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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要把中国的一切新生力量，一切进步，一切光荣，一切胜利，写到他们的通讯里去，向全国的人民夸耀，向全人类夸耀！

这样下去，就得到了我们的胜利，这样积累下去，就造成了我们的史诗。

同时，抗战时期的新闻工作，不但由少数专门家，分配到了广大的青年身上，而且更需要分配到大量的工农士兵通讯员身上去！中国的新闻事业，经过民族抗战，将在全国造成一幅广密的网。中国的新闻，将渗入中国的每一个细微。广大的工农士兵通讯员，将成为一簇新闻钢琴的键，弹奏着光荣、完整、旋律复杂的歌！

由于把抗战新闻工作，分配到每个青年，及广大工农士兵通讯员身上，由于这些通讯工作者，所担负的任务是如上所说的那样重大，由于全国人民对于通讯，这样的器重，而一个通讯员，又是这样举足轻重，正如加里宁所说的：

通讯员是舆论的耳目，他把社会的意见表达出来，他应当有很大的权威。

对于他任何错误，都是不能原谅的。

我们站在全国青年通讯员，工农士兵通讯员的工作行列里，以热烈的心，虔诚的心，迫切等待批评的希望，贡献出这个小册子。如果使我们工作上的一些伙伴，从这上面，得到一些写作上的、修养上的补助，那我们除去跳跃的喜欢以外，将更加强我们的工作。

1939年10月10日阜平，百花湾边区抗敌报社经售

1940年4月——

一鸣扫描，雪儿校对

卷九　耕堂序跋　《农村速写》后记

这里辑印的十几篇短文，除去《投宿》一篇，是在晋察冀山地时写的，时间靠前，其他各篇全是在冀中农村工作时所写，时间则在日本投降以后，土地改革和大生产运动期间。

他们微小无奇，能得机会印出是幸运的。

这差不多都是纪事，人物素描。那时我是当作完成一个记者的任务写作的，写的都很仓促，不能全面，名之为速写，说明它们虽然都是意图把握农村在伟大的变革历程中的一个面影，一片光辉，一种感人的热和力，但又都是零碎的，片面的。

有一些地名和人名，后来也曾出现在我写的小说里（其实严格讲来，也只是较长的速写），但内容并不重复。是因为我常常想念这些人和这些地方，后来编给它们一个故事，又成一篇作品，当然还是粗略的作品。我想，如果我永不忘记他们，我想念的再多一些，再全面一些，今后，我也许还能够写些比较全面的，比较符合他们伟大的面貌的作品吧。

我们要努力生活也要努力写作，这就是工作的全部过程。

人民和生活并不停止在那里，正在突进发展，共同辉映，才能完成历史的写照。

就是说，如果读者同志们从这些短文里指摘出，在哪些地方，我遗漏了生活的重要的部分，在哪些地方，我没把握住时代的基本精神，生活前进的方向，那对我的教益，就更深刻了。

1950年3月

以上是第一次印行时的后记。这次重印。除在文字上略作修正外，抽出《塔记》一篇，编入《张秋阁》及《访旧》以下各篇。《张秋阁》一篇，是从旧稿中检出，这显然是一个断片，不知为什么过去我把它抛掷，现在却对它发生了一种强烈的感情，这也许是对于这样一个女孩子的回忆，越来越感觉珍重了吧。《访旧》等四篇，是我一九五二年冬季下乡时感受的材料，回来写成的。

1954年8月又记——

一鸣扫描，雪儿校对

卷九　耕堂序跋　《青春遗响》序

这里的青春，指的是我的青春；其遗响，自然也是我的遗响。

每一个时代，它的知识分子群，总是有它的特定的温床和苗圃，以及它成长以后，供它驰骋的天地。“五四”时代，知识分子的温床，是没落的腐败透顶的清王朝，以及乘虚而入的各帝国主义者。在这种温床上，知识分子先天接受的是反封建统治和反帝国主义侵略的使命。这个使命，包括对人民群众的启蒙运动，即开阔他们的思想，扩大他们的知识，提高他们的文化。“五四”时代的知识分子，奋勇地、出色地完成了他们那一代的使命。但使命并没有终结，它延续到了下一代，即我们这一代。

抗日战争，实际是这一使命的继续。全国的进步知识分子，如醉如狂地参加了斗争的行列。他们无愧于时代，也出色地完成了它赋予的使命。

我，并非先知先觉。是在民族大义的感召之下，以病弱之躯，参加在这一伟大行列之中。我们做的工作，除去抗击侵略者，就其基本性质而言，仍不外是反封建的启蒙运动。

近几年来，常常有热心的青年同志，从抗日战争或解放战争时期的报刊上，给我抄录一些旧作寄来。这本集子的首次两篇，是北京师范大学一分校中文系傅桂禄抄录的。第三、第四两篇，是北京部队刘绳抄录的。其余各篇，是对我的旧作一贯热心收集的冉淮舟抄录的。《鲁迅·鲁迅的故事后记》一篇，是过去存下的。这本小册子，是一九四一年在晋察冀边区印刷的，字迹漫漶已甚，我几次想整理修改，都知难而退，因之不能再版。现存录此篇，是为的说明当时所做的这件事，也是启蒙之一种。

和《冬天，战斗的外围》同时抄来的，还有一篇题为《活跃在火线上的民兵》的通讯。这两篇通讯，接连在《晋察冀日报》上发表，都署着我和曼晴同志的名字。经我辨认，前一篇是我写的，没有疑问。而后一篇，则像是曼晴所作。我当时的文字、文风，很不规则，措词也多欧化生硬；而曼晴同志的文笔文法，则整饬得多。当时我们两人，共同活动，又羡慕“集体创作”这个名儿，所以这样发表的。现在编辑成集，不能滥入他人之作，我把后一篇寄曼晴同志保存了。为了纪念我们过去的战斗友谊，还是要在这里提一下。

关于晋察冀边区乡村文艺的两篇，是调查报告。当时好像是组织了一个调查团，有边区几个大的文艺团体负责人参加，我是跟随沙可夫同志去的。我随见随记，“抢先”把它发表了，当时还引起一些人的非议。但此行以后，并无正式的调查报告。现在保存下来这点材料，对了解战争时期边区的文艺活动，还是有些用处的。

关于《平原杂志》上的文章，因为我过去提到过，这里就不多说了。

启蒙工作，在中国历史上，可以说是代代有先驱，有众多的仁人志士，成绩都载于史册。这一工作，也是断断续续的，甚至可以说是不绝如缕的。因为真正的启蒙，只有依靠政治之力，单凭知识分子，是做不出多大的事业来的。而政治则是多变的，反复的。在历史上，新兴的政治势力，都重视群众的启蒙工作；一旦得到政权，则又常常变启蒙主义为蒙蔽主义，以致群众长期处于愚昧状态。“四人帮”之所为，可以说是历史上最突出的一次。

我当时所做的，当然是微不足道的，甚至是不值一提的。

如果不是有人把这些文字抄来，我也把它们忘记了，别人也不会想起它。因为重读了一遍，才引起一些感想。

那时从事这些工作，生活和工作条件，是非常艰苦的。在战争时期，我一直在文化团体工作。众所周知，那时最苦的是文化团体。有的人，在经常活动的地区，找个富裕的农家，认个干娘，生活上就会有些接济。如果再有一个干妹妹，精神上还会有些寄托。我是一个在生活上没有办法的人，一直处在吃不饱穿不暖的状态中。一九四六年冬季，我在饶阳县一个农村编《平原杂志》。有一天，我的叔父有事找我去，见我一个人正蹲在炕沿下，烤秫秸火取暖，活像一个叫花子，就饱含着眼泪转身走了。

在战争的十几年里，我一直是步行。我很好单身步行。特别是在山地，一个人唱唱喝喝地走着，要走就走，要停就停，有山果便吃，有泉水便喝，有溪流便洗澡，是可以自得其乐的。列队行军，就没有那么自由自在了。那次调查乡村文艺，我和一位剧团团长同行，他是从平原来的，山地道路不熟，叫我引路。我们沿着沙滩，整整走了一天，天已经晚了，都有些疲乏，急于要找到宿营地。他骑在马上打瞌睡，我背着被包，聚精会神地走在马头前面看路，不巧，钻错了一个山沟，又退回来，他竟对我发起脾气。那里的山沟，像树的枝杈，东一道西一道，是很不好辨认的。田间同志，就是以常常钻错山沟出名的。我也遇到过通情达理的骑马人。有一个从延安下来的记者，我们在冀中一同工作时，他有一匹马。每次行军，他不只叫我把被包放在马上，还和我轮流乘骑。他知道同行人的清苦。

直到一九四七年，冀中文协成立，公家才给我从一个小贩那里，买了一辆自行车。虽然是一辆光屁股破车，我视如珍宝，爱护有加，骑了二三年，进城以后才上交。

皇天后土，我们那时不是为了追求衣食，也不是为了追求荣华富贵才工作的。

对这些文章，现在没有加任何修改。它使我回顾了一下我的青春。那是艰难困苦的青春，风雨跋涉的青春，但也是曾经有所作为，激励奋发的青春。这些文章，就是它的遗响。

1982年12月4日清晨——

一鸣扫描，雪儿校对

卷九　耕堂序跋　《津门小集》后记

去年冬季，有几位青年同志来看我的病，谈到了写作问题，这很使我黯然。

过了一会儿，我说：

有一位演员，最近谈到，因为生理的原因，停止了舞台生活，很感痛苦。这种心情我是能体会的。其实，不只艺术，别的职业也一样，一旦被迫停止，总是很难过的。人，总是不甘寂寞的啊！

在科学上说，这是一种惰性，也是一种习性。这样，在风雪天不能出门游散的时候，我就打开了封存几年的稿件，想有所作为。但是，要想写《铁木后传》，需要重新下乡；要想整理《风云三集》，需要很强的脑力。这两条路都走不通。而且，即使只是这样对着稿本呆了两天，也还加重了病症。只好喟然一声，重新把稿件束之高阁。

事实上我的兴致，还不是一下就散掉了的。总想打开一条路，重新走到艺术的园林里，作短时间的散步也好……

我对青年同志们谈了以上这些话，后来就谈到了编辑这些短文的事。在《新港》编辑部工作的冉淮舟同志，竟牺牲了春节的游息，跑到《天津日报》社把它们一一抄录了来。

这部抄写得整整齐齐的稿子，送到了我的桌上，附着一封长长的热情的信。信里还说：“关于这本书，我有个建议，就是要写一个后记，谈谈深入生活、积累材料的经验……”

我好像听到了那天真的声音，也看见了那天真的面孔。我感激得无话可说。在这样一本单薄的集子后面，在这些短小的文章里面，还有什么“深入”和“积累”的经验可谈吗？

虽然我也深深体会到：他提出这个建议，完全是认真的，而且是热情的盼望着的。但是我想：这些问题，留待我病好以后再谈吧，淮舟同志是可以原谅的。

最后，我想说明的只是：淮舟同志辑录这些短文，是对我养病期间很大的一种帮助，一种鼓励和一种安慰。我同意出版这本小书，是想把我在那生活急剧变革的几年里，对天津人民新的美的努力所作的颂歌，供献给读者。

1962年2月——

一鸣扫描，雪儿校对

卷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