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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存在着局限性。坦克的内燃机还没有真正发展到足以承载这个30吨重武器的程度，而且它很容易损毁，移动也非常缓慢。此外，虽然坦克的装甲十分厚重，但一发打击精准的炮弹就能使它失去行动能力。事实上，坦克需要与飞机和步兵等其他武器和兵种协同作战。因此，战场上的真正王者仍然是大炮，英军已经认识到了这一点，他们能够理解“徐进弹幕射击”的重要性。在9月中旬的时候，黑格将军一直没有想象出坦克和步兵能够协作的方法，同时由于担心坦克被德军击中，因此他没有使用坦克。这样，坦克首次亮相战场时并没有一鸣惊人。当时和以往一样，骑兵挤满了阵地的后方区域，等待着从未到来过的突破。不过在9月下旬，英军采用压倒性的炮击策略，攻占了德军的部分防线。像这样规模不大的一系列成功，导致黑格将军认为只要他坚持作战，就能取得伟大胜利。实际上除了从这个方面来看待英军的行动之外，英军的炮击已不再有重要意义。黑格将军确实是在坚持、坚持，结果在充满了泥浆和雨水的11月，索姆河战役逐渐平息下来。官方历史学家站在黑格将军这一边，他们为整个战事提出的辩护理由是这些战役打垮了德军的士气，历史学家甚至宣称索姆河战役消灭了60万德军，与此相比，英法联军才损失了40万人，从而颠覆了进攻性战役中双方损失的常规模式。C·S·弗雷斯特（C。S。　Forrester）曾写过一部名为《将军》（The　General）的小说，他在书中尝试理解那些高级军官是如何让这些战事成为可能的。他注意到，西线的将军们都在像拧螺丝一样集中一点进攻，每当遭遇抵抗，他们就力图进行更猛烈的攻击。如此紧迫的形势，让战役不得不这样打，但将军们在前线的这种学习过程却是漫长又充满了血腥。

在这个时期，只有一位高级将领较早地理解到了这一点，他就是俄军将领阿列克谢·阿列克谢耶维奇·布鲁西洛夫＇77＇，他在西南战线指挥俄军对抗奥军。另一战线的那些年老昏聩、神经兮兮的指挥官们基本上都放弃了希望，他们都认为德军不可战胜。5月下旬，意大利方面恳请俄军发动一次牵制性攻势，那些将军们摇头拒绝，理由是他们的部队没有他们认为必需的大量重型炮弹。当布鲁西洛夫将军毛遂自荐去发动进攻时，招致了更多的蔑视和否定。但他已经对整个事态进行了通盘考虑。

这次世界大战的一个问题是，各种战争方案之间彼此相斥。如果你试图突破，那就意味着要把庞大兵力和军需补给调到前线。因此，不会有任何突然袭击，开始阶段的大规模炮击也会确保这一切成为现实。但敌军方面也会调动手中的预备队。这样，所有的事物都将被夷为平地，纯粹的炮击优势也许确实能够形成突破。部队随后将以每小时两公里左右的速度步行推进——如果进行射击的话，要更慢——因为每个士兵都不得不携带他们生存所需要的物资，包括挖掘战壕的工具、水，等等。与此同时，敌军将会打造新防线，会通过火车或卡车（或像法国那样，通过公交车）把预备队调到前线。已经饥肠辘辘的马匹，疲倦地在泥浆中向前拖曳着大炮，劳累不堪的士兵在没有校准新目标的大炮支援下发起了又一次攻击。结果就是1915年9月法军在香槟地区以及后来英军在索姆河地区发起攻势所遭遇的情况。取胜的关键必须是打乱敌军的预备队，这意味着要在几个地方同时发起进攻，这样敌军的预备队就会不知道行进到哪里作战。这同时意味着还要近距离炮击，要在相对宽阔的战线发起进攻，这样当地的预备队也一样会不知所措（像凡尔登战役中所遭遇的纵射问题也会得到克服）。这是极为大胆的战略，需要训练有素的官兵。布鲁西洛夫的总部成员不为繁文缛节所累，命令简洁扼要，淋漓尽致地显现出了他们的素质。布鲁西洛夫将军的领导才能在重视士兵全力进行战事准备——建造庞大的地下掩体和在不引人注意的情况下校准大炮方面——得以体现。布鲁西洛夫将军指挥着4个集团军，每个集团军都将发起进攻。

在奥匈军队的防线一侧，一切都那么静谧。在防线的北部，指挥第四集团军的约瑟夫·斐迪南大公正和他的老朋友们在斯蒂尔河上泛舟享乐，谈论着“我们牢不可破的阵地”（一些地下掩体甚至安装了玻璃窗）。当布鲁西洛夫命令最北面的那支集团军于6月4日发动持续4小时的炮击时，奥军方面几乎完全惊呆了。天气干燥多风，奥军的阵地已经干透，他们很快崩溃，溃逃扬起的大片尘雾，遮挡住了进攻俄军的视线。奥军当地的预备队也消失了，被切断联系的部队往往都会轻易地弃战而逃。对于那些进行抵抗的坚固据点来说，布鲁西洛夫将军也制定出合理的战术，即完全忽视它们，督促他的士兵尽可能地前进去打乱甚至切断敌军的指挥系统。这天快要结束时，奥军第四集团军也已经接近崩溃，一封发往维也纳的电报说“全军尽殁，皆成俘虏”。在这种情况下，预备队本应到达前线来封锁敌军冲开的缺口。但在这一点上，布鲁西洛夫将军也找到了应对之策，因为他的其他几支集团军也发动了进攻。而远在南部的罗马尼亚边境地带，奥军还面临着另外一场危机。驻守当地的奥军第七集团军（由可敬的弗朗泽·巴尔丁将军指挥，动用的是匈牙利的部队，其忠诚无可怀疑）发现，他们在普鲁特河两岸的撤退导致了混乱。俄军西南方面军中间的两支集团军，虽没有像其他集团军那样采取突然的、大规模的行动，但也取得了可观的进展。防御者的预备队都去哪儿了呢？他们先是向第四集团军那里进军，随后上级撤回了这道命令，并要求他们回到原地。所有这一切要么是步行在热气腾腾、灰尘满天的公路上，要么是通过运行十分缓慢的列车完成的。结果，预备队要么是根本就没有投入战斗，要么是只有几支小分队参加了战斗。布鲁西洛夫将军率领俄军沿着防线推进了60英里，抓获了35万名俘虏。几乎不必感到惊讶的是，现在，奥军中的捷克和鲁塞尼亚军人的士气确实出了问题，这需要冷酷的普鲁士军士以其坚定的风格来帮助他们克服这道障碍。德军随后要求将奥匈帝国的军队并入德军，这是奥军能够生存下来的代价。兴登堡和鲁登道夫在不久之后就成了奥军真正的指挥官。军队混编有时会降低战斗水平，也使曾经独自拥有一支军队的奥匈帝国很难退出战争。

但是，不管怎么说，布鲁西洛夫将军还是忘记了他那获胜方案中的最后一个要素——要知道何时止步。整个俄罗斯都因他的胜利而沉醉于狂热之中，协约国中的盟友也都期待着出现良好局面。这样，在炎热的夏季，他的部队被迫向前推进，士兵们都筋疲力尽，还都面临着常见的军需补给问题，尤其是缺水，因为小河都已干涸。与此同时，奥军从意大利战线，德军从东线的北边甚至从受到威胁的西线抽调兵力赶过来，并在靠近科韦利和弗拉基米尔沃伦斯基的铁道卸载点附近筑造起一条新防线。俄军的骑兵和往常一样，表现得毫无战斗力。为战马提供饲料使得补给问题变得更加糟糕。俄军的进攻效力在减弱，而它的大部分预备队又都布置在德军控制的那部分防线附近。受到布鲁西洛夫将军获胜鼓舞的俄国将军们，于7月初在林木茂密的巴拉诺维奇地区——在1914年，这里曾是俄军最高指挥部所在地——又发起攻击。但这次进攻大体上和过去的其他进攻一样，即在一阵低效但有破坏性的炮击之后，步兵正面猛攻，将军们接着就会理所当然地把这种毫无成效的进攻作为不采取更多行动的借口。

在7月初的攻势之后，俄军的预备队被派往防线的南部来支援布鲁西洛夫将军。这批预备队的主要特点在于它是一支全新的“特殊部队”，大体上由沙皇近卫军的两个步兵军和一骑兵军组成。从旧军队的标准来说，这些新兵们都非常优秀，但他们没有在现代战争中得到过锻炼，所接受的战术也只适合上一代人的战争。他们的指挥官别佐布拉佐夫将军是沙皇的老朋友，年纪很大，与各军的指挥官倒是相配。从7月中旬开始，这支近卫军对科韦利市周围的沼泽地带进行每两周一次的猛攻，期望在这里的进攻能够从侧面切断德军的铁路。参与战斗的德国将军冯·德·马尔维茨指出，这里的战斗结果与西线的情况相似，俄军的尸体已堆积如山。别佐布拉佐夫将军请求休战来清理死尸，但遭到拒绝——成堆的官兵尸体可能是对未来会发起进攻的最大震慑力量。在8月里，俄军的攻势归于沉寂！

不过，俄军确实把罗马尼亚带入了战争。罗马尼亚的领导人清楚塞尔维亚的命运，一直对德奥的干涉提心吊胆。但协约国强力施压，同时把匈牙利的部分领土作为它参战的丰厚回报，并承诺从巴尔干半岛南部——自1915年以来，协约国在萨洛尼卡获得一个军事基地，部分由残余的塞尔维亚军队镇守——发起一次进攻。柏林和维也纳也出现了恐慌——法金汉被解职并被派到新防线指挥第九集团军。但罗马尼亚人几乎没有任何实战经验，尽管他们的士兵身强体壮，但他们的军官却对战争知之甚少。而且，他们的作风令观察家们惊呼不已（在罗军的前几条命令中竟有一条规定下级军官不许使用眼影膏）。这样，罗军犹犹豫豫、步履迟缓地跨过喀尔巴阡山脉隘口，进入特兰西瓦尼亚地区，随后就引发了军需供给的混乱。

由于布鲁西洛夫攻势失去了冲击力（已造成俄军百万人的伤亡），同盟国得以勉强地将军队拼凑在一起，其技能熟练的山地部队进入了喀尔巴阡山脉隘口。与此同时，在萨洛尼卡的协约国部队不只是要面对补给问题，而且有反复暴发的疟疾，城市本身还遭遇了一场大火。因此，一支由德国人、保加利亚人和土耳其人混编而成的部队得以自由地跨过保加利亚的多瑙河边界，从北面发起进攻。罗军在应该优先守卫哪条防线方面犹豫不决，先是选择了其中一条，而后又选择了另外一条，结果两条防线都告失守。到11月初，同盟国的军队越过了特兰西瓦尼亚地区阿尔卑斯山脉的隘口，同时也跨过了多瑙河。罗马尼亚军队面临着拦腰切断的危险，于11月7日撤出首都布加勒斯特，在吵吵闹闹的俄军保护下，借着燃烧油井造成的没完没了的烟雾，退往在摩尔达维亚山区建立的新防线。

1916年，19世纪的欧洲时代结束了。奥匈帝国的皇帝弗朗茨·约瑟夫于11月21日驾崩，这是一个时代落幕的最合适的象征。弗朗茨·约瑟夫生于1830年，正值铁路和议会自由主义（parliamentary　liberalism）初现的时代。他成了奥匈帝国各民族的老爷爷，能够说帝国境内所有民族的语言。现在，1916年，民族主义在横扫挡在它面前的一切。在一些媒体的煽动下，广大民众史无前例地卷入其中。现在要求国家承担的任务已远远超过1913年，而国家要么印刷纸币，要么把直接把租金提高到闻所未闻的水平来支付完成任务所需的一切费用。在1916年年底，伦敦出现了旧世界终结的另外一个标志——在投票表决是否可以没收在尼日利亚的敌人财产问题上，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