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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面子，不敢临阵脱逃，下了课，这七个人背了书包就狂跑，一直跑一直跑，跑到那长满了遍地含羞草的池塘边去。也许女生去得太快了，池塘边男生的影子也没一个，当时，在台北市，含羞草很多的。我最喜欢去逗弄它们，一碰就羞得立即合上了叶子。等它合了好久好久，以为可以不羞了，我又去一触，刚刚打开的那片绿色，哗一下又闭起来了。

就蹲在池边跟草玩，眼睛不时抬起来向远处看，眼看夕阳西下，而夜间的补习都要开始了，男生们根本没有出现。离开池塘时，我们七个都没有讲太多话，觉得自尊心受了伤害，难堪极了。

也不敢去问人家为何失约，也不再装腔作势的去骂人了，只是伤心。那时候快毕业了，课业一日加重一日，我们的心情也被书本和老师压得快死了，也就不再想爱情的事情，专心念起书来。

总也感染到了离愁，班上有小朋友开始买了五颜六色的纪念册，在班上传来传去。或留几句话，或贴一张小照片，写上一些伤感与鼓励的话语，也算枯燥生活中心灵上一些小小的涟漪。

男生班里有一个好将——不是我中意的那个，居然将他一本浅蓝色的纪念册偷运进了我们七姊妹的书包里。我们想，生离死别就在眼前，总得留些话给别人，才叫义气，这个风险一定要冒一下的。于是，在家中大人都睡下的时候，我翻出了那本纪念册，想了一下就写——“沈飞同学：好男儿壮志凌云。陈平上。”写完我去睡觉了。纪念册小心藏进书包里，明日上学要传给另外的女生去写。

第二天早晨，妈妈脸色如常，我匆匆去学校了。等到深夜放学回家，才见父母神色凝重的在客厅坐着。妈妈柔声可是很认真的问：“妹妹，昨天，你写的那本纪念册是给男生的，别以为我们不知道。好男儿壮志凌云，是什么意思？”我羞耻得立即流下了眼泪。细声说：“我想，他长大了要去当空军。”“他当空军？你怎么会知道？交谈过了吗？”我拚命的摇头，哪里晓得他要做什么，只因为他名字上就一个“飞”字，我才请他去凌云的。

父母没有骂也没有打，可是我知道跟男生接触是他们不高兴的事。仍然拚命流泪。后来，父母说以后再也不许心里想这种事情，要好好用功等等，就放我上床去了。

眼看毕业典礼都快来了，男生那一群也想赴死一战，又传了话过来，说，填好“初中联考志愿单”的第二天是个星期日，学校只那一次不必补习，要约我们七个去台北市延平北路的“第一剧场”看一次电影。

我虽然已经被父母警告过了，可是还是不甘心，加上那时候铅笔盒底下一直放着拾块钱——足够用了。就想，反正又不跟男生去靠，更不拉手，看场电影了此心愿，回家即使被发现了受罚，也只有受下来算了。

那时候，坐公共汽车好像是三毛钱一张票，电影要六块。我们七个人都有那些钱。也不知，女生看电影，在当时的社会是可以由男生付帐的。

很紧张的去了，去了六个，王美娟好像没有参加，反正是六个人。也没有出过远门，坐公车不比走路上学，好紧张的。我们没有花衣服，一律穿制服——白衣黑裙。

延平北路那家“荣安银楼”老店旁的电线杆下，就聚着那群男生。我们怯怯的还没有走到他们面前，他们看见我们来了，马上朝“第一剧场”的方向走去。男生走，我们在好远的后面跟。等到窗口买票时，男生不好意思向售票小姐讲：后面来的女生最好给划同一排的票。他们买了票，看了我们几眼，就进去了。我们也买了票，进去坐下，才发现男生一排坐在单号左边，我们一排在双号右边好几排之后。

那场电影也不知道在演些什么。起码心里一直乱跳，不知散场以后，我们和男生之间的情节会有什么发展。

散场了，身上还有三块多钱。这回是女生走在前面，去圆环吃一碗仙草冰，男生没有吃，站得远远的，也在一根电线杆下等。后来，公车来了，同学都住一区的，坐同样的车回家，也是前后车厢分坐，没有讲话。

下车，我们又互看了一次，眼光交错的在一群人里找自己的对象。那一场拚了命去赴的约会，就在男生和男生喊再见，女生跟女生挥手的黄昏里，这么样过去了。



一生的爱

那时候，或说一直到现在，我仍是那种拿起笔来一张桌子只会画出三只脚，另外，一只无论如何不知要将它搁在哪里才好的人。如果画人物或鸟兽，也最好是画侧面的，而且命令他们一律面向左看。向右看就不会画了。

小学的时候，美术老师总是拿方形、圆锥形的石膏放在讲台上，叫我们画。一定要画得“像”，才能拿高分。我是画不像的那种学生，很自卑，也被认为没有艺术的天分。而艺术却是我内心极为渴慕的一种信仰，无论戏剧、音乐或舞蹈，其实都是爱的。

就因为美术课画什么就不像什么，使我的成绩，在这一门课上跟数学差不多。美术老师又凶又严肃，总是罚画得不好的同学给他去打扫房间。那一年，我是一个小学五年级的孩子，放学了，就算不做值日的那一排要整理教室，也是常常低着头，吃力的提着半桶水——给老师洗地去啦！因为画不像东西。

美术课是一种痛苦，就如“鸡兔同笼”那种算术题目一样。我老是在心里恨，恨为什么偏要把鸡和兔子放在一个笼子里叫人算他们的脚。如果分开来关，不是没有这种演算的麻烦了吗？而美术，又为什么偏要逼人画得一模一样才会不受罚？如果老师要求的就是这样，又为什么不用照相机去拍下来呢？当然，这只是我心里的怨恨，对于什么才是美，那位老师没有讲过，他只讲“术”。不能达到技术标准的小孩，就被讥笑为不懂美和术。我的小学美术老师是个不学无术的家伙，这，是现在才敢说给他的认识。

本来，我的想象力是十分丰富的，在美术课上次次被扼杀，才转向作文上去发展了——用文字和故事，写出一张一张画面来。这一项，在班上是拿手的，总也上壁报。

说起一生对于美术的爱，其实仍然萌芽在小学。那时候，每到九月中旬，便会有南部的军队北上来台北，等待十月十日必然的阅兵典礼。军人太多，一时没有地方住，便借用了小学的部分教室做为临时的居所。兵来，我们做小孩的最欢迎，因为平淡的生活里，突然有了不同的颜色加入，学校生活变得活泼而有生趣。下课时，老兵们会逗小孩子，讲枪林弹雨、血肉横飞又加鬼魅的故事给我们听。也偶尔会看见兵们在操场大树上绑一条哀鸣的土狗，用刺刀剥开狗的胸腔，拿手伸进去掏出内脏来的时候，那只狗还在狂叫。这惊心动魄的场面，我们做小孩的，又怕又爱看，而日子便很多采又复杂起来了。

每一年，学校驻兵的时候，那种气氛便如过年一样，十分激荡孩子的心。

在学校，我的体育也是好的，尤其是单杠，那时候，每天清晨便往学校跑，去抢有限的几根单杠。本事大到可以用双脚倒吊着大幅度的晃。蝙蝠睡觉似的倒挂到流出鼻血才很高兴的翻下来，然后用脚擦擦沙土地，将血迹涂掉。很有成就感的一种出血。

兵驻在学校的时候，我也去练单杠。

那天也是流鼻血了，安静的校园里，兵们在蹲着吃稀饭馒头。我擦鼻血，被一个偶尔经过的少校看见了；认识那一颗梅花的意义。那个军官见我脸上仍有残血，正用袖子在擦，就说：“小妹妹，你不要再倒挂了，跟我去房间，用毛巾擦一下脸吧！”我跟他去了，一蹦一跳的，跟进了他独立的小房间；大礼堂后面的一个房内。那时，驻的兵是睡教室里的，有些低年级的同学让出了教室，就分上下午班来校，不念全天了。官，是独占一小间的。

军官给我洗脸，我站着不动。也就在那一霎间，看见他的三夹板墙上，挂了一幅好比报纸那么大的一张素描画。画有光影，是一个如同天使般焕发着一种说不出有多么美的一张女孩子的脸——一个小女孩的脸。

我盯住那张画，吃了一惊，内心就如初见杀狗时所生出的那种激荡，澎湃出一片汪洋大海。杀活狗和一张静态画是如此不同的一回事，可是没有别样的形容可以取代了。

那是一场惊吓，比狗的哀鸣还要吓。是一声轻微低沉的西藏长号角由远处云端中飘过来，飘进了孩子的心。那一霎间，透过一张画，看见了什么叫做美的真谛。

完全忘记了在哪里，只是盯住那张画看，看了又看，看了又看，看到那张脸成了自己的脸。

那个军官见我双眼发直，人都僵了，以为是他本人吓住了我，很有些着急要受拖累，便说：“小妹妹，你的教室在哪里？快去上课吧！快出去罗！”我也是个敏感的孩子，听见他暗示我最好走开，便鞠了一个躬快步走了。

自从那日以后，每堂上课都巴望着下课的摇铃声，铃声一响，我便快速的冲出教室往操场对面的礼堂奔跑，礼堂后面的小间自然不敢进去，可是窗口是开的。隔着窗户，我痴望着那张画，望到心里生出了一种缠绵和情爱——对那张微微笑着的童颜。

也拉同学去偷看，大家都觉得好看，在窗外吱吱喳喳的挤着。看到后来，没有人再关心那幅画，只有我，一日跑上七八次的去与那位神秘的人脸约会。

也是一个下课的黄昏，又去了窗口。斜阳低低的照着已经幽暗的房间，光线蒙蒙的贴在那幅人脸上，孩子同样微笑着。光影不同，她的笑，和白天也不同。我恋着她，带着一种安静的心情，自自然然滴下了眼泪。

一次是看红楼梦，看到宝玉出家，雪地中遇见泊舟客地的父亲，大拜而别，那一次，落过泪。同一年，为了一个画中的小女孩，又落一次泪，那年，我十一岁半。

美术老师没有告诉我什么是美，因为他不会教孩子。只会凶孩子的人，本身不美，怪不得他。而一次军队的扎营，却开展了我许多生命的层面和见识，那本是教育的工作，却由一群军人无意中传授了给我。

十月十日过去了，军队要开回南部，也表示那张人脸从此是看不到了，军官会卷起她，带着回营。而我没有一丝想向他讨画的渴求，那幅最初对美的认知，已经深入我的心灵，谁也拿不去了。

十二岁多一点，我已是一个初中学生了，仍上美术课，画的是静物：蜡做的水果。对于蜡做的东西，本身便欠缺一份真正水果的那份水分饱透而出的光泽和生命，是假的色和不自然的光，于是心里又对它产生了抗拒。也曾努力告诉自己——把水果想成是真的，看了想上去咬一大口的那种红苹果；用念力将蜡化掉，画出心中的水果来。可惜眼高手低，终是不成，而对于做为艺术家的美梦，再一次幻灭。这份挫败感，便又转为文字，写出“秋天的落叶如同舞倦了的蝴蝶”这样的句子，在作文簿上，得了个满堂红彩加上老师评语——“有写作潜能，当好自为之”的鼓励来。

实在热爱的仍是画，只因不能表达内心的感受于万一，才被逼去写作文的。这件事，爱画的心事，使得我虽然没有再热心去上美术课，却注意起画册来了。

我的二堂哥懋良，当时是与我父母同住的，因为大伯父与大伯母去了一阵香港。堂哥念师大附中时我尚在小学，只记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