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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犁散文集-第17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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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学术上，他是兼收并蓄的，没有成见的。析六家之长短，综六艺之精华，《史记》的思想内涵，是博大精深的。
耕堂曰：余尝怪：古时文人，为何多同情弱者、不幸者及失败者？盖彼时文人自己，亦处失意不幸之时。如已得意，则必早已腰满肠肥，终日忙于赴宴及向豪门权贵献殷勤去矣！
又何暇为文章？即有文章，也必是歌功颂德，应景应时之作了。
三
耕堂曰：《史记》出，而后人称司马迁有史才。然史才，甚难言矣。班固“实录”之论，当然正确，亦是书成后，就书立论，并未就史才形成之基础，作全面叙述。
文才不难得，代代有之。史才则甚难得。自班马以后，所谓正史，已有廿余种，越来部头越大，而其史学价值，则越来越低。这些著述多据朝廷实录，实录非可全信，所需者为笔削之才。自异代修史，成为通例以来，诸史之领衔者，官高爵显；修撰者，济济多士，然能称为史才者，则甚寥寥。因多层编制，多人负责，实已无人负责。褒贬一出于皇命，哪里还谈得上史德、史才！
我以为史才之基础为史德，即史学之良心。良心一词甚抽象，然正如艺术家的良心一词之于艺术，只有它，才能表示出那种认真负责的精神。
司马谈在临死时，告诉儿子：
“今汉兴，海内一统。明主贤君忠臣死义之士，余为太史而弗论载，废天下之史文，余甚惧焉，汝其念哉！”迁俯首流涕曰：“小子不敏……”
这就是父子两代，史学良心的发现和表露。
用现在的名词说，就是史学的职业道德。这种道德，近年来不知有所淡化否，如有，我们应该把它呼唤回来。
史学道德的第一条，就是求实。第二就是忘我。
写历史，是为了后人，也是为了前人，前人和后人，需要的都是真实两个字。前人，不只好人愿意留下真实的记载和形象；坏人，也希望留下真实的记载和形象。夸大或缩小，都是对历史人物的污蔑，都是作者本身的耻辱。慎哉，不可不察也。
史才的表现，非同文才的表现。它第一要求内容的真实；
第二要求文字的简练。史学著作，能否吸引人，是否能传世。
高低之分全在这两点。司马贞在《史记索隐后序》中，称赞司马迁：“其人好奇而词省，故事核而文微。”事核就是真实；
词省、文微，就是简练。
添油加醋，添枝加叶，把一分材料，写成十分，乱加描写，延长叙述，投其所好，取悦当世，把干菜泡成水菜……
等等办法，只能减少作品的真正分量，降低作者的著述声誉。
至于有意歪曲，着眼势利，那就更是史笔的下流了。
今有所谓纪实文学一说。纪实则为历史；文学即为创作。
过去有演义小说，然所据为历史著作，非现实材料。现在把历史与创作混在一起，责其不实，则诡称文学；责其不文，则托言纪实。实顾此失彼，自相矛盾，两不可能也。
所谓忘我，就是忘记名利，忘记利害，忘记好恶，忘记私情。客观表现历史，对人对己，都采取：“死后是非乃定”的态度。
当代人写当代事，牵扯太多，实在困难。不完全跳出圈外，就难以写好。沈约《宋书·自序》说：
进由时旨，退傍世情，垂之方来，难以取信。事属当时，多非实录。
班固能撰《汉书》，是史学大家。据说他写的“当代史料”，几不可读。这就是刘知几说的：“拘于时”的著作，不易写好。
能撰写好前代史传，而撰写不好当代的事，这叫“拘于时”。而司马迁从黄帝写到汉武帝，从古到今，片言只字，人皆以为信史。班固的《汉书》，有半部是抄录《史记》。就不用说，历代史学界对他的仰慕了。这源于他萌发了史学的良心。
四
我有暇读了一些当代人所写的史料。其写作动机，为存史实者少，为个人名利者多。道听途说，互相抄袭，以讹传讹，并扩张之。强写伟人、名人，炫耀自己；拉长文章，多换稿费。有的胡编乱造，实是玷污名人。而名人多已年老，或已死去，没有精力，也没有机会，去阅读那些大小报刊，无聊文字，即使看到，也不便或不屑去更正辩驳。如此，这些人就更无忌惮。这还事小，如果以后，真的有人，不明真伪，采作史料，遗害后人，那就造孽太大了。
这是我的杞忧。其实，各行各业，都有见要人就巴结，见名人就吹捧的脚色。各行各业，都有靠山吃山，靠水吃水的人。有时是帮忙，多数是帮闲，有时是吹喇叭，有时是敲边鼓。你得意时，他给你脸上搽粉；你失意时，他给你脸上抹黑。
但历史如江河，其浪滔滔，必将扫除一切污秽，淘尽一切泥沙。剥去一切伪装，削去一切芜词。黑者自黑，白者自白。伟者自伟，卑者自卑。各行各业，都有玩闹者，也不乏严肃工作的人。历史，将依靠他们的筛选、澄清，显露出各个事件，各个人物，本来的面目。
1990年3月9日写讫
读《史记》记（跋）
清人有关《史记》之著述甚多，多为读书笔记。最有名者，为王念孙、王引之父子之读书杂志。我有金陵书局刻本。
此书，我在中学读书时，谢老师即为介绍，极为推崇。然中学生《史记》原书，尚未读懂，更未全读。此师以己之所好，推及于学生，实无的放矢也。今日读之，兴趣亦寡。序言，略有情致，其他皆个别文字之考证，甚干燥无味。我尚购有王鸣盛、钱大昕、赵翼之著作，皆为中华书局近年排印本。其治学方法与王氏同，亦皆未细读。近人整理的郭嵩焘之史记札记，考据之外，还有些新意。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治学方法，治学爱好，终生孜孜，流连忘返。这种意趣，后人是难以想象的。此后，鲁迅先生于《史记》研究，颇有新的见解，惜《汉文学史纲要》一书中，论及司马迁者，文字不多。
其实，《史记》有集解、索隐、正义，再加上乾隆四年校刊时之考证，对于读这部书，文义上的理解，文字上的辨认，也就可以了。再多，只能添乱，于读原书，并无多大好处。所以，我读古书，总是采取硬读、反复读的笨法子，以求通解。
我有两种《史记》：一为涵芬楼民国五年影印武英殿本。
一为中华书局四部备要本，此本也是据武英殿本排印的，余虑其有误植，故参照影印本。这两种本子，拿放都很轻便，字大清楚，便于老人阅读。
我没有购买中华书局近年标点的本子。我用的本子，都没有断句，更没有标点。此次引文，标点都是我试加的，容有错误。发表前，请张金池同志，逐条参照中华标点本，以求改正。这是很麻烦的事，应当感谢。
我以为：读书应首先得其大旨，即作者之经历及用心。然后，就其文字内容，考察其实学，以及由此而产生之作家风格。我这种主张，不只自用于文学作品，亦自用于史学著作。
至于个别字句之考释，乃读书之末节。
黄卷青灯，心参默诵，是我的读书习惯。此次读《史记》，仍旧用这种办法。然而究竟是老了，昨夜读到哪里，今夜已不省记。读时有些心得，稍纵即又忘记。欲再寻觅，必需检书重读，事倍而功半。
但还是读下去，每晚躺在床上，读一卷，或仅读数页。本纪、世家、列传，及卷首卷尾部分，总算粗读一过。其他，实仍未读吧。回忆自初中时，买一部《史记菁华录》，初识此书。
时至今日，用功仅仅如此，时间之长，与收获之少，可使人惭愧。读书，读书，一个人的一生，究竟能真正读多少好书，只能自己心中有数了。
至于行文之时，每每涉及当前实况，则为鄙人故习，明知其不可，而不易改变者也。
1990年3月11日晨记
读唐人传奇记
一
鲁迅论唐传奇：
（一）小说亦如诗，至唐代而一变。源出于志怪。（二）虽尚不离于搜奇记逸，然叙述婉转，文辞华艳。与六朝之粗陈梗概者较，演进之迹甚明。（三）而尤显者，乃在是时则始有意为小说。（《唐宋传奇集·序例》，首引胡应麟说：“凡变异之谈，盛于六朝，然多是传录舛讹，未必尽幻设语。至唐人，乃作意好奇，假小说以寄笔端。”先生称：其言盖近是矣。”）
（四）餍于诗赋，旁求新途，藻思横流，小说斯灿。文人往往有作，投谒时或用之为行卷。（五）实唐代特绝之作也。而大归究在文采与意想。（六）然而后来流派，实亦不昌。宋好劝惩，摭实而泥，飞动之致，眇不可期，传奇命脉，至斯以绝。
以上综录先生论及传奇之言，稍加穿插，共得六则。余以为对唐传奇之研究，可谓发其端而尽其意矣。
二
鲁迅说唐人“始有意为小说”。胡应麟说“作意”、“幻设”，都是有意识的创造之意。
唐人的小说，已经超越单纯的记录，进入复杂的创作活动。小说的境界，已经不只是客观世界的描绘，而涌进了作家主观的想象。
主观包括两方面：“文采与意想”。文采与意想，是文学创作的精魂。但这两点，在唐人传奇上，表现得非常突出。这不只使它明显地区别于过去的小说，也使它明显地区别于以后的传奇。在中国文学史上，独放异彩。
任何现象，都有其由来，有其基础。唐代文人的文化素质，实不一般。表现在诗歌创作上，已经有目共睹。这些文士，多是从幼年就用功于此，有些人，甚至是几代相传。他们重读书，重旅行，重交友，重唱和。互相鼓励，互相帮助，共同提高。文化素质的提高，必然引发道德、道义的提高。必然引发丰盛的想象力，引发出高尚的意象。高尚的人品，才能有高尚的想象；卑劣者，只能有卑劣的想象。其文章内容、风格、理想，自不相同。
唐代文人，在一种较高的文化素质根基上，创作小说，自有可观。又因为在诗歌领域的想象力，已经非常发达旺盛，表现在小说创作上，亦必不同一般。
三
这可以从比较上说明。此前不论矣。宋代传奇，胡应麟的话是：“宋人所记，乃多有近实者，而文采无足观。”鲁迅的话，已见上文，谓其主要缺点，是失去了“飞动之致”。
“飞动”二字，自幼即深印我心，以为是文学之命脉所在。
然究竟什么是飞动，如何才能做到飞动，则一直不甚了了。壮年以后，从事此业，见闻稍多，反复思考，所谓飞动即日常所谓神来之笔，得意文章。然此尚为玄虚之谈，未能得其要领。
后来读李白《谢朓楼诗》：“蓬莱文章建安骨，中间小谢又清发。俱怀逸兴壮思飞，欲上青天揽明月。”才有所领悟。
所谓飞动，就是“逸兴”和“壮思”的出现。就是在事实之上，出现的创造。或是在描述现实时，突然出现的奇思妙想。
这些奇思妙想的连续，就形成了作品的“飞动之致”。只有富于想象，诗作最飞动的李白，才能这样透彻地帮助我把问题解释清楚。凡是伟大的艺术品，都必具备“飞动之致”。雕塑、绘画如此。音乐、诗歌亦如此。文学名著《阿Q正传》、《红楼梦》、《水浒传》，都因富于此“致”，而得为小说上乘。
四
历来对宋人传奇的评价，意见也不完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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