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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来，小人物的日记，比起大人物的日记，可看的东西就多了。这是因为小人物忌讳较少，也想存些史实，传名后世。

《翁文恭公日记》

《翁文恭公日记》共四十册，涵芬楼影印。后有目次，始自咸丰八年，终于光绪三十年。末有张元济跋。

翁为两朝（同、光）师傅，官至大学士，入军机处。其父、兄均居政府、军事高位，侄子又中状元，门第显赫。又值国家动乱多变之秋，他的日记部头又如此之庞大，我买来时，是抱有很大希望的，而且逐年逐日读下去，及至终卷，失望得很。

比如当两个幼年皇帝的师傅吧，当时我想，他这个小学启蒙老师，和我在乡村私塾，所体验的教鞭生涯，恐怕有很大不同吧？结果，什么也看不出来。他每天进宫教学，有时只记“龃龉”或“大龃龉”，我领会就是教学很不顺利的意思。

但究竟发生了什么故障，他从不具体说明。

他记得比较具体的是买字画，买字帖，吃鱼翅，送子侄入考场，替皇帝办山陵工程……这些琐事。甚至和一些重要人物的交往，他也不记。比如和康有为的认识交往，记得若有若无，在疑似之间。

对于政局的矛盾、困难，他自己的遭逢感受，也不记载。

只是到了后来，废职家居，才有时透露一些恐怖埋怨之情，也非常隐晦。

从如此大人物的日记里，看不出时代的、政治的波浪起伏，实在使人感到遗憾。但他的行书小字，写得实在漂亮，读着空洞无物的日记，欣赏流畅秀美的书法，也算是收之桑榆吧。

张元济说他的日记，“小心寅畏，下笔矜慎”，并深以他的遭遇不及宋之司马、欧阳为恨。历史是不能如此比较的。同为皇太后，或为圣母，或为灾星，这只是客观事物的一个方面。这个方面，是不能孤立存在的。她们的存在，必有其历史的土壤、雨露、气候。大臣自身，即应列入以上三者之间，起到什么作用，是因“己”而异，因“人”而异的，并不能完全怪罪女人们。

我看此人，并非政治上的干材，也只是一个书生。凡是书生，当政治处于新旧交替转折之时，容易向往新者。而本身脆弱，当旧势力抬头，则易于馁败，陷于矛盾。古今如此。

我尚有燕京大学图书馆民国二十八年影印的《翁文恭公军机处日记》，共二册。所记更为简略，系备忘性质。

《缘督庐日记钞》

《缘督庐日记钞》长洲叶昌炽著，王季烈辑，上海蟫隐庐石印，十六册两函。前有目录，始自同治庚午，终于民国丁巳。

叶昌炽是一个学者，他著的《语石》，是研究石刻的体裁很好，很有见解的书，商务印书馆列为国学基本丛书之一。他著的《藏书纪事诗》，搜采藏书逸事典故，甚为完备，诗亦典雅。这个人做学问的态度，是很严肃认真的。他代潘祖荫家编的丛书，校勘精细，惜字体太肥大，这恐怕和他的视力不佳有关。

他只是一名翰林，出任过学政，没有做过显要的官。

他的日记是摘钞，数量已经可观，但内容也是叫我失望的。他最有兴趣的，是经幢石刻。因此整部日记，几乎有一半篇幅，记的是购买经幢、考订经幢。他是金石家，把范围定得很小，很具体，因此研究成果，也特别精细。他是经幢的专门收藏家、鉴赏家、学者。在这一范围，可以说前无古人，后无来者。这种治学方法，是很值得学习的。

他也经历了清末民初的政治变革，但所记亦寥寥。如庚子事变，八国联军进京，他是目击者，所记一般，无可采择，甚为可惜。

这是一位保守派，对革命以后的社会生活，甚为不满。民国后，他还常穿戴翰林的服装，出门去给人家“点主”，遭到群众的围观讥笑，使他颇为难堪。可谓不识时务。

颇似一书呆子，然又自负知人之明。长沙叶德辉去与他联宗，遭到他的拒绝。据他说，是看到叶德辉的眼睛里，有一种不祥之光，断定他不得好死。不幸而言中，这倒使人不知他所操何术了。

日记抄得很工整，字体遒劲，也可作临池之用日记这一形式，古已有之，然保存至今者寥寥，每种篇幅，亦甚单薄。至晚清，始有大部头日记，最煊赫者为《越缦堂日记》。此记我未购买正本，只有《越缦堂日记补》十三册，及《越缦堂詹詹录》二册。后者为作者之侄所辑录，以事相系者也。

我尚有《湘绮楼日记》，为涵芬楼排印本，两函三十二册，印制甚精美。越缦所记，多京居琐事，可见此人生活、性情。

但涂抹太多，阅读不便。其内容以读书记为最有价值，自由云龙辑出后，此记遂可覆瓿。湘绮为晚清诗文大作家，并经历过同、光以来国家政治变动，然从他的日记，实难看到重要史实，正像他自谦的，所记多为闾巷之事，饾饤之学，治学亦不及越缦堂之有统系。此外，新印的《林则徐日记》，文字简洁，记事真切，尚有可观。

日记，按道理讲，最能保存时代生活真貌，及作者真实情感。然泛览古人日记，实与此道相违。这是因为，人们虽然都知道日记对历史人生，有其特殊功能；但是，人们也都知道，这种文字，以其是直接的实录，亲身的记载，带着个人感情，亦最易招惹是非，成为灾祸根源。古今抄家，最注意者即为日记与书信。记事者一怕触犯朝廷，二怕得罪私人。

古人谈日记之戒，甚至说：“无事只记阴晴风雨。”如果是这样，日记只能成为气象记录。

可以断定，这些大部头的日记，经过时间考验淘汰，千百年后，也就所剩无几了。目前所以是庞然大物，只因为还是新出笼的缘故。

我一生无耐心耐力，没有养成记日记的良好习惯，甚以为憾事。自从读了鲁迅日记以后，对日记发生了兴趣，先后买了不少这方面的书。小本的尚有《郭天锡手书日记》，都穆《使西日记》，薛福成《出使四国日记》，潘祖荫《秦輶日记》，董康《东游日记》，赵君举《三愿堂日记》，汪悔翁《乙丙日记》，《寒云日记》等。最后一种，为袁世凯之二公子袁克文所作，阅后已赠送他人。

日记，如只是给自己看，只是作为家乘，当然就不能饱后人的眼福。如果为了发表，视若著作，也就失去了日记的原来意义，减低了它的价值。这实在是这一形式本身的一大矛盾。

六十年代初期，我曾向各地古旧书店，函购书籍，索阅书目，购买日记的人很少，所以容易得到。当然，如果细心钩稽，还可以得到一些有用材料。但我只是浏览，所获仅仅如上。

1980年4月——

一鸣扫描，雪儿校对

卷十一　耕堂读书记　耕堂读书记（四）

清代文献（一）

《办理四库全书档案》陈垣钞出，前有民国二十三年王重民所写叙例，国立北平图书馆排印，线装二册。

办理四库全书，动议于乾隆三十七年，当时标榜的是“稽古右文，聿资治理”。要求各地“及时采集，汇送京师”，首先购觅书籍的条件是：“历代流传旧书”。

紧接着，叫直隶、河南、山东三省，在“出产梨木之各州县，照发去原开尺寸，检选干整坚致合式堪用”的刊书梨板。

但是，圣旨传下去以后，将近一年的工夫，“曾未见一人将书名录奏，饬办殊为延缓”。申饬的口气还缓和，但点了近畿北五省，及“书肆最多之江浙地方”。要他们“恪遵前旨，饬催所属，速行设法访求，无论刊本钞本，一一汇收备采”。

第一次传下圣旨，居然没有一人应声，你以为那些督抚州县，竟敢这样玩忽法令吗？自然也不是他们能沉得住气。他们已经手忙脚乱，动起脑子来了。这对各级地方官来说，是一次硬任务，他们自然而然地感到大的压力。在异族统治之下，经历康、雍两朝，一沾文字、书籍上的事，他们是心有余悸的。但他们在这方面，也积累了一些经验，他们明白，这是扰民的勾当，也休想在这件事上贪赏求功，只求无过好了。

先不要走在前头，那没有什么好处。看看别人怎么办，再说。

但是管理文化方面的官员，沉不住气，于是安徽学政朱筠，先报了一批书。

皇帝指出，也要“无关政要”的近代著作。对他老家奉天，却特别通融，说那里“风俗淳朴，本少著述”，不必再行访购，以致徒滋纷扰。

乾隆三十八年，根据朱筠的条奏，拟定了采访遗书的章程，首先校核《永乐大典》，辑录善本。并奉旨“将来办理成编时，著名四库全书”。

《永乐大典》藏在皇宫，即使缺失一些，可从一些名人家借补。民间的书，还是上来得寥寥无几，且不过近人经解、论学、诗文私集数种。

乾隆三十八年三月二十八日，奉上谕：“此必督抚等视为具文，地方官亦必奉行故习，所谓上以实求，而下以名应，殊未体朕殷殷咨访之意。”“此必督抚等因遗编著述，非出一人，疑其中或有违背忌讳字面，恐涉于干碍，预存宁略勿滥之见。

藏书家因而窥其意指，一切秘而不宣，甚无谓也。文人著书立说，各抒所长。或传闻互异，或纪载失实，固所不免，果其略有可观，原不妨兼收并蓄。即或字义触碍，如南北史之互相诋毁，此乃前人偏见，与近人无涉，又何必过于畏首畏尾耶！”

这一番话，不只有些提倡百家争鸣的气派，而且有点唯物辩证的历史观点了。但紧接着就说，如果你们再不紧办，“将来或别有破露违碍之处，则是其人有意隐匿收存，其取戾转不小矣”。

再一次点江浙诸大省的名，说那里著名藏书之家，指不胜屈。并“予以半年之限，……若再似从前之因循搪塞，惟该督抚是问”。

命令两江总督，江苏、浙江巡抚，向各书贾客书船，探索各大藏书家书籍流落何方。并称淮扬系东南都会，商人中颇有购觅古书善本者，而马姓家蓄书最富，派盐政李质颖查办。

已经接近勒索了。在这种官府追逼威胁下，江南藏书家恐怖起来。四月，鲍士恭愿以家藏书一千九百余种，上充秘府。

奉上谕，进到之书，缮写后，发回原书。并命总裁，先编出一部荟要本，放在摛藻堂，供皇帝观览。

藏书家害怕，天一阁后人范懋柱等具呈，请“抒诚愿献”。奉上谕，“朕岂肯为之”。

七月，奉旨，调取各地学者邵晋涵、周永年、余集、戴震、杨昌霖来京，同司校勘。并封官许愿。

八月，嘉奖纪昀、陆锡熊，“二人学问本优，校书亦极勤勉。考订分排，具有条理；而撰述提要，粲然可观。均恩授翰林院侍读。”此为纪昀在这一工作中，崭露头角之始。

九月，调任一些过去犯过错误的学者，如翁方纲、刘亨地、徐步云在四库全书处工作，免其处分。

十月，责成校对工作。四库全书，每日可得四十余万字，设有分校官三十二员。日后，拟添派复校官十六员。

插曲：各地“捐献”书籍，正在热闹。有个山西人，名叫戎英，到四库全书处具呈献纳自己的作品：万年配天策一本及天人平西策一本。遂即成为犯人，原审讯人判他“因事生风，妄希耸听”，拟把他遣发乌噜苏木齐种地。奉旨，“将该犯家内，逐一严查”。这简直是自投罗网了。

乾隆三十九年八月初五日，奉上谕：“各省进到书籍，不下万余种，并不见奏及稍有忌讳之书。岂有裒集如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