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敬爱的柯干事：
不，我还是叫你叔叔吧。允许我这样叫吗？
生活真像迷人的童话似的，善良的人总会战胜那骨瘦如柴的吝啬鬼，战胜那吃人的黑暗势力，最后成为胜利者！
叔叔，我没有死。胜利者是死不了的。想起来也真有意思，过去在野菊花开的日子里，咱们经历了多少不幸和危险啊！辛酸、折磨、反抗、斗争一直到苦恼，一切都这样平凡地过来了，一切都带给人们一种自豪的快感。
你还记得吧？因为报仇雪恨，我曾一度苦恼过，想起来还有点羞涩。可是我还清楚地记得你说的“根子不除掉，仇永远也报不清，为了幸福的明天就要斗争下去，不过这斗争不是限制在一个小圈子里”。
那时我还理解不清。今天充满了青春力量的人们和天安门上闪烁的耀眼光芒，告诉了我今天的斗争比昨天还要艰苦。工作、学习、国防哪一样不是斗争呢？哪一样不是为了和平的人们不再遭到不幸呢？也许是我经历了昨天，确实知道这幸福美好的果实来得不易啊！
那天，我知道我跌下了崖壁。树枝和草使我没有粉身碎骨，一阵难耐的痛楚后失去了知觉。以后不知过了多久，我渐渐清醒过来，已是第二天的夜里了。周围漆黑一片，什么也分辨不清，好像在山洞里但又没有那股阴森气。我想，是在做梦吧！眨了眨眼睛又分明不是在梦中。究竟在什么地方呢？脑子不好使，以前的事忘得干干净净，于是集中精力躺在那思索，想了很久，才记起我是被打下崖坎的。心里又急起来，不知战斗到了什么程度，而我现在是在家呢，还是落在敌人手中了？如果真要是落在敌人手里，我绝不屈服，自杀——不！我拼死也要换个本钱，或者趁现在就逃跑。这一切不能使我安静地躺在那儿，我猛然起身，可是手脚不听使用了，而且痛得难忍。
过了一阵，黑洞里透进一星火亮，一个蓬头的人影随着灯光一闪一闪地向我这里移动，心情当时就紧张起来了。我咬着牙，眼睛紧盯着那火亮和人影。慢慢地那灯光离近了，我才看清楚，是一位白发婆婆，端着一盏豆大的油灯蹒跚地进来。你猜是谁？你还记得我讲的那位麻家二伯娘吗？你会记得的，就是她老人家。就是她，在漆黑的深夜里，把我救到她的家——密林深处的一个草棚。
亲人相遇，过去的苦衷都想起来了，我哭了。二伯娘坐在我身旁，给我擦着眼泪。在灯光下，我才看到胳膊、腿都缠满了破布条，浑身没有一块好地方，左肩被子弹打穿了。我请求二伯娘送我回部队。你知道我该有多么想念你啊！我急着要看到所有的同志。我在想：当我死里逃生回到部队后，同志们见到我该有多亲热。
但是事与愿违，在周围布满了土匪，匪徒们白天晚间按家搜查，处处都有匪哨。一个负了重伤手无寸铁的人想要冲出这匪穴，真是比登天还难。二伯娘叫我放宽心，她说：“有伯娘在，就有昌儿在，早晚一定把你送回队伍。”她整天陪我形影不离，一勺一勺喂我米汤，像待亲儿子似的伺候我。
可是，那像小孩嘴一般的伤口是不留情面的——化脓了。有时痛得我晕过去，仿佛回到部队看见了你，看见了所有的同志，人们和我开着玩笑，拥抱着我，问长问短；有时我们又回到了所里，在那里，在桐油灯下，我向你叙述着这次遇险的趣闻；有时我参加了你审讯犯人，那罪犯好像是吴显贵又像龙云楚……不知为什么我喊了出来。二伯娘把我叫醒，说我是在做梦。
二伯娘费尽了苦心，不知在什么地方弄来一点草药，但是，山里的草药没有经过调制是不太管用的。想要用盐水洗洗，可是匪区的盐比金子还贵，穷人家又从哪里得来盐呢！就这样，我咬着牙在又潮又黑的草棚里与死神做斗争。因为我相信总有一天部队会到达的，土匪会被消灭的，同时我也不能这样死去。
说实在的，我不愿死，家乡还没有建设，祖国还需要我，对未来的大规模建设还没有尽到一臂之力；土匪、恶霸、特务以及一切反革命还没有彻底摧毁；像围城失去了母亲的孩子，像二伯娘这样的人还有很多很多。
又不知过了多少天，愿望实现了，我们的部队来了，匪徒全部被消灭了，同志们把我送到医院。因为伤口化脓生蛆，肺叶又受了重伤，没几天就转到中南野战医院去了。临走时，我在医院曾打听过你的消息，但是得到的回答，除了不知道，就是说你调走了。
以后我的伤渐渐好了，左脚已残废，党又把我送到荣军学校学习。拿惯了枪杆、锄头，冷不丁换上笔杆，处处都觉得别扭。那又细又滑的钢笔放在我手里，就好像比铁锄还要沉。屁股坐得生痛，长满了坐疮，脑袋一天晕晕沉沉的，一闭眼睛，那阿拉伯字，那主题思想就灌满了脑子。为这，在背地里哭了好几场，总觉得没有从前来得痛快。后来，党教育了我，同志们帮助了我，又使我这个想在文化战线临阵脱逃的人冲上去了，就像在那天早晨的战斗一样撕杀起来。
当我们国家的第一个五年计划的第二年，我在荣军学校中学毕业了。也就在这一年，我光荣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党为了开发少数民族地区的经济、文化建设，为了培养本民族的科学技术干部，我又带着祖国的命令，迎着向社会主义进军的朝霞，走上了更新的战斗岗位——中央民族学院。在这里，汇集着来自全国各个民族的兄弟姐妹。尽管各自有不同的风俗习惯、宗教信仰、民族语言，然而人们却都有一个共同的信念——为了美好幸福的明天，顽强地与学习的敌人做斗争，攻克科学的堡垒，把祖国建设得更美丽，更富强。
学校行政方面派人去吉首出差，帮助咱们自治州建设农学院。我曾托他们打听你的消息，他们回来告诉我，确有一个柯山同志，但你下乡去了，没有见到你。你知道我听了这个消息，该有多么高兴啊，那天晚上兴奋得失眠了。
叔叔，你没有忘记吧，七年前我们在汽车上，在所里的晚上，在柑子坪的大路上，在围城的小溪旁，我和你说的话，虽然那时还有点孩子气，那些话现在看来还很幼稚，但是，那美丽的幻想毕竟实现了。听说麻栗场至围城的公路已通车。你，我亲爱的叔叔，比我先参加了我们苗家的建设。而我，不久也将回去开发故乡的农林水利。让那柑子坪变成一座百花园——遍地果园的集体庄园！让那纵横的荒山变成麦地和水田，让那饱受了践踏的土地长出更多的庄稼！
寒假我可能回去，那时和家人——你、二伯娘以及所有的同志团聚，相信将会给我们带来莫大的愉快！
向你致亲爱的致礼
你的侄儿吴金生（石金生）匆草。
我匆忙看完这封信，又从头仔细地看了两遍，嘴都闭不上了，心里好像开了花，不知怎么才好。我对小尧说：“小尧，你算猜对了，我的故事没有讲完！”
我连忙把信念给他们听，大家都愉快起来。
筠嫣然一笑说：“看你，喝酒喝得脸都红了。”
“不！不是的，这不是酒的作用，这是春天给我的红润。”我回答。
“你疯拉，今天是中秋节，9月了，哪儿来的春天。”她瞟了我一眼说。
我深深地吸了一口夜的寒气，说：“是春天！在我们祖国的土地上，到处都是春天，月月都是春天，这是9月里的春天。”
月亮像银盒似的悬在当空，花瓶里的野菊花挂着水珠，闪着碧晶的光亮，显得格外秀丽而有生气。市镇中心，密密麻麻的灯火和那红蓝宝石色的霓虹灯，沉浸在月色之下，有意地向人们眨着眼睛。
整个城市、山野都浸在和平的月色中了，这夜是多么得静啊！
这便是《野菊》的结局，字里行间透出作者对建设一个新中国的美好憧憬，亦极具上个世纪50年代的时代特色，同时不失当代知识青年的浪漫主义格调，比如结尾处的“不！不是的，这不是酒的作用，这是春天给我的红润”，再比如开篇处的“饭菜都在烤炉里。吻你。筠”。因此，我更相信小石的“复活”，是作者在那个年代下的颇具时代特色的浪漫主义选择。
相比之下，《湘西1949》为了突破篇幅的限制，将小石的“使命”予以了延长，设计出蒋特吴刚从柯干事手中逃脱的情节，继而小石在“松林阻击”中并未落崖，而是一直追缉到古丈，然后是“辰溪保粮”“凤凰夺粮”。这不过是出于创作技巧上的考虑。不同的是，在尊重前辈倪进的创作思路的基础上，虽然依然保留了“小石落崖”的情节，但是他面对的不再是一名匪兵，而是第一反面主角——吴刚，落崖是为了保护第一正面主角——柯山。这并不是无意间落入所谓的“经典俗套”之中，而是出于古今中外读者对这类作品的英雄主义的永恒诉求，同时，也是在为知识青年柯山转变成为一名坚定的革命者做铺垫。
我虽然没有选择让小石“复活”，但也没有让落崖与牺牲必然地联系在一起——其尸骸并没有被找到。这是出于双重考虑，即对《野菊》创作思路的尊重，以及对具有当今时代特色的留有创作想象空间的考量——也许小石被悬崖上的树枝挂住而未被发现，又或像《野菊》中描写的那样，有过“究竟在什么地方呢？脑子不好使，以前的事忘得干干净净”的失忆，然后辗转归队；也许小石被总攻之前迂回到悬崖下的匪兵劫持，再从《野菊》中描写的“如果真要是落在敌人手里，我绝不屈服，自杀——不！我拼死也要换个本钱，或者趁现在就逃跑”中，引申出新的经历。也许读者朋友们会有更加精彩的想象选择，继而和我一样，与历史有一次超越时空的握手。
我顽固地相信，文字中总会体现出作者的感情色彩，总会富含时代的密码。当时隔20年、30年乃至50年，在重读这些原始文字时，就会有更深的感悟。特别是在已经习惯了A4纸上那生硬的打印字后，在翻阅当年的底稿时，那繁复的勾划修改，那时疾时舒的手写字，甚至那泛黄卷边的稿纸，那已经褪色的字迹……都在强烈地辐射着那个时代的DNA信息。
我还顽固地认为，《湘西1949》不仅仅是一次文学意义上的超越时空的联手创作，更是一次充满敬意的超越时空的历史性握手。
忘记历史，意味着背叛。
在此，谨向为新中国的建立流血牺牲的先辈们，致以崇高的敬意！
朱新开
2
父亲的手稿定格在——1956年，到2009年正式出版，已过半个世纪。
53年，在历史的长河之中只是弹指一挥间，但对于《湘西1949》来说，这53年，却涵盖着太多的不容易。在此，我首先代表母亲刘喆和兄弟姐妹，向出版方“北京新华先锋”以及给予此书帮助的人们致以衷心的感谢，特别是向作者之一的朱新开先生表示感谢，是你们的努力完成了我们全家的心愿，并呈现给读者一本跨越时空的联手之作。
父亲是在2001年过世的，他生前没有过多提起这本还叫《野菊》的手稿，作为子女甚至一直没有见过，因为搬家整理遗物时才得以重见天日，这也为日后进一步修改留下太多遗憾，很多情节无从考证，我只能在星星点点的记忆中寻觅。在父亲生前，我几乎没有直接听他讲起过在湘西剿匪的经历，这应该是那已经沁入骨子里的保密纪律使然。后来，朱新开为本书采访我母亲时，一开始也遇到了这样的难题。1978年父亲平反后，家里经常有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