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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犁散文集-第15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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乾隆三十九年八月初五日，奉上谕：“各省进到书籍，不下万余种，并不见奏及稍有忌讳之书。岂有裒集如许遗书，竟无一违碍字迹之理？况明季末造，野史甚多，其间毁誉任意，传闻异词，必有诋触本朝之语，正当及此一番查办，尽行销毁。……若此次传谕之后，复有隐讳存留，则是有心藏匿伪妄之书。日后别经发觉，其罪转不能逭。”
以后办理四库全书的重点，就转移到审查和销毁违碍之书上去了。
清代办理四库全书，今日平心论之，有功有过，应该说是功大于过。这一措施，是对中国文化的一次认真整理，其中包括政治上的清理。它对中国文化，当然是一次严重的创伤，但并不是毁灭，并非存心搞愚民政策。它主要还是要保存、整理、传播文化。并非不分青红皂白，全部横扫。它的整理工作，是经过周密计划，周密组织，投放的人力很大，持续的时间很长，督课甚严，赏罚甚明。它用的人员大都是有真才实学的，当时孚众望的，并由许多大员统领之。对于编辑、审查、校对、印刷、装订，都很考究，积累很多宝贵经验。武英殿袖珍版的活字印刷术，在中外印刷史上，都大放光辉。
即就销毁而言，在书籍中究系少数，并有抽毁、全毁之别。此外，销毁的根据，是违碍，是诋毁本朝。这种定罪法，还是有局限的，也可以说是具体的，这方面的书籍，也是有限度的。并非提出海阔天空的口号，随意罗织任何书籍者可比。所用的是行政办法，审阅者为学者，当然他们承天子之意旨，但也是经过反复研究讨论，然后才定去取。并非发动无知无识者，造成疯狂心理，群起堆书而拉杂烧毁之。
尝思书籍之危，还不在历史上的焚书禁书，以及水、火、兵、虫之灾。因为书是禁不住焚不完的，可收一时之效，过后被焚被禁的都会再出现。清朝禁书那么多，真正绝灭的很少。最危险的，是像林彪、“四人帮”所为，以“革命”为旗号，利用军事政治威力，迫使群众以无知为荣，与文化为敌。
当然这种做法，也只能是收效一时，人民总是需要文化的，能够觉悟的。
历史文化，为民族之精英、智慧的源泉。封建统治者，狃于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的反动学说，错以为人民越愚昧，越好驱使，越能战斗，进而迷信愚民政策，妄图毁灭历史文化，以延长其个人统治。把人民赶进黑暗的闸门，把学者挤到万丈的深渊，如此做法，其结果是毁灭一个民族的自尊心、自信心，是毁灭民族的创造力和战斗力。因为文化长期落后，锁国政策破灭，一旦接触外界进步文化，就不能抵御，就迷信崇拜，不能与之较量、战斗。雍、乾两朝大兴文字之狱，快一时之意，其实已使国家元气大伤，统治能力，也迅速走向下坡路，几代以后，即不能存其国家。然在当时，这两位皇帝还被誉为英明之主，这真是天知道了。
1980年5月——
一鸣扫描，雪儿校对
卷十一 耕堂读书记 耕堂读书记（五）
清代文献（二）
鲁迅先生在《买小学大全记》那篇文章中，称赞了过去故宫博物院出版的《清代文字狱档》。由于他的启发，我也买到了一部，共九册。六十年代初，我在北京参观了一次关于曹雪芹的展览，会上也陈列了这部书以表明当时文禁之严。但是，我仔细观察，它所陈列的，只是第九册，虽然也叠放了九本。因此想到，这部书已经不容易得到了，所以视为珍秘。
在十年动乱中，此书也被抄去，我当时想，这个书名，恐怕有些犯禁吧，是否要追问：你为什么买这种书？其实，这是我神经过敏，想得太多了，它终于没有丢失。
它这次回到家来，因为我也有了一番亲身经历，就不太重视它，过去大部都读过了。回想一下，其中虽也有几件大案，够得上“文字之狱”，但大多数却是小题大作。作文字的人，虽也充军杀头，妻子为奴，但那些文字，实在谈不上是什么著作。有的人，原来还是一番好意，想讨皇帝喜欢，得到一些名利的。他兴兴冲冲把文字呈上去以后，不知触犯了皇帝的哪条神经，龙心没有大悦，反而大怒。因此就把脑袋掉了，实在是“无意中得之的”。并且，也总是连累很多人，拖很长时间，案牍往返，天下不宁。如果当时这位作者，明达冷静一些，不财迷心窍，天下原可以平安无事的。
例如雍正初年的汪景祺《西征随笔》案，当时皇帝看得很重，此书抄获以后，御笔在书的首页批注：
悖谬犯乱，至于此极！惜见此之晚，留以待他日，弗使此种得漏网也。
汪景祺的结局是：
立斩枭示。其妻子发遣黑龙江，给与穷披甲之人为奴。期服之亲兄弟亲侄，俱著革职，发遣宁古塔。其五服以内之族人，见任及候选候补者，俱著查出，一一革职，令伊本籍地方官约束，不许出境。
《西征随笔》这本书，故宫博物院先在《掌故丛编》连载，页码独自起讫，以备读者将来折出自订成书。还附有许宝蘅写的一篇前言，不过是告诫后人：“君子其亦知所鉴乎！”后来又出了单行本。我在旧书店得到一本，不知出自谁家，好像长期掷放在厨房里，烟薰火燎，灰尘藏于书内，我在修整时，为细尘所染，不适者数日，曾书于书皮志戒。
看过以后，是一本很无聊的小书。作者并非文人，只是一个破落子弟，性情狂放，行为卑劣，自己洋洋得意，形之文字，实际上有很多不通的地方。此人被皇帝定为大逆，是说他讥讪圣祖。实际上他只是道听途说，而且也谈不上是什么严重的讥讪。如果当时他只是写来自己看看，放在书包里，是不会出什么乱子的。糟糕的是他把这本书，送给了大将军年羹尧，是从年的家中查抄出来，其中有大拍年羹尧马屁的信、文章、诗词。
皇帝正要定年羹尧的罪，得到了这样一本书，就成为一个突破口，成了年羹尧“大逆五罪”的一条，叫做“见知不举”。
送给别人一本书，人家大概也没有看，促成了大案，死亡两家，对人对己，都可以说是大不方便吧！
年羹尧原是雍邸旧人，是清世宗的心腹、走狗。在雍正初年，皇帝忙于兄弟间的斗争，西南一带也不平稳，年羹尧的官职，急遽上升，一直到“抚远大将军、太保、一等公、川陕总督”。
在这一期间，红极一时的年羹尧，确如汪景祺所颂扬的：
“阁下以翼为明听之才，当心膂股肱之任，君臣遇合，一德一心。”《掌故丛编》后来改名为《文献丛编》，在第一辑，刊有《年羹尧奏折》一束，第一折为奏谢貂皮褂等物，折后附有雍正皇帝朱谕：
实尚未酬尔之心劳历忠四字也！我君臣分中，不必言此些小。朕不为出色的皇帝，不能酬赏尔之待朕；尔不为超群之大臣，不能答应朕之知遇。惟将互相……勉，在念做千古榜样人物也。
在这一束奏折里，主要是答谢皇帝的“宠颁”。其中有鹿尾、袍褂、茶叶、西洋规矩、东珠、珐琅双眼翎、鸟枪、平安丸、天王补心丹、自鸣表等贵重物品，可见君臣之间，不只推心置腹，雍正皇帝对年羹尧的关怀，真是无微不至了。
及至几个兄弟先后被迫害致死，西南一带也稳定下来，他对年羹尧的态度，就来了一个一百八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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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九十二大罪，又分别归纳为：大逆之罪；欺罔之罪；僭越之罪；狂悖之罪；专擅之罪；贪黩之罪；侵蚀之罪；忌刻之罪。实际上有很多罪名，是强拉硬扯，随便上纲的。此案牵连的人很多，汪景祺并非知名人士，只是因为他这本书，才引起人们注意。
《文献丛编》还刊载了允禩、允禟案。此案为清世宗剪除政治对手，颇为严重。允禩、允禟，均系世宗兄弟。这一辑有牵连人犯穆景远（西洋人）、奏道然（礼科给事中）、何图（允禟亲信）、张瞎子等人的口供单。
第二辑刊有雍正四年四月上谕：“允禟交与都统楚仲侍卫胡什里，驰驿从西安一路来京。”五月又命侍卫纳苏图至保定，传谕直抚李绂，令将允禟留住保定。李绂接此任务后，先后秦折九件，皆关允禟在保之事。
李绂身为封疆重臣，他接受的是一种非常严重，并非常不好掌握，不好处理的任务。如果不明皇帝内心本意，措置失当，或轻或重，均可招来杀身灭门之祸。好在李绂老奸巨滑，又深知雍正用心，没有大错，但也可从奏折中看出，他已经战战兢兢，神经紧张到几乎要失常之态。第一折奏报：
臣随飞檄密饬由陕至京沿途直隶州县各官，如遇允禟入境，即差员役密送至保，仍先行报臣等因去后。现在于臣衙门前，预备小房三间，四面加砌墙垣，前门坚固。至允禟至日，立即送入居住，前门加封。另设转桶，传进饮食。四面另有小房，派同知二员、守备二员，各带兵役，轮班密守。再允禟系有大罪之人，一切饮食日用，俱照罪人之例，给与养瞻。
纳苏图回到雍正那里，说李绂有“便宜行事”的意思，李绂声称：
至于便宜行事，臣并无此语。原谓饮食日用，待以罪人之例，俱出臣等执法，非由上意耳。非敢谓别有揣摩，臣复折内，亦并无此意也。
读者注意：“便宜行事”四字，关系甚大。所以李绂赶紧声明。允禟至保定后，李绂对他的四名家人，采取了一些“想当然”的措施，稍为严了一些，雍正在他的第四件奏折后批道：
此必是楚宗（仲？）的疯主意，李绂你乃大儒封疆重臣，岂可听彼乱为，不自立主见，此事大错了。
第五折，李绂奏报允禟晕死后苏，这已经到了关键时刻，雍正皇帝在折上作了很多批注：
今日仍是此旨，便宜行事，则朕假手于大臣，如何使得？
又恐李绂失于右倾，乃批：
正为此恐非过则不及也！
又批：
即此朕意尚未定，尔乃大臣，何必悬揣？
又批：
凡有形迹、有意之举，万万使不得。但严待听其自为，朕自有道理，至嘱至嘱！
奉到如此明确的谕旨后，李绂自然心领神会。谕旨的妙处在于：不留形迹，严待听其自为。不久，允禟就拉起痢来，不再进小屋，只是在门口躺卧。也不再到转桶那里去取饭食，很快就“病故”了。李绂上报，奉朱批：
好好殡殓，移于体统些房舍。
像李绂这样的大官，所用幕宾，都是高手。密议后所拟奏折，处处小心试探，自己留有余地，得到朱批根据后，再采取相应行动。所以如此敏感性的事件，他居然做得称旨，后来得到好处。据《永宪录》，那位都统楚仲，过了几年竟得罪咎。雍正说，叫他去“带领”允禟，他竟“用三条链锁拿允禟”，并错传李绂要“便宜行事”。其实，楚仲何尝不也是一番用心，想得到皇帝欢心，但他究竟是一个粗人，做事留有痕迹。终于下场不佳。
以上这些出版物，所载虽系零碎档案材料，但究系确凿有据的历史。读中国历史，有时是令人心情沉重，很不愉快的。倒不如读圣贤的经书，虽都是一些空洞的话，有时却是开人心胸，引导向上的。古人有此经验，所以劝人读史读经，两相结合。这是很有道理的。
1980年6月11日——
一鸣扫描，雪儿校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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