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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食家-第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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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色香味。你们的菜呀,还差得远呢!”

我听了有点懊丧,当时不该把南瓜分给他三分之一。可我也接受了教训,决不把这股气扩散到别人的头上去。六三、六肆年的供应情况又和大跃进前差不多了,我要致力于炒虾仁,使人对这美好的日子留下更深刻的记忆,人总不能老是后悔。可这恢复工作比我当初的改革要困难百倍,从精细到粗放,从严格到马虎,从紧张到懒散,从谦逊到无理都是比较容易的,要它逆转可得费点劲儿哩!

包坤年早就不当“店小二”了,这是在我的启发下改变的。他的行政职务虽然还是服务员(对此他很有意见),服务的时候却象个会议的主持人,高坐在那会场似的店堂里。吃客拥进店堂时他便高声大喊:“喂喂,不要乱坐,先把前面的桌子坐满!听见没有,你为什么一个人溜到窗子口?”

“同志,请你来一下。”

“要点菜吗?看黑板,都写着咧。”

“同志,我想要两只苏州名菜。”

“名菜?每一只菜都有名字,写得清清楚楚的。”

几乎每天都有吃客吵到我的面前:“我们是来吃饭的,不是来受气的!”我忙着给人家赔不是,同时抓紧时间开会,做思想工作,订服务公约,批评别人,检查自己。还得感谢我们苏州的滑稽艺术家张幻尔——祝他安息。他那时编演了一个滑稽戏,名叫《满意不满意》。这戏还真帮了我不少忙,我还请他到店里来做了一次报告,他的报告比的报告有效,所以便招待了他一顿,没有收钱,是在宣传费用中报销的。

以上种种,到了文化000中自然就成了罪孽,说我是全面复辟了资本主义,伤天害理地强迫革命群众去服侍城市里的老爷!张幻尔的那一顿饭也不是好吃的,陪着我狠狠地被斗了一整天!

包坤年成了头头了,对准着我造反。他那时有一种错觉,认为打倒了局长便可以当局长,打倒了经理便可以当经理。局长已经被人家抢先打倒了,他也只好屈就点。他确实也具备了各种对我造反的条件:历史清白,一贯拥护革命路线,最最难得的是在一九六三年便抵制过伟大复辟行为,遭到过我的残酷打击!这话也并非完全捏造,一九六三年我是批评过他,虽然没有点名,总会有点压力。所以他在控诉我的罪行时总是义愤填膺,热泪盈眶:“那时候黑云压城城欲催,我势单力薄,孤军奋斗,只好暂时屈服在他的淫威下面,我盼啊,盼啊……”包坤年经常在店堂里看小说,词儿是不少的,也不空洞,他对我的情况十分熟悉,重磅炸弹都捏在他手里。那时候他老是跟着我转,我也他当作左右手,可算是无话不谈的。诸如我小时候曾经帮朱自治买过小吃,住了他家的房子不给钱等等。有些话是为了说明旧社会的不平,有些话纯属闲聊,并无目的。包坤年把这些事儿都串起来了,批道:

“这个死不改悔的走资派,从小便被资本家收买,眼看蒋家王朝的末日已到,便带着不可告人的目的混如我解放区。解放初期伪装积极向上爬,攫取了权力;一有机会摆弄全面复辟资本主义,为他的主子效力!”这些话虽然不合事实,却也很有逻辑性。我是在蒋家皇朝末日已到时到解放区去的,解放初期我是很努力,当了经理当然也有了权力,一有机会是改变过经营管理!任何事情只要先把它的性质肯定下来,怎么说都有理,而且是不需要什么学问的。“白马非马”,如果我首先肯定了你是只马,那就不管你是白的还是黑的,你怎么玄也休想滑得过去!要不然的话,世界上的黑白为什么会那样容易就被颠倒了呢?

也有人是处于一种好奇心理:“是呀,哪有房屋资本家是不收房钱的?不是一天两天啊,一住几十年,这里面到底是什么关系?”这些人并无恶意,只是想知道人与人之间的秘密关系。

包坤年可要抓住这些关系做文章了,立刻通过居民委员会去外调。

这个朱自治呀,没说头。他除掉好吃之外还有个致命的弱点——怕打。当包坤年把袖管一捋,桌子一拍,他就语无伦次,浑身发抖。

“说,你有没有收买过高小庭?”

“收……收买过的。”

“怎么收买的?”

“经常给他钱。?

“在什么地方给的?“

“在酒店里。“

“总共给了多少?”

“大……大约有几十万。”

“啊!这么多的钱你是怎么从银行里取出来的?”

“用,用不着取,是零钱,对对,是伪币。”

幸亏包坤年要比我的老祖母明白得多,如果他也只知道铜板和银圆的话,很可能要闹笑话。

“伪币?……伪币也是钱!快说,解放以后你们是怎么勾结的?”

“没有。解放以后他对我不大客气。”

“胡说,把他带走!”

“啊啊,我该死,我忘了,困难年他还给了我一车南瓜哩!”该死的朱自治呀,他忘了说三分之一,为了这个数字,还害得我多挨了几拳头!

这下子不得了啦,证据确凿,罪行累累!更不得了的还在后面呢,三转两绕把个孔碧霞也牵出来了。她的前夫解放前夕逃在香港,困难年还从香港给她寄过关头,秘密指令就藏在罐头里!她是潜伏特务,我和特务内外勾结,窃取国家机密……包坤年看的都是反特小说,看多了自己也会编。你看:天亮前的三点五十五分,朱自治穿着一尖美制的雨衣(那件破雨衣确实是每个货),歪戴着一顶鸭舌帽(没有戴),站在电灯柱下徘徊,连续不断地抽了五支香烟。准四点,高小庭拉着板车从巷子里出来,作用这么一看,轻轻地说了一声:“走……”故事的开头很有吸引力,因而十分畅销,到处请他去做批判发言。他没完没了地讲着,我弯成45度角站在那里,还要不时地回答问题:

“你有没有罪?”

“有罪,我有罪!”我确实承认自己有罪。当年包坤年听说杨中宝到孔碧霞家吃饭,便编造出杨中宝开地下饭店,而且还有个妖里妖气的女人收钱。我不但没有批评他,却从自己的需要出发,对他重用,加以鼓励。如果编造谎言能得到好处的话,那他为什么不编呢?好处越大,他就会编得更加离奇!

“回答,你是不是罪该万死!”

我拒不回答。我不想死,我要活。我有错误要纠正,还有那愿意为之牺牲的共产主义事业……

拳头又落到我的身上来了,打得并不重,却象刀尖刺在心头,我总觉得包坤年握着的刀柄,有一半儿是我作成的!

居民委员会也不能没有表示,可那批斗的事儿都给包坤年包了,他们捞不着,只好勒令我和朱自治、孔碧霞早晨到居委会的门口请罪。我和朱自治终于站到了一起!

挂着牌子站在居委会的门口请罪,那滋味比“押上台来!”更难受。押上台去向下一看,黑压压的一大片,也不知道有几个人是我认识的。站在居委会的门口就不同了,巷子里早晨进出的都是熟人。那拎着菜篮的老太是看着我长大的,那阿嫂结婚的时候曾经请我坐过席,那孩子嘛……前几天见了我还喊叔叔哩!我低着头不敢看人,人们也不忍看我。好端端的一个人,又不偷又不抢,怎么突然之间象个吊死鬼似的,一动不动地竖在那里!有人绕道走了,绕不掉的人摆弄匆匆奔过去,装着没看见。偏偏我又能从他们的脚步和鞋袜上看得出是谁。看得最准确的当然是我的妈妈了,她小时候缠过足,后来才放开,那双半大的脚围着儿子转过多少回啊,如今是那么沉重而零乱,歪斜而迟疑。

只有阿二满不在乎,他走到我身边便高声咳嗽,轻轻地说:“别着急,先熬着点。”

孔碧霞可熬不住呀,她是个爱打扮而又讲风度的人,如今剃了个阴阳头,挂着个女特务的牌子站在那里。特务而加女字,更容易引起人们的注目和非议,因为谁都不会想到女特务会做菜,总是想到女特务会搞一些乱七八糟的男女关系。再加上那个该死的朱自治,居然交代他曾经看到孔碧霞从外国罐头上剥下标纸,一直压在玻璃台板里,破四旧的时候才烧毁。使得包坤年的故事里又多了一个情节。这密码就在商标纸的背后!孔碧霞又羞、又恨、又急,站了不到半个小时便砰然一声倒地,满脸鲜血,不省人事。亏得居委会主任并不存心要和谁作对,摆弄叫人把她搀了回去。

我对朱自治更加反感了,请罪的时候都离他远低那,表示我和他并非同类。你朱自治好吃倒也罢了,在那样的情况下,好吃根本就算里边了一回事体。可你为什么那么怕打,为了一时的苟安,竟然不顾夫妻情义,提供那种不负责任的细节。由此我也得出结论,好吃成性的人都是懦弱的,他会采取一切手段,不顾任何是非,拼命地去保护、满足那只小得十分可怜而又十分难看的胃!

第二天一早,阿二带着二十多个搬运工人来了,一个个身强力壮,头上戴着柳条帽。队伍由一部大榻车开路,榻车上装着杠棒、绳索和铁钎。车子到了我们的面前时便往下一停,有人大喝一声:“是谁叫你们站在这里的?”

朱自治又吓了,慌忙回答:“是居委会主任。”

阿二把手一挥:“去几个人,把主任找来。”

五、六个人同时拥进大门,把主任拉到了大门口。

“是你叫他们站在这里的?”

“是的,请问你们是哪一派的?”居委会主任感到有些来者不善。

“我们是杠棒派,告诉你,这里不许站人,妨碍交通!”说着便有人到榻车上抽杠棒,拿铁钎。

居委会主任连忙摆手:“革命的同志们,这件事情可以商议,可以商议。”

阿二说:“这样吧,如果你觉得不好交代的话,那就叫他们到拐弯的弄堂里去扫地。”

居委会主任是个很有社会经验的人,他立刻明白了阿二的用意,也没有必要冒挨打的风险,便对我们挥挥手:“回去,各人回家去拿扫帚。”

阿二高兴地瞟了我一眼:“不许偷懒,扫得干净点!”

我听了暗自发笑,那拐弯的弄堂是条死弄堂,总共不到三十米,划不了几扫帚。

可是我却无法和朱自治分开,我扛着扫帚进弄堂,他也紧紧地钉在我后面,我扫他也扫,我歇他也歇,和要找机会向我表示谢意:“还是你的朋友好,够交情!”

我忍不住叫出来了:“我的朋友是不讲吃喝的!”

九 士别三日

九士别三日其实并不是别了三日;三三得九,整整九年我没有见到过朱自治,他大概还住在五十四号里,我与全家下放到农村去了九年。九年的时间不算太短了,所见所闻再加上亲身的经历夕足够我进十步思考吃饭的问题。在思考中度过了五十大寿。过生日的那一天,妈妈杀了一只老母鸡,开后门弄采一斤洋河大曲,闷闷地喝了几杯。三杯下肚之后突然惶恐起来,怎么搞的呐:什么事儿还没有干呐,却已经到了五十岁!解放初期我和五十多岁的老先生一起开会,上下台阶都得看着他点。在我的印象中,年过半百已经是老人了,在农民的生活中,五十岁的人如果有儿有女而且儿女都很孝顺的话,他是不挑重担的。“一事无成两鬓斑,常使英雄泪满衫!”我虽然不是英雄,却也流下了几滴眼泪。我在泪眼与醉意中胡思乱想:如果能让我重新工作的话,我第一要……第二要……简直象在做梦似的。梦也是一种预感吧夕它有时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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