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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秋雨散文精选-第7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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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时他不得不评论了,除了每篇最后的“太史公曰”,也会在叙述半道上拍案指点,却又点到为止,继续说事。事有轻重远近,他如挥云霓,信手拈来又随手撇去,不作纠缠。
这样一来,他的笔下就出现了各种色调、各种风致、各种意绪、各种情境的大组合。明君、贤相、恶吏、谋士、义侠、刺客,各自牵带出鲜明的人生旋律,构成天道人心、仁政至德的丰富交响。这便是真正的“历史文化大散文”。
《史记》的这种散文格局如云似海,相比之下,连唐宋八大家也显得剪裁过度、意图过甚,未免小气了。
若问:以散文写史,是否符合历史科学?我的回答是:既然历史的本相是散文状态而不是论文状态,那么,越是以近似的形态去把握,便越合适。否则,就会像捕云驯海,谁都劳累。
又问:把《史记》作为散文范本,是否大小失度?我的回答是,写天可以取其一角,但必先感受满天气象;画地可以选其一隅,也必先四顾大地苍茫。历史散文的范本应该比寻常散文开阔得多,才能摆脱琐碎技巧而获得宏大神韵。
除了内容,散文的基元是语言。在这一点上,司马迁也称得上是千古一笔。
司马迁的文笔,是对他周围流行文字的艰苦挣脱。在他之前,文坛充斥着浓郁的辞赋之风。以枚乘、司马相如等人为代表,追求文学上的铺张和奢侈。到了司马迁时代,此风愈演愈烈。好像是要呼应汉武帝所开创的大国风范和富裕局面,连散文也都竞相追求工丽、整齐、空洞、恣肆,甚至还要引经据典,磨砺音节。虽然确也不乏文采,却总是华而不实、装腔作态。这种倾向发展到以后,就成了过度讲究藻饰、骈偶、声律、用典的六朝骈文,致使到唐代,韩愈、柳宗元他们还要发起一个运动来反对。
知道了司马迁的文字环境,就可以明白他文笔的干净、朴实、灵动,包含着多大的突破。他尤其像躲避瘟疫一般躲避着整齐的骈偶化句式,力求明白如话、参差错落的自然散句。他又要把这种散句熔炼得似俗而雅、生动活泼,实在是把握住了散文写作的基础诀窍。他还不让古代语文以佶屈聱牙的形态出现在自己的文章中,而必须改得平易流畅,适合当代人阅读。我们如果在他的书中看到某种整齐、对称、排比的句子,基本可以断定不是出于他自己的手笔。例如后世专家们看到某篇文章中有一段以四字为韵的句法,一致肯定为后人羼入。
说到这里,我实在无法掩盖积存已久的现代悲哀。我们的时代,离两汉六朝已那么遥远,不知何时突然掀起了一种不伦不类的当代骈文——一味追求空洞套话的整齐排列,文采当然远不及古代骈体,却也总是不怕重复地朗朗上口。有一次我被邀去参加一所大学的校庆,前来祝贺的官员居然有五位完全重复一个同样的开头:“金秋十月,桂子飘香,莘莘学子,欢聚一堂。”后来又有一位官员只把“金秋十月”改成“金风送爽”,后面十二个字还是一模一样。我想大笑又不能不掩口,因为四周的人都觉得这才像是好文章。
有一次我在传媒上启发年轻人写作少用成语、形容词、对偶句和排比句,回归质朴叙事。这是多么常识性的意见啊,据说却引起一片哗然,都说少了成语、形容词、对偶句和排比句,何来“文学性”?大家竟然都不知道,这种不像正常人说话的所谓“文学性”,其实是最为低俗的“伪文学形态”。中国人已经摆脱了两千年,到了唐代又狠狠地摆脱了一次,到了五四再彻底摆脱过一次。而且,每次被摆脱的文体都比现在流行的一套好得多了。
我想,大家还是应该更认真地读《史记》,除了认识历史学上的司马迁之外,还应该认识文学上的司马迁。
昨夜写作此文稍憩,从书架上取下聂石樵先生写的《司马迁论稿》翻阅,没想到第一眼就看到一段话,不禁会心而笑。他说:
我国古代散文成就最高的是汉代,汉代散文成就最高的是传记文学,传记文学成就最高的是《史记》。
这个观点,颇合我意。
就此,我真的可以用几句话结束这篇文章了:《史记》,不仅是中国历史的母本,也是中国文学的母本。看上去它只与文学中的诗有较大的差别,但鲁迅说了,与《离骚》相比,它只是“无韵”而已。
两千年前就把文史熔于一炉的这位伟人,其实也就是把真、善、美一起熔炼了,熔炼在那些不真、不善、不美的夜晚。
熔炉就是那盏小油灯。
难道,它真的熄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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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丛林边的那一家
行路,走到一个高爽之地,必然会驻足停步,深深地吸一口气,然后极目远望。这时候,只觉得天地特别开阔又特别亲近,自己也变得器宇轩昂。
前面还有一个高爽之地,远远看去云蒸霞蔚,很想快速抵达,但是,低头一看,中间隔着一片丛林。丛林间一定有大量丘壑、沼泽、烟瘴、虎啸、狼嚎吧?让人心生畏怯。然而,对于勇敢的行路者来说,这反而是最想深入的地方。不仅仅是为了穿越它而抵达另一个高爽之地,它本身就蕴藏着无限美丽。
我很想借着这种旅行感受,来说一说历史。
汉代和唐代显然都是历史的高爽之地。我们有时喜欢把中华文明说成是“汉唐文明”,实在是声势夺人。但是,不要忘了,在汉代和唐代这两个历史高爽地之间,也夹着一个历史的丛林地带,那就是三国两晋南北朝。
在这个历史的丛林地带,没有天高地阔的一致,没有俯瞰一切的开朗,处处都是混乱和争逐,时时都是逃奔和死亡。每一个角落都是一重权谋,每一个身影都是一串故事。然而,即便把这一切乱象加在一起,也并不令人沮丧。因为,乱象的缝隙间还有一些闪闪烁烁的图景。你看——
何处麻袍一闪,年长的华佗还在行医;夜间炉火点点,炼丹师葛洪分明已经成为一位杰出的原始化学家;中原飘来啸吟,这是“竹林七贤”在清谈和饮酒;南方也笑声隐隐,那是王羲之和朋友们在聚会,转眼间《兰亭序》墨色淋漓;大画家顾恺之的《女史箴图》刚刚画完,数学家祖冲之已经造出了指南车、编出了《大明历》、算出了圆周率,而地理学家郦道元的《水经注》则正好写了一半……
正是这一切,让我们喜欢上了那个乱世。
文化在乱世中会产生一种特殊的魅力。它不再纯净,而总是以黑暗为背景,以邪恶为邻居,以不安为表情。大多正邪相生、黑白相间,甚至像波德莱尔所说的,是“恶之花”。
再也没有比三国两晋南北朝的历史丛林地带,更能体现这种文化魅力的了。
说到这里,我们的目光已经瞟向云霭底下那个被人褒贬不一的权势门庭。
一个父亲,两个儿子,丛林边的那一家。
曹家。
先说那个父亲,曹操。
一个丛林中的强人,一度几乎要统一天下秩序,重建山河规范。为此他不得不使尽心计,用尽手段,来争夺丛林中的其他权势领地。他一次次失败,又一次次成功,终于战胜了所有对手,却没有能够战胜自己的寿数和天命,在取得最后成功前离开了人世。
如果他亲自取得了最后成功,开创了又一个比较长久的盛世,那么,以前的一切心计和手段都会被染上金色。但是,他没有这般幸运,他的儿子又没有这般能耐,因此只能永久地把自己的政治业绩沉埋在非议的泥沙之下。
人人都可以从不同的方面猜测他、议论他、丑化他。他的全部行为和成就都受到了质疑。无可争议的只有一项:他的诗。
想起他的诗,我产生了一种怪异的设想:如果三国对垒不是从军事上着眼,而是从文化上着眼,互相之间将如何一分高下?
首先出局的应该是东边的孙吴集团。骨干是一帮年轻军人,英姿勃勃:周瑜全面指挥赤壁之战击败曹军时,只有三十岁;陆逊全面指挥夷陵之役击败蜀军时,也只有三十岁。清代学者赵翼在《廿二史札记》中说,三国对垒,曹操张罗的是一种权术组合,刘备张罗的是一种性情组合,孙权张罗的是一种意气组合。沿用这种说法,当时孙权手下的年轻军人们确实是意气风发。这样的年轻军人,天天追求着火烟烈焰中的潇洒形象,完全不屑于吟诗作文。这种心态也左右着上层社会的整体气氛,因此,孙吴集团中没有出现过值得我们今天一谈的文化现象。
顺便提一句,当时的东吴地区,农桑经济倒是不错,航海事业也比较发达。但是,经济与军事一样,都不能直接通达文化。
对于西边刘备领导的巴蜀集团,本来也不能在文化上抱太大的希望。谁知,诸葛亮的两篇军事文件改变了这个局面。一篇是军事形势的宏观分析,叫《隆中对》;一篇是出征之前的政治嘱托,叫《出师表》。
《隆中对》的文学价值,在于对乱世的清晰梳理。清晰未必有文学价值,但是,大混乱中的大清晰却会产生一种逻辑快感。当这种逻辑快感转换成水银泻地般的气势和节奏,文学价值也就出现了。
相比之下,《出师表》的文学价值要高得多。这种价值,首先来自于文章背后全部人际关系的整体背景。诸葛亮从二十六岁开始就全力辅佐刘备了,写《出师表》的时候是四十六岁,正好整整二十年。这时刘备已死,留给诸葛亮的是一个难以收拾的残局和一个懦弱无能的儿子。刘备遗嘱中曾说,如果儿子实在不行,诸葛亮可以“自取”最高权位。诸葛亮没有这么做,而是继续领军征伐。这次出征前他觉得胜败未卜,因此要对刘备的儿子好好嘱咐一番。为了表明自己的话语权,还要把自己和刘备的感情关系说一说,一说,眼泪就出来了。
这个情景,就是一篇好文章的由来。文章开头,干脆利落地指出局势之危急——“先帝创业未半,而中道崩殂,今天下三分,益州疲敝,此诚危急存亡之秋也”;文章中间,由军政大局转向个人感情——“臣本布衣,躬耕于南阳,苟全性命于乱世,不求闻达于诸侯”;文章结尾,更是万马阵前老臣泪,足以让所有人动容——“今当远离,临表涕零,不知所言。”这么一篇文章,美学效能强烈,当然留得下来。
我一直认为,除开《三国演义》中的校旱形象,真实的诸葛亮之所以能够在中国历史上获得超常名声,多半是因为这篇《出师表》。历史上比他更具政治能量和军事成就的人物太多了,却都没有留下这样的文学印记,因此也都退出了人们的记忆。而一旦有了文学印记,那么,即便是一次失败的行动,也会使一代代拥有英雄情怀的后人感同身受。杜甫诗中所写的“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就是这个意思。当然,杜甫一写,《出师表》的文学地位也就更巩固了。
说过了诸葛亮,我们就要回到曹操身上了。
不管人们给《出师表》以多高的评价,不管人们因《出师表》而对诸葛亮产生多大的好感,我还是不能不说:在文学地位上,曹操不仅高于诸葛亮,而且高出太多太多。
同样是战阵中的作品,曹操的那几首诗,已经足可使他成为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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