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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屡上屡下。

传中收录了他三篇文章：“进学解”、“谏迎佛骨表”和“祭鳄鱼文”，可见这三篇，在当时已被认为是他的代表作。

传又载：

愈性弘通，与人交，荣悴不易，少时与洛阳人孟郊、东郡人张籍友善。二人名位未振，愈不避寒暑，称荐于公卿间，而籍终成科第，荣于禄仕。后虽通贵，每退公之隙，则相与谈宴，论文赋诗，如平昔焉。而观诸权门豪士，如仆隶焉，瞪然不顾。而颇能诱厉后进，馆之者十六七，虽晨炊不给，怡然不介意。……常以为自魏、晋以还，为文者多拘偶对，而经诰之指归，迁、雄之气格，不复振起矣。故愈所为文，务反近体，抒意立言，自成一家新语。

耕堂曰：由以上所记，可略知韩愈的性格及为人。韩愈没有祖上官荫，出身寒苦，他的性格比较开朗，遇事有耐力，遭到那么多的挫折，他顽强地活下来了。对朋友亲属，也多义举，对后学，非常热心。作为一个文人，这都是好品质。文章能创新，自成一家，和他这些素质，也不无关系。

《柳宗元传》，亦在此卷中。柳，先世显赫，少年好胜，偶遇挫折，几乎一蹶不振，陷于绝望之境。他的性格脆弱，文章多反省之言，虽亦成家，其风格与韩文，乃大不相同。

文章，与遭遇有关，然与性格更有关。同时代，同遭遇，而文章判然有别，性格实左右之。

至于文风的改变，绝不是一个人的力量所致。韩愈传的开头，已提到：

大历、贞元之间，文字多尚古学，效扬雄、董仲舒之述作，而独孤及、梁肃最称渊奥，儒林推重。愈从其徒游，锐意钻仰，欲自振于一代。

文苑中富嘉谟传，亦载：

与新安吴少微友善同官。先是文士撰碑颂，皆以徐庾为宗，气调渐劣。嘉谟与少微属词，皆以经典为本，时人钦慕之，文体一变，称为富吴体。

所以说，文体的一次大变革，必须经多人的努力，时代的推移，才能成功。正如五四白话文体之兴，是经过前前后后，多少人的努力，又由思想革命的促使，才能一呼百应，普及天下的。但个人尝试提倡之功不可没，故胡适之为人推重。

韩文起八代之衰的褒词，也是在成就大、有代表性的意义上提出的。

我的《韩昌黎集》，是商务印书馆涵芬楼大字排印本，毛边纸印，天地极宽，布函两套，今日已甚难得。而购置时，只花了六角钱。

有文才，不一定有史才。传记说：

及撰顺宗实录，繁简不当，叙事拙于取舍，颇为当代所非。

在我早年印象中，韩愈是个老夫子，非常古板。传记说他“拙于世务”，他自己也宣称：“受性愚陋，人事多所不通。”

其实，也不完全是这么回事。

韩愈因谏迎佛骨，招来大祸，几乎杀头，流放到潮州以后，上表皇帝，文词凄苦，希望得到皇帝哀怜。能得到皇帝哀怜，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他这篇表写得有路数，有策略，证明韩愈不只是个非常天真的人，还是个非常聪明的人。皇帝好长生，谏佛是错了。皇帝还好大喜功，喜欢人颂扬。他就在这方面做文章：

唯酷好学问文章，未尝一日暂废，实为时辈推许。臣于当时之文，亦未有过人者。至于论述陛下功德，与诗、书相表里，作为歌诗，荐之郊庙，纪太山之封，镂白玉之牒，铺张对天之宏休，扬厉无前之伟迹，编于诗、书之策而无愧，措于天地之间而无亏。虽使古人复生，臣未肯多让。

他的这些话，确实打动了皇帝的心，引出了怜悯之词！

宪宗谓宰臣曰：“昨得韩愈到潮州表，因思其所谏佛骨事，大是爱我，我岂不知？”……乃授袁州刺史。

当然有的皇帝，就是说这些话，也不起作用。如清之乾隆，对待杭世骏（大宗），就是一例，必致之死而后快也。

（九）刘禹锡

同卷有刘禹锡传。

刘禹锡也曾卷进王叔文事件。传载：“禹锡尤为叔文知奖，以宰相器待之。”是个重要分子。当时的侍御史窦群奏：“禹锡挟邪乱政，不宜在朝。”群即日罢官。可见后台之硬，信任之专。传记并说：“既任喜怒凌人，京师人士不敢指名，道路以目，时号二王、刘、柳。叔文败，坐贬连州刺史，在道，贬朗州司马。”又见招怨之深，报复之重。

但是，这一遭际，也大大助长了他的文学成就，并给了刘禹锡一个接近群众，体验生活，从民间艺术吸取营养的机会。

地居西南夷，土风僻陋，举目殊俗，无可与言者。禹锡在朗州十年，唯以文章吟咏，陶冶情性。蛮俗好巫，每淫祠鼓舞，必歌俚辞。禹锡或从事于其间，乃依骚人之作，为新辞以教巫祝。故武陵溪洞间夷歌，率多禹锡之辞也。

当贬官时，“有逢恩不原之令”。但政治空气，总在变化，后来“执政惜其才，欲洗涤痕累，渐序用之。”就是说，忘记他过去的错误，慢慢提拔上来，又终于遭到一些人的反对。

禹锡积岁在湘、澧间，郁悒不怡。因读张九龄文集，乃叙其意曰：“世称曲江为相，建言放臣不宜于善地，多徙五溪不毛之乡。今读其文章，自内职牧始安，有瘴疠之叹。自退相守荆州，有拘囚之思。托讽禽鸟，寄辞草树，郁然与骚人同风。嗟夫，身出于遐陬，一失意而不能堪，矧华人士族，而必致丑地，然后快意哉。议者以曲江为良臣，识胡雏有反相，羞与凡器同列，密启廷诤，虽古哲人不及，而燕翼无似，终为馁魂。岂忮心失恕，阴谪最大，虽二美莫赎耶？

这是因为自己失意，借题发挥，迁怒于人。不只进行人身攻击，还连上了籍贯遭际，也可以说是“失恕”了。我有《张曲汇集》，广东丛书本，印得非常讲究，也附录了刘禹锡这段话。因为这段话，并不能损害张曲江的整个形象，只能说是形象中的一笔一画。即是做大官，就得提建议，定政策，立制度。不能因为后来他本人也出了事，作法自刑，就报以快意之辞。刘禹锡性格中的这一特征，贯穿在他一生之中。也没有改悔之意。作诗作序，多涉讥刺。“人嘉其才，而薄其行。”

“终以恃才褊心，不得久处朝列”。

耕堂曰：唐朝文士，必先挟文章以邀名誉，然后挟名誉以求仕禄。在此中间，必有依附，必有知与不知，必有恩怨存焉。

文人想做官，不可厚非。文人因性格偏激，感情用事，常常得罪一些人，并不奇怪。但他们不是得罪所有的人，他们还要依附一些人。依附必系权贵，权贵是多方面的，正在政治圈里，矛盾着，斗争着。这样，文士们就像坐在颠簸的船只上，前途未卜了。史称：刘禹锡，“甚怒武元衡、李逢吉。

而裴度稍知之。”等到裴度失势，他就跟着下来了。

不过，刘禹锡的结果还不错，活了七十一岁。赠户部尚书。他还遗留下相当可观的诗文，因他曾充太子宾客，人称《刘宾客文集》，我有丛书集成本。

他虽然名位不高，当时的公卿大僚，都与之交。白乐天和他关系很好，对于他的诗才，很是推崇。认为像“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这样的诗句，神妙极矣。这两句诗，在“文革”时很流行，领袖吟咏，人皆以为是对被打倒者的嘲弄快意之词。但实是刘禹锡的失意自伤之词。大相径庭，大为误解矣。

（十）元稹、白居易

元稹传在卷一百六十六。

元稹的十代祖，是后魏昭成皇帝。他八岁丧父，家贫，母亲教他读书，早年就成名了。

传记说：“稹性锋锐，见事风生。”一生之中，虽然为皇帝所喜爱，却一直官运不顺，屡遭排挤。还遭遇过如下事件：

仍召稹还京。宿敷水驿。内官刘士元后至，争厅，士元怒，排其户，稹袜而走厅后，士元追之，后以箠击稹伤面。执政以稹年少后辈，务作威福，贬为江陵府士曹参军。

可以看出，唐时的年轻人，一旦显耀，容易遭到各方面的歧视。

元稹自述：“初不好文，徒以仕元他歧，强由科试。”又说：“自御史府谪官，于今十余年矣，闲诞无事，遂专力于诗章。”可见地的文学成就，也是由官运不佳逼出来的。

他在诗歌上的要求，努力的方向，是：“常欲得思深语近，韵律调新，属对无差，而风情宛然”的作品。思深（即有思想深度），语近（即通俗），调新（即创新），无差（即合规律），有风情（即艺术性高）。这种主张，我以为，不只适于诗歌，也适于一切文学作品，一切艺术作品。

他说自己在诗歌上的成就，以及为人处世，是：“莫非苦己，实不因人，独立性成，遂无交结。”

我有《元氏长庆集》，白纸，四册，四部丛刊本。

白居易传在同卷中。他家世代做官业儒。居易幼年，聪慧绝人。

白居易和元稹一样，也是先以才名，见知于皇帝。出于忠心，好上书言事。因此，官运也不佳，还遇到过这种事：

宰相以宫官非谏职，不当先谏官言事。会有素恶居易者，掎摭居易，言浮华无行，其母因看花堕井而死，而居易作赏花及新井诗，甚伤名教，不宜置彼周行。执政方恶其言事，奏贬为江表刺史。诏出，中书舍人王涯上疏论之，言居易所犯状迹，不宜治郡，追诏授江州司马。

可见：先是有人罗织罪名，随后就有人落井下石，都是看当时的宰相，即执政的眼色行事的。这是官场上的习惯斗争方式。

好在白居易“儒学之外，尤通释典，常以忘怀处顺为事，都不以迁谪介意。”他对官场，也少留恋，很快就远离政治漩涡，宦而隐了。晚年过得还算不错。诗歌自编，分送佛寺，保存得法，后人才能得到一部这样丰富多采的《白氏长庆集》。

我有的是四部丛刊毛边纸本。

白居易的文学主张：“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我是信奉不疑的。惭愧的是，自己因为各种原因，不能很好做到。

文人的不被人理解，文人的苦恼，古今一致。白居易说：

不相与者，号为沽誉，号为底讦，号为讪谤。苟相与者，则如牛僧孺之诫焉。乃至骨肉妻孥，皆以我为非也。

他又说：

然仆又自思，关东一男子耳。除读书属文外，其他懵然无知。

其他一切，也就只能听之任之了。“策蹇步于利足之途，张空拳于战文之场”。“始得名于文章，终得罪于文章”。这好像是古今文人的一条规律。文学家的自白，能写得像白居易这样坦白自然的，还是少见的。元稹的传记中，自叙之作，就有三篇。有上书宰相的，有上书皇帝的，有专为自己辩诬的，都没有白居易这篇写得好。

史好对元白二人的比较是：

就文观行，居易为优，放心于自得之场，置器于必安之地，优游卒岁，不亦贤乎。

耕堂曰：统观唐代文士，其有成就者，幼年多家境不好，自觉努力。及为政，多遇不顺，遭贬逐，然后放情于文字。当时文人，先应举成进士，做官后，就要应付皇帝，对付宰相，言官，方镇，以及中贵美人等等，处境也是很困难的。其中，有政才者，遂以宦显，不失为功名。有文才者，虽政途多乖，终以文显。至于少数文人，过于疏放狂大，遭罹大难，亦有可取鉴者矣。

元稹传后附庞严传。此人为元稹和李绅所提拔。传记说他“聪敏绝人，文章峭丽。”为人有些类似元稹。“以强干不避权豪称，然无士君子之检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