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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犁散文集-第2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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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独身的宿舍的门窗旁边,他们都悬挂了毛主席和朱总司令的肖像。
在每天上班的时候,他们精力饱满地拥挤在通向工厂的大路上,眺望着海河的晚景,和下班的同志们打着热情的招呼。
1950年7月26日——
一鸣扫描,雪儿校对
卷二 风云小记 杨国元
冬季,我下乡到于村。中午的时候,我就到村公所了。这是没收的地主的一所住宅,东屋是图书室,西屋,财政委员们用来算账和收存公粮,北屋三大间,地下摆着一排檩条,是村干部们开联席会议的地方。
干部们还没有来,阳光很好,我站在院子里取暖。
最先来到的干部,是杨国元。他是村支部的组织委员。他个子并不很高,穿着黑色棉袄棉裤,腰里系着一条宽皮带,光看头。他的头发极黑极密,像用墨胶塑成。加上他那黑脸,浓眉,络腮胡子楂,当他偶一皱眉的时候,那黑劲就连成一个了。他抱着他的小女儿,这是打扮得很华丽,长得很好看的一个孩子,脸上还点着胭脂,抹着粉儿。这孩子在他怀里,就像是在一块大黑石头旁边,伸出来开放的一箭花朵。
杨国元很热情,他立在院里,和我谈了两个小时。
他的左手老是插在棉袄的旁边口袋里,当我们谈到这一带在抗日初期,组织队伍的时候,他才把左手掏出来,那已经是残废得很厉害了。他说:
“我从小受苦,那时我认做是红军,才加入的。”
他在唐士奎的大队里当侦察连长,作战很勇敢,左手受了伤,那时医疗条件很不好,复员回来,手背上还带着一块碎铁,整天流脓滴水。有一天,在街上和人家逗着玩,叫人家打了一下,那块铁片才掉了出来。
为我居住的地方,他很费了一番考虑和周折,他说:
“第一,群众条件要好;第二,不要住在村边上;第三,要靠近干部。”
随后他就找房去了。
但是,直到天黑,差不多人们都要睡觉了,他才来领我到黎彦增家去,那里一条炕上睡着两个青年团的干部。杨国元说暂时在这里睡一宿,明天他老婆和兄弟媳妇合并了,就叫我搬到他那里去住。他说他就是愿意和老同志住在一起,发个牢骚什么的也方便。
我终于在黎彦增家长住下来了,并没有搬。我觉得叫他和老婆离开是很不合适的。
而这里离他家并不远,差不多每天晚上,杨国元都要来的。他给我借了一个小煤炉,又套车到合作社拉砟子,我们生起火来,屋里很暖,坐上小沙壶,又有开水喝了。
于是,他的牢骚就来了。他总是提念那些老同志,他们现在分布全国,很多人担负着重要的职责。杨国元说:
“我还是一个村干部。当然,什么工作也一样,可是村里的工作就是难,别人也不把咱看到眼里。我参加工作的时候,这些人还不知道在哪里,现在有的竟当了合作社主任。今天,我去拉砟子,合作社里的人,连土带末子给我往车上装,我把他的铁铲夺过来了!合作社主任出来和我讲,我把左手伸出来,把他顶了回去。”
我按照一般的情形,批评了他的鲁莽作风,其实他现在的缺点主要是疲沓。去年上级布置:每个支委带动群众打一眼井,他没有完成,受了批评。这些天,村里正在整党,一天早上,我在县城的大集上看见他背着一个粪筐遛达着。我说:
“今天上午不是有会吗?”
他笑了笑说:
“脑子发胀,要出来转游转游才行。”
一谈起过去的事,他的兴致就来了。常常在我那里一坐就是半夜。饿了,就拿黎家几块山芋,放在炉口边上,用铁洗脸盆一盖,闷出来的山芋,实在好吃。但他也从来没有像一些农村青年那样向往城市生活,想出来工作的意思。
整党正紧张,他闹起爆发眼,躺在家里不出来了。
我去看他。他家一个梢门筒,两间西屋,三间北屋,都是砖房,是土地改革时分配的。他父亲和兄弟媳妇住北屋,兄弟在京津线上一个国营农场里工作,兄弟媳妇也常去住,家里缠嚼很轻。杨国元夫妇住西屋,他因为残废,每年可以领到八百斤小米的抚恤。此外,种着十五亩地,养一匹小驴,小驴就在杨国元的外间喂着。
杨国元的屋里拾掇得很干净,北墙上挂着毛主席的相片,装着镜框,旁边有一副写得很好的对联,横批是“革命家庭”。东墙上挂着时钟,有三四架,滴答响着,像进了钟表店一样。这使我吃惊了。
杨国元躺在炕上,戴着一副墨晶眼镜。他说:
“这都是我买来的,过去我好修理枪,现在就好修理这个。
对对你那表吧,我这钟都是根据电台播音对好的。”
我才看见,在迎门橱上放了一架小小的矿石收音机。杨国元爬过来,把耳机子安在我的头上,说:
“听听吧,清楚着哩!”
在乡下看不见当天的报纸,我自从知道杨国元有这个设备,每天就抽些时间去听一听。
我发现,杨国元并不大好听这个,他只是好修理研究。那些钟表,也是为了修理的兴趣买来的,并非为的实用。有的是跑到百里以外的保定买来的。他问了我很多关于无线电的问题,可惜我知道得很少。他说,他打算给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写封信,和他们取得联系。可是,直到现在,他认识的字还很少。
他老婆进来,把孩子交给杨国元。这女人很年轻,看来,杨国元很听她的话。她说:
“上级批评俺家他爹不参加土地合作社。不是他不参加呀,是俺家他爷爷顽固。家里整天为这个吵架,里外夹攻,你看攻得他那眼!”
在于村住了两个月,我和杨国元接近的最多。腊月,我要转移到城南去,他一定要套车送我。他的车油漆得很好,小驴儿刷理得很干净,他替我铺好褥子,上面盖得严严实实。这天,道路上的风霜很大。
“你再给我提些意见吧,”杨国元坐在车辕上说,“昨天,支委会上你谈的很简单。”
“也就是那些意见了。”我说,“你常常想到过去,过去是可以回想的。在那艰苦的年代,我们想到工作的时候多,照顾家庭的心情少。现在,因为家庭生活有个规模了,我们为家庭分心的时候也就多了。村里的公众的事情,干部们不大关心,比如村公所的会议室,民校的教室,小学校,到冬天还是窗子不糊,烂砖满地,没人去管。我们应该像过去那样,热心地学习和工作,你有一台收音机,可以和宣传委员合作,把电台每天广播的政治教育材料,记下来,自己学习了再向群众讲解。”
实际上,教育别人比起教育自己,要困难得多。教育自己,可以依靠反省,教育别人,除去了解他的历史,还要了解他目前的思想和心情。我不知道我到底了解了他的心情没有。我也不知道是因为惜别呢,还是我的话引起了他的苦闷,看来杨国元今天的感情很沉重。他说:
“我应该多做些工作。”
他是在战争的环境里出现的刚强的人物。是矗立在乱石中间的一块黑色的光亮的火石。我想,如果不只从静止的方面看他,而想到他的本质和他身体里包藏的无限火种的力量,再能激发这种力量,他就进步得快了。
1953年8月24日记——
一鸣扫描,雪儿校对
卷二 风云小记 访旧
十几年的军事性质的生活,四海为家。现在,每当安静下来,许多房东大娘的影子,就像走马灯一样,在我的记忆里转动起来。我很想念她们,可是再见面的机会,是很难得的。
去年,我下乡到安国县,所住的村子是在城北,我想起离这里不远的大西章村来。这个村庄属博野县,五年以前我在那里做土地复查工作,有一位房东大娘,是很应该去探望一下的。
我顺着安国通往保定的公路走,过了罗家营,就是大西章,一共十五里路。昨天夜里下了雪,今天天晴了,公路上是胶泥,又粘又滑。我走得很慢,回忆很多。
那年到大西章做复查的是一个工作团,我们一个小组四个人,住在这位大娘的家里。大娘守寡,大儿子去参军了,现在她守着一个女儿和一个小儿子过日子,女儿叫小红,小儿子叫小金。她的日子过得是艰难的,房子和地都很少,她把一条堆积杂乱东西的炕给我们扫出来。
大儿子自从参军以后,已经有六、七年了,从没有来过一封信。大娘整个的心情都悬在这一件事上,我们住下以后,她知道我在报社工作,叫我在报纸上登个打听儿子的启事,我立时答应下来,并且办理了。
大娘待我就如同一家人,甚至比待她的女儿和小儿子还要好。每逢我开完会,她就悄悄把我叫到她那间屋里,打开一个手巾包,里面是热腾腾的白面饼,裹着一堆炒鸡蛋。
我们从麦收一直住到秋收,天热的时候,我们就到房顶上去睡。大娘铺一领席子,和孩子们在院里睡。在房顶上睡的时候,天空都是很晴朗的,小组的同志们从区上来,好说些笑话,猜些谜语,我仰面听着,满天星星像要落在我的身上。我一翻身,可以看见,院里的两个孩子都香甜地睡着了,大娘还在席上坐着。
“你看看明天有雨没有?”大娘对我说。
“一点点云彩也没有。”我说。
“往正南看看,是大瓶灌小瓶,还是小瓶灌大瓶?”她说。
那是远处的两个并排的星星,一大一小。因为离得很远,又为别的星星闪耀,我简直分辨不出,究竟是哪一个在灌哪一个。
“地里很旱了。”大娘说。
那时根据地周围不断作战,炮声在夜晚听得很真,大娘一听到炮声,就要爬到房上来,一直坐在房沿上,静静地听着。
“你听听,是咱们的炮,还是敌人的炮?”大娘问我。
“两边的炮都有。”我说。
“仔细听听,哪边的厉害。”大娘又说。
“我们的厉害。”我说。
还有别的人,能像一个子弟兵的母亲,那样关心我们战争的胜败吗?
工作完了,我要离开的时候,大娘没见到我,她煮好十个鸡蛋,叫小金抱着追到村边上,硬给我装到车子兜里。同年冬天,她叫小红给我做了一双棉鞋,她亲自送到报社里,可惜我已经调到别处去了。
不知大娘现在怎样,她的儿子到底有了音讯没有?
我走到大西章村边,人们正在修理那座大石桥,我道路很熟,穿过菜园的畦径,沿着那个大水坑的边缘,到了大娘的家里。
院里很安静,还像五年前一样,阳光照满这小小的庭院。
靠近北窗,还是栽着一架细腰葫芦,在架下面,一个十八九岁的女孩子在纳鞋底儿。院里的鸡一叫唤,她抬头看见了我,惊喜地站起来了。
这是小红,她已经长大成人,发育出脱得很好,她的脸上安静又幸福。只有刚刚订了婚并决定了娶的日子,女孩子们的脸上,才流露这种感情。她把鞋底儿一扔,就跑着叫大娘去了。
大娘把我当做天上掉下来的人,不知道抓什么好。
大娘还很健康。
她说大儿子早就来信了,现在新疆。不管多远吧,有信她就放心了。儿子在外边已经娶了媳妇,她摘下墙上的相片给我看。
她打开柜,抱出几个大包袱,解开说:
“这是我给小红制的陪送,一进腊月,就该娶了。你看看行不行。”
“行了,这衣服多好啊!”我说。
大娘又找出小红的未婚夫的相片,问我长得怎样。这时小红已经上了机子,这架用手顿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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