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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犁散文集-第17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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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史记》所依据之古书;(二)《史记》叙事起讫;(三)

《史记》详于秦汉,而略于远古;(四)班固所见《史记》缺处;(五)班固总结自刘、扬以来,对《史记》之评价,并发挥己见,即所谓实录之言,为以后史学批评、文学批评,立下了不能改易的准则。

事理本不可分。有什么理,就会叙出什么事;叙什么事,就是为的说明什么理。作家与文章,主观与客观,本是统一体,即无所谓主体、客体。过于强调主体,必使客体失色;同样,过于强调客体,亦必使主体失色。

辩而不华,质而不俚,也是很难做到的,要有多方面的(包括观察、理解、文辞)深厚的修养。因为既辩,就容易流于诡;质,就容易流于俗。辩,是一种感情冲动,易失去理智;文章只求通“俗”哗众,就必然流于俚了。

至于文直、事核、不虚美、不隐恶,就更非一般文人所能做到。因为这常常涉及到许多现实问题:作家的荣辱、贫富、显晦,甚至生死大事。所以这样的文章、著述,在历史上就一定成为凤毛麟角,百年或千年不遇的东西了。

奉劝有志于此的同道们,把班固这三十个字,写成座右铭。

希望当代文士们,以这三十个字为尺度,衡量一下自己写的文字:有多少是直的,是可以核实的,是没有虚美的,是没有隐恶的。

然而,这又都是呆话。不直,可立致青紫;不实,可为名人;虚美,可得好处;隐恶,可保平安。反之,则常常不堪设想。班固和司马迁,本身的命运,就证实了这一点。

无论班固之评价司马迁,或裴骃之论述班固,究竟都是后人议论前人,不一定完全切当,前人已无法反驳。班固指出的司马迁的几点“是非”,因为时代不同,经验不同,就不一定正确。这就是裴骃所说的:“人心不同,传闻异辞。”



班固谓:论大道,则先黄老而后六经。“史记正义”曰:

大道者,皆禀乎自然,不可称道也。道在天地之前,先天地生,不知其名,字之曰道。黄帝老子,遵崇斯道。

故太史公论大道,须先黄老而后六经。

耕堂曰:以上,余初不知其所指也。后检夏曾佑《中国古代史》,有《文帝黄老之治》一节,所言不过慈俭宽厚。又有《黄老之疑义》一节,读后乃稍明白。兹引录该节要点如下:

一、汉时与儒术为敌者,莫如黄老。

二、黄老之名,始见《史记》。曾出现多次。

三、《史记》以前,未闻此名。

四、实与黄帝无涉,与老子亦无大关系。

五、司马迁的父亲司马谈,曾学道论于黄生,黄学贵无而又信命,故曰黄老。

六、汉时民间盛行壬禽占验之术,谓之黄帝书。是民间日用之书。黄老学者,即以此等书而合之老子书,别为一种因循诡随之言。

七、汉高、文、景诸帝,皆好黄老术,不喜儒术。以窦太后(景帝之母)为甚,当她听到儒生说黄老之学,不过是“家人言”(即僮隶之言)时,就大怒骂人:“安得司空城旦书乎!”并命令该人下圈刺猪。那时的猪,是可以伤人的。那人得到景帝的暗助,才得没有丧命。

延安整风时,曾传说,知识分子无能为,绑猪猪会跑,杀猪猪会叫。

“文革”时各地干校,多叫文弱书生养猪,闹了不少笑话。

看来,自古以来,儒生与猪,就结下了不良因缘。然从另一角度,亦反映食肉者鄙一说之可信。本是讨论学术,当权者可否可决,何至如此恶作剧!



夏曾佑还指出:司马迁在自序中引其先人所述六家指要,归本道家,此老学也。

在这段著名的文字中,司马谈以为:阴阳家多忌讳,使从拘而多所畏;儒者博而寡要,劳而少功;墨者俭而难遵;法家严而少恩;名家使人俭而善失真。

而道家能使人精神专一,动合无形,赡足万物。其为术也,因阴阳之大顺,采儒墨之善,撮名法之要,与时迁移,应物变化,立俗施事,无所不宜,指约而易操,事少而功多。

司马迁遵循了以上见解,形成他的主要思想和人生观,这是没有疑义的。他这种黄老思想,当然已经有别于那种民间的占卜书,也有别于窦太后的那种僵化和固执。是思想家的黄老思想,作家的黄老思想。这种思想,必然融化在他的写作之中。

黄老思想,很长时期,贯穿在中国文学创作长河之中。这种思想,较之儒家思想,更为灵活开放一些,也与文学家的生活、遭遇,容易吻合。更容易为作家接受。

耕堂曰:作家必有一种思想,思想之形成,有时为继承传统,有时因生活际遇。际遇形成思想,思想又作用于生活,形成创作。此即所谓天人之际。

人心不同,即思想各异,文人、文章遂有各式各样。然具备自身的思想,为创作的起码条件,具备自身的生活经历,则为另一个基本条件。两相融合、激发,才能成为作品。

然文场之上,亦常出现,既无本身思想,亦无本身生活的人。从历史上看,此等文人,约分数型:有的,呼啸跳跃,实际是喽罗角色。或为大亨助威,或为明星摇旗。有的,以文场为赌场,以文字为赌注,不断在政治宝案上压宝。有时红,有时黑,有时输,有时赢,总的说来,还算有利可图,一般处境不错。但有时,情急眼热,按捺不住,赤膊上阵,把身子也赌上去,就有些冒险了。有的,江湖流氓习气太盛,编故事,造语言,卖假药,戴着纸糊的桂冠,在街头闹市招摇。

有的,身处仕途,利用职权之便,拉几位明星作陪,写些顺水推舟,随波逐流,不痛不痒的文章发表,一脚踏在文艺船上,一脚踏在政治船上,并准备着随时左右跳跃的姿态。此种人,常常一举两得,事半功倍。然都是凑热闹,戏一散,观众也就散了。



历代研究《史记》的学者,对班固的论点,也并不是完全同意的。裴骃说:“班氏所谓‘疏略抵捂’者,依违不悉辩也。”比较含蓄。张守节的《史记正义》,则对班氏进行尖锐反批评,并带有人身攻击的气味。他认为:“作史之体,务涉多时;有国之规,备陈臧否;天人地理,咸使该通。”他认为这是司马迁的著述精神。

“班固诋之,裴骃引序,亦通人之蔽也。而固作《汉书》,与《史记》同者,五十余卷。谨写《史记》,少加异者,不弱即劣。何更非薄《史记》?乃是后士妄非前贤!又《史记》五十二万六千五百言,叙二千四百一十三年事。《汉书》八十一万言,叙二百二十五年事。司马迁引父致意;班固父修而蔽之,优劣可知矣!”此即有名的“班马优劣论”,多为后人好事者所称引,其实是没有道理的。班固指出的缺点,并非诋毁;多少年写多少字,是因为今古不同、时间有远近,材料有多少造成。并非文章繁简所致。称引先人与否,不能决定作品的优劣。张守节因治《史记》,即大力攻击《汉书》,殆不如裴骃之客观公正矣。

“正义”并时有矛盾。在后面谈到班固指出的这三条缺点时,他又说:“此三者,是司马迁不达理也。”使人莫名其妙。

先黄老,上面已经谈过。序游侠,羞贱贫,前人多以为,司马迁所以着意于此,多用感情,是与其身世有关。如遭到不幸,无人相助,家贫不能自赎等等。这都是有道理的,通人情的。但我以为,并非完全是这么回事。司马迁以续《春秋》自任,六艺之中,特重史学。史学之要,存实而已,发微而已。时代所有者,不能忽略;世人不注意,当先有所见,并看出问题。他对游侠、货殖,都看做是社会问题,时代症结。游侠在当时已形成能影响政治的一种势力,从缓解大政治犯季布的案子,即可明显看出。在货殖方面,司马迁详细记录了当时农、工、商各界的生产流通情况,它们之间的关系,以及对政治的影响。都是做了深入调查,经过细心研究,才写出的。两篇列传,都是极其宝贵的历史文献。

耕常曰:以上所述,可以看出,班固指摘《史记》三点错误,实不足为《史记》病,反彰然表明,实为《史记》之一大特色,一大创造。

各行各业,均有竞争,竞争必有忌妒。学者为了显露自己,不能不评讥前人。如以正道出之,犹不失为学术。如出自不正之心,则与江湖艺人无异矣。

近人为学者,诋毁前人之例甚多,否定前人之风甚炽。并非近人更为沉落不堪,实因外界有多种因素,以诱导之,使之急于求成,急于出名,急于超越。如文化界之分为种种等级,即其一端。特别是作家,也分为一、二、三等,实古今中外所从未闻也。有等级,即有物质待遇、精神待遇之不同,此必助长势利之欲。其竞争手段,亦多为前所未有。结宗派,拉兄弟。推首领,张旗帜。花公家钱,办刊物,出丛书,培养私人势力,以及乱评奖等等。

以上,均于学术无益,甚至与学术无关。亦不能出真正人才。

但往往能得到现实好处。为浅见者所热中。

读《史记》记(中)



《太史公自序》:

迁生龙门,耕牧河山之阳。年十岁则诵古文。(耕堂按:包括古文《尚书》、《左传》、《国语》、系本等书。)二十而南游江、淮,上会稽,探禹穴,窥九疑,浮于沅、湘;

北涉汶、泗,讲业齐、鲁之都,观孔子之遗风,乡射邹、峄;戹困鄱、薛、彭城,过梁、楚以归。

于是迁仕为郎中,奉使西征巴、蜀以南,南略邛、笮、昆明,还报命。

以上是司马迁自叙幼年生活、读书、以及两次旅行所至地方。这些,都是《史记》一书,创作前的准备,即学识与见闻的准备。自司马迁创读书与旅行相结合,地理与历史相印证,所到一处,考察民风,收集口碑遗简,这一治学之道,学者一直奉为准则,直至清初顾炎武,都是如此去做。

后面接着叙述,他如何受父命、下决心,完成这一历史著作:

“小子不敏,请悉论先人所次旧闻,弗敢阙。”卒三岁而迁为太史令,䌷史记(耕堂按:抽彻旧书故事而次述之、缀集之。)石室金匮之书。

这还是材料准备阶段,共用五年时间。《史记》正式写作,于武帝太初元年。又七年以后,司马迁遭李陵之祸,写作受到很大打击。在反复思考以后,终于继续写下去,完成了这部空前绝后的著作。

当时的汉朝,并不重视学术文化,他这部呕心沥血的著作,也没有人过问。《史记》的第一个读者,是著名的滑稽人物东方朔。东方朔确是一个饱学之士,文辞敏捷。但皇帝也只是倡优畜之,正在过着“隐于朝廷”、“隐于金马门”的无聊生活。志同道合,司马迁引他为知己,把著作先拿给他看。

东方朔的信条是:“崛然独立,块然独处;与义相扶,寡偶少徒”。司马迁的信条是:“不趋势利,不流世俗”。两个人所以能说到一处。东方朔在司马迁的书上,署上“太史公”三个字。后人遂以《史记》为太史公书。

班固说:迁既死,其书稍出。宣帝时,迁外孙平通侯杨恽祖述其书,遂宣布焉。

据司马贞《史记索隐序》,司马迁的《史记》,因为“比于班书,微为古质,故汉晋名贤未知见重”。它的流传,以及研究注释,远远不及班固的《汉书》热闹。很长时间,是不为人知,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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