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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犁散文集-第5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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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很少有安眠的夜晚,幸福的夜晚。
1990年4月7日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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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三 芸斋梦余 觅哲生
一九四四年春天,有一支身穿浅蓝色粗布便衣、男女混杂的小队伍,走在从阜平到延安、山水相连、风沙不断、漫长的路上。
这是由华北联大高中班的师生组成的队伍。我是国文教师,哲生是一个男生,看来比我小十来岁。哲生个子很高,脸很白。他不好说话,我没见过他和别的同学说笑,也不记得,他曾经和我谈过什么。我不知道他的籍贯、学历,甚至也不知道他确切的年龄。
我身体弱,行前把棉被拆成夹被,书包也换成很小的,单层布的。但我“掠夺”了田间的一件日军皮大衣,以为到了延安,如果棉被得不到补充,它就能在夜晚压风,白天御寒。
路远无轻载。我每天抱着它走路,从左手换到右手,又从右手换到左手。这时,就会有一个青年走上来,从我手里把大衣接过去,又回到他的队伍位置,一同前进。他身上背的东西,已经不少,除去个人的装备,男生还要分背一些布匹和粮食。到了宿营地,他才笑一笑,把皮大衣交给我。在行军路上,有时我回头望望,哲生总是沉默地走着,昂着头,步子大而有力。
到了延安,我们就分散了。我在鲁艺,他好像去了自然科学院。我不记得向他表示过谢意,那时,好像没有这些客套。不久,在一场水灾中,大衣被冲到延河里去了。
解放以后,我一直记着哲生。见到当时的熟人,就打听他。
越到晚年,我越想:哲生到哪里去了呢?有时也想:难道他牺牲了吗?早逝了吗?
1990年7月19日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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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三 芸斋梦余 朋友的彩笔
老季,是我在土改期间结识的朋友。我把这些已经为数不多的朋友,称作进城以前的朋友,对他们有一种较深的感情。因为虽不能说都共过患难,但还是共过艰苦的。
我在饶阳县某村做土改工作时,常到村里的小学校去玩。
老季,我不清楚,他那时在做什么,也好到学校去。他穿着军装、脾气憨厚,像个农民,好写东西,因此接近。
进城以后,他是作家,在几家出版社当过编辑,也经受过政治上的坎坷。
我对他的印象加深,是在文革以后。他不断写一些关于我的文章,在征求我的意见时,我总对他说:
“不要写成报告文学,更不要写成小说,不要添枝加叶,不要吹捧。”
老季都同意,态度是很诚实的。但他写出东西来,我一看,总是觉得路子不对头。第一次是他写到我写小说时,我的老伴,如何给我端茶水、送牛奶,如何在夜深时,在我身上加一件衣服。
那时,我们还都没有老,说话没顾忌,我说:“老季,这些情景,你都看见了吗?怎么有这么多的描写呢?那时,我同老伴,并不住在一处,她也没有这种习惯,虽然她对我很有感情。你这些描写,用到电影、戏剧的表演上去,是很合适的。用到我身上,我就觉得别扭,因为我实际上,没有享受过这种福份。”
老季只是笑笑完事,也不反驳。我以为我的劝告会奏效,其实不然。
他不断在报刊上写这类文字,甚至在题为写别人的文章里,也总是写到我,叫人看了以后,不知他到底在写谁。能够叫我心折的,实在不多。另外,大家都老了,我说话,也不能像过去那样直率了。最近一次,我是这样和他谈的:“老季,读了你写的关于我的文章,总有这样一种感觉:说它没有根据吧,根据还是有的;说它真实吧,里面又总有一些地方不那么真实。举个例子吧,比如你在日报写的文章,说我在长仕下乡的时候,与一匹马同住一个屋子,其实,是一匹驴。和马同住一个屋子,是在于村的时候。”
“有机会,我可以改正。”老季说。
我说:“这不是什么大问题,改不改没有关系,我是告诉你当时真实的情况。”
过了不久,我又在晚报上看到他写的一篇,还是日报上那个内容,故事里讲的还是马,结尾处,马却变作驴。
我叹息一声:这就是老季改过的文章了,还不如不改。这一改,真成了驴唇不对马嘴。
我有些后悔和他谈这些琐事了。
还有,就是他在每篇文章里,都提到我在喝粥,在纵情大笑,并推演到医学上去,说这是我的养生之道。他把稿子投给老年人的刊物。
我能活到现在,难道是因为喝粥?是因为乐观?是因为会养生?这真有天知道了。
老季的一片热心,我是领会的。唯有他这种创作方法,我很不同意。他好像也不认真、仔细地去读我的自述。自己的材料写完了,就用别人谈的材料,道听途说。
就在上面提到的那篇文章里,他还写到:在长仕,我见朋友问尼姑的年纪,就大笑起来。并告诫朋友,尼姑是最忌讳别人问她的年岁的,等等。先不用说,这种作风,非敝人所有,就是这点知识,也是看了他这篇文章才有的,过去并无所知。
前几天,他陪另一位朋友来看我。那天,我想到自己来日无多,这两位朋友,虽也是因时而交,来往至今,实属不易,动了感情。我说的话很多。其中也说到老季写的这种文章,大大小小,重复的,不重复的,都能发出去,不简单。
那位朋友说:“老季人缘好。再说,别人也写不出来呀!”
芸斋曰:庸材劣质,忧患余生。蒙新旧友人不弃,每每以如椽之笔,对单薄之躯,施加重彩,以冀流传。稍知人情,理应感奋。然此交友之道也。如论艺术,当更有议。
艺术所重,为真实。真实所存,在细节。无细节之真实,即无整体之真实。今有人,常常忽视细节真实,而侈论“大体真实”,此空谈也,伪说也。
每一时代,有其风尚,人物言论随之。魏晋风度,存于《世说新语》。以后之作,多为模仿,失其精神,强作可人。此无他,非其时代,而强求其人,不可得也。
今春无事,曾作《读史记记》长文一篇,反复议论此旨,惜季君未曾读,或读之而未得其意也。
我想得到的,只是一幅朴素的,真实的,恰如其分的炭笔素描。
1990年8月23日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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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三 芸斋梦余 老同学
赵县邢君,是我在保定育德中学上高中时的同班同学。当时,他是从外地中学考入,我是从本校初中毕业后,直接升入的。他的字写得工整,古文底子很好,为人和善。高中二年同窗,我们感情不错。
毕业后,他考入北京大学中文系,我则因为家贫,无力升学,在北平流浪着。我们还是时有过从,旧谊未断。为了找个职业,他曾陪我去找过中学时的一位国文老师。事情没有办成,我就胡乱写一些稿子,投给北平、天津一些报纸。文章登不出来,我向他借过五元钱。后来,实在混不下去,我就回老家去了。
他家境虽较我富裕,也是在求学时期。他曾写信给我,说他心爱的二胡,不慎摔碎了,想再买一把,手下又没钱。意思是叫我还帐。我回信说,我实在没钱,最近又投寄一些稿件,请他星期日到北京图书馆,去翻翻近来的报纸,看看有登出来的没有。如果有,我的债就有希望还了。
他整整用了半天时间,在图书馆翻看近一个月的平津报纸,回信说:没有发见一篇我的文章。
这些三十年代初期的往事,可以看出我们那时都是青年人,有热情,但不经事,有一些天真的想法和做法。
从此以后,我们就没有再见过面,那五元钱的债,也一直没得偿还。
前年春夏之交,忽然接到这位老同学的信,知道他已经退休,回到本县,帮助编纂地方志。他走过的是另一条路:大学毕业后,就在国民党政权下做事。目前处境不太好,又是孤身一人。
我叫孩子给他寄去二百元钱,也有点还债的意思。这是解决不了多少问题的。我又想给他介绍一些事做,也一时没有结果。最后,我劝他写一点稿子。
因为他曾经在旧中华戏曲学校任过职,先写了一组谈戏的文章寄来。我介绍给天津的一家报纸,只选用了两篇。当时谈京剧的文章很多,有些材料是重复了。
看来投稿不顺利,他兴趣不高,我也有点失望。后来一想:老同学有学识,有经历,文字更没问题,是科班出身。可能就是没有投过稿,摸不清报纸副刊的脾气,因此投中率不高。而我给报纸投稿,不是自卖自夸,已有半个世纪以上的历史,何不给他出些主意,以求改进呢?从报上看到钱穆教授在台湾逝世,我就赶紧给老同学写信,请他写一篇回忆文字寄来,因为他在北大听过钱的课。
这篇文章,我介绍给一家晚报,很快就登出来了。老同学兴趣高涨,接连寄来一些历史方面的稿件,这家报纸都很快刊登,编辑同志并向我称赞作者笔下干净,在目前实属难得。
这样,一个月能有几篇文章发表,既可使他老有所为,生活也不无小补,我心中是非常高兴的。每逢把老同学的稿子交到报社,我便计算时日,等候刊出。刊出以后,我必重读一遍,看看题目有无变动,文字有无修改。
这也是一种报偿,报偿三十年代,老同学到北京图书馆,为我查阅报纸的劳绩。不过,这次并不是使人失望,而是充满喜悦,充满希望的。老同学很快就成为这家报纸的经常撰稿人了。
老同学在旧官场,混了十几年,路途也是很坎坷的,过去,恐怕从没有想过投稿这件事。现在,踏入这个新门坎,也会耕之耘之,自得其乐的吧。
芸斋曰:余之大部作品,最早均发表在报纸副刊。晚年尤甚,所作难登大雅之堂,亦无心与人争锋争俏,遂不再向大刊物投稿,专供各地报纸副刊。朋友或有不解,以为如此做法,有些自轻趋下。余以为不然。向报纸投稿,其利有三:
一为发表快;二为读者面广;三为防止文章拉长。况余初起步时,即视副刊为圣地,高不可攀,以文章能被采用为快事、幸事!至老不疲,亦完其初衷,示不忘本之意也。唯投稿副刊,必有三注意:一、了解编辑之立场,趣味;二、不触时忌而能稍砭时弊;三、文字要短小精悍而略具幽默感。书此,以供有志于进军副刊者参考。鲁迅文学事业,起于晨报副刊,迄于申报副刊,及至卧床不起,仍呼家人“拿眼镜来,拿报纸来!”此先贤之行谊,吾辈所应借鉴者也。
1990年11月1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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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三 芸斋梦余 暑期杂记
思念文会
近日,时常想念文会,他逝世已有数年。想打听一下他的家属近状,也遇不到合适的人。
文会少年参军,不久任连队指导员。“文革”后期,我托他办事,已知他当年的连长,任某省军区司令。他如不转到地方工作,生前至少已成副军级无疑。
可惜他因爱好文艺,早早转业,到了地方文艺团体,这不是成全人的所在,他又多兼行政职务,写作上没有什么成绩。
文会进城不久就结了婚,妻子很美。家务事使他分心不小。老母多年卧床不起。因受刺激,文会神经曾一度失常。
文会为人正直热情,有指导员作风。外表粗疏,内心良善,从不存害人之心,即此一点,已属难得。
他常拿稿子叫我看。他的文字通顺,也有表现力。只是在创作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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