年的老花眼镜，近来也有些不合适，想换一副。只是长期不好进商场，也不好到医院，以上二者，都视为畏途。一看到这个题目，有动于衷，就想看看，事出偶然，竟意外地得到一次读书的快乐。

我和作者，素不相识，前几年在《花城》上读过他写旗人妇女的一篇小说，曾打听过作者的情况，但未得要领。今天读了这篇散文，好像对作者有了进一步的认识和感情。不过，说好说坏，完全出自客观，其间并无私情。

目前，散文虽然多起来，但引人入胜之作，并不多见。我以为不少散文，缺乏现实主义精神。本来，散文不同小说，现实意义，理所当然的应该大些、多些，其实不然。有些作品虽然是记事写景，但因为作者的立意不妥，就使所记之事，所写之景，失去了本色本性。这里说的立意不妥，包括浮夸不实，自我卖弄，要求功利，哗众取宠等等。一篇文章之中，有其一点，足以使所写所记，失魂落魄，只剩皮毛。况有的文章，以上四点，全都有份乎？

有人提倡，指摘当前创作缺点，最好举出实例，我还没有那等天真勇气，只能按照老习惯，笼统言之，信不信由你好了。如果再说得具体一点，那就可以举出：比如有了“权”的人，他的散文，就容易流露一点“威”；有的人考场得意以后，他的散文，就容易带一点“躁”。这两种气，不管如何表现，对作文都不利。

所谓用现实主义的精神写散文，就是用实事求是的精神写文章。实事，就是现实；求是，就是现实主义。生活自是生活，现实自是现实，粉饰不得，歪曲不得。但并不是说，作者对生活和现实，不能有所评价。个人的企图，个人的打算，自然不能强加给生活，不能强加给现实。但是可以通过对现实生活的忠实描述，表达作者的纯朴的心意和愿望。这样的散文，能使人信服，使人爱好，当然还要有文采。赵大年的这篇散文，就是如此。

1985年2月1日——

一鸣扫描，雪儿校对

卷八　书林秋草　谈《腊月·正月》

——致苏予同志

苏予同志：

收到惠寄的今年第四期的《十月》，我开卷就读了贾平凹同志的小说《腊月·正月》。

过去，我读过他几篇小说，印象是故事总有些离奇，好像在追求什么技巧，有编织雕琢的痕迹。读起来，我的兴趣不是那么高涨的。但因为熟识了又觉得读他的小说少，是个遗憾。

这一篇，读起来很有兴味，我可以说是手不释卷认真地读过了。

我感到：他在尝试了一些西洋“技巧”和现代“手法”之后，转移到了中国新文学的现实主义道路上来。这位作家，一踏上这条从现实生活着眼，从现实生活取材的道路，他的才华就如鱼得水似的，表现了极其泼剌的声势，极其闪耀的光芒。

现在有人在怀疑这条道路，他们的理由是：既然生活要现代化，文学艺术必然也随之需要现代化。他们把生活上的现代化变革，与文学艺术的创作方法等同起来，把日用消费同艺术创造等同起来，实际上是贬低了作家对现实生活的职责，同时也贬低了人民对文学艺术的要求和趣味。

现实主义，主要是从现实生活取得创作素材，而在取得素材的同时，作家也就获得了现实主义的艺术手段。这种创作，自然会体现当前人民群众的愿望和要求，体现政治的实施和力量。过去，我们常常把政治和艺术分成两个标准来衡量一部作品，其结果只能导致作品的概念化，导致作家的虚伪粉饰，于政治于艺术，都是不利的。

我们提倡现实主义，最大一个好处，是能使我们的作家，着眼于生活，把全部注意力放在观察、思考、表现自己周围的人和事，避免闭门造车，胡编乱造。

凡是对现实生活，有充分的观察和认真的思考的作家，他就不必过分着意于创作的技巧和故事的编造。生活本身会给他提供适当的情节，故事的进程，他就不必去追求什么奇奇怪怪的形式。试想：如果艺术形式，不是从现实生活中提炼出来的，而是从外国小说中学来的，它岂不与现实生活格格不入，而不能为读者所理解？提倡现实主义，提倡生活积累，还可以避免抄袭、套用、生吞活剥等等弊端。

现在抄袭之风甚盛，这不能只责怪作家，理论上的混乱，是非不清，也是重要原因。青年人不知文学事业之艰难，有时不知天高地厚，不知深浅利害。写出一些东西，大家鼓掌叫好，约稿的盈庭满座，并有的诱以高利，以及种种生活待遇上的方便。青年人并非入定圆寂之徒，不能没有一丝尘念，可是他又没有那么多生活本钱，想多生产一些，腹内已经空空，于是，找出几本外国流行小说翻翻，看看能否引起一些灵感。当初可能也是为了借鉴，后来发展为把外国小说的情节，洋为中用或古为今用，稍加变通，自成篇章，再加一些当前需要的改革、创业、开拓等等形象、故事或人物对话的标签，成为自己的创作。编者不察，发表于头条地位；论者不察，以为时代又出天才；委员不察，遂使得奖或名列前茅，赫登红榜。不被揭发则已，一被指破，实在令人啼笑皆非。当然，无论是编辑、委员，谁也不可能无书不读，读过又永久不忘。而抄袭者又不去抄红楼水浒，家喻户晓之作。一时失察，也是情有可原的。不过评论家写文章，则要仔细一些，遇有怀疑之处，应该找书来查一查。不应文过饰非极力把这些现象掩盖起来，或引经据典，称之为影响，称之为套用，并有人把鲁迅的主要小说创作，都在外国名家作品中找到了样板。好像“五四”以来，我国新文学作家，披荆斩棘呕心沥血写出来的东西，都是在外国人的影响下产生出来的，我们竟没有了自己的文学创作。这真是骇人听闻的新理论！

其实在文学事业上，影响、套用和抄袭完全是两回事，有鲜明的界限。正像偷窃与赠与、捡拾与白拿有鲜明界限一样。

三岁小孩都能分辨清楚，岂容故意混淆？这样做对青年人的创作会有什么益处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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