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湘西1949-第6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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敬爱的柯干事:
不,我还是叫你叔叔吧。允许我这样叫吗?
生活真像迷人的童话似的,善良的人总会战胜那骨瘦如柴的吝啬鬼,战胜那吃人的黑暗势力,最后成为胜利者!
叔叔,我没有死。胜利者是死不了的。想起来也真有意思,过去在野菊花开的日子里,咱们经历了多少不幸和危险啊!辛酸、折磨、反抗、斗争一直到苦恼,一切都这样平凡地过来了,一切都带给人们一种自豪的快感。
你还记得吧?因为报仇雪恨,我曾一度苦恼过,想起来还有点羞涩。可是我还清楚地记得你说的“根子不除掉,仇永远也报不清,为了幸福的明天就要斗争下去,不过这斗争不是限制在一个小圈子里”。
那时我还理解不清。今天充满了青春力量的人们和天安门上闪烁的耀眼光芒,告诉了我今天的斗争比昨天还要艰苦。工作、学习、国防哪一样不是斗争呢?哪一样不是为了和平的人们不再遭到不幸呢?也许是我经历了昨天,确实知道这幸福美好的果实来得不易啊!
那天,我知道我跌下了崖壁。树枝和草使我没有粉身碎骨,一阵难耐的痛楚后失去了知觉。以后不知过了多久,我渐渐清醒过来,已是第二天的夜里了。周围漆黑一片,什么也分辨不清,好像在山洞里但又没有那股阴森气。我想,是在做梦吧!眨了眨眼睛又分明不是在梦中。究竟在什么地方呢?脑子不好使,以前的事忘得干干净净,于是集中精力躺在那思索,想了很久,才记起我是被打下崖坎的。心里又急起来,不知战斗到了什么程度,而我现在是在家呢,还是落在敌人手中了?如果真要是落在敌人手里,我绝不屈服,自杀——不!我拼死也要换个本钱,或者趁现在就逃跑。这一切不能使我安静地躺在那儿,我猛然起身,可是手脚不听使用了,而且痛得难忍。
过了一阵,黑洞里透进一星火亮,一个蓬头的人影随着灯光一闪一闪地向我这里移动,心情当时就紧张起来了。我咬着牙,眼睛紧盯着那火亮和人影。慢慢地那灯光离近了,我才看清楚,是一位白发婆婆,端着一盏豆大的油灯蹒跚地进来。你猜是谁?你还记得我讲的那位麻家二伯娘吗?你会记得的,就是她老人家。就是她,在漆黑的深夜里,把我救到她的家——密林深处的一个草棚。
亲人相遇,过去的苦衷都想起来了,我哭了。二伯娘坐在我身旁,给我擦着眼泪。在灯光下,我才看到胳膊、腿都缠满了破布条,浑身没有一块好地方,左肩被子弹打穿了。我请求二伯娘送我回部队。你知道我该有多么想念你啊!我急着要看到所有的同志。我在想:当我死里逃生回到部队后,同志们见到我该有多亲热。
但是事与愿违,在周围布满了土匪,匪徒们白天晚间按家搜查,处处都有匪哨。一个负了重伤手无寸铁的人想要冲出这匪穴,真是比登天还难。二伯娘叫我放宽心,她说:“有伯娘在,就有昌儿在,早晚一定把你送回队伍。”她整天陪我形影不离,一勺一勺喂我米汤,像待亲儿子似的伺候我。
可是,那像小孩嘴一般的伤口是不留情面的——化脓了。有时痛得我晕过去,仿佛回到部队看见了你,看见了所有的同志,人们和我开着玩笑,拥抱着我,问长问短;有时我们又回到了所里,在那里,在桐油灯下,我向你叙述着这次遇险的趣闻;有时我参加了你审讯犯人,那罪犯好像是吴显贵又像龙云楚……不知为什么我喊了出来。二伯娘把我叫醒,说我是在做梦。
二伯娘费尽了苦心,不知在什么地方弄来一点草药,但是,山里的草药没有经过调制是不太管用的。想要用盐水洗洗,可是匪区的盐比金子还贵,穷人家又从哪里得来盐呢!就这样,我咬着牙在又潮又黑的草棚里与死神做斗争。因为我相信总有一天部队会到达的,土匪会被消灭的,同时我也不能这样死去。
说实在的,我不愿死,家乡还没有建设,祖国还需要我,对未来的大规模建设还没有尽到一臂之力;土匪、恶霸、特务以及一切反革命还没有彻底摧毁;像围城失去了母亲的孩子,像二伯娘这样的人还有很多很多。
又不知过了多少天,愿望实现了,我们的部队来了,匪徒全部被消灭了,同志们把我送到医院。因为伤口化脓生蛆,肺叶又受了重伤,没几天就转到中南野战医院去了。临走时,我在医院曾打听过你的消息,但是得到的回答,除了不知道,就是说你调走了。
以后我的伤渐渐好了,左脚已残废,党又把我送到荣军学校学习。拿惯了枪杆、锄头,冷不丁换上笔杆,处处都觉得别扭。那又细又滑的钢笔放在我手里,就好像比铁锄还要沉。屁股坐得生痛,长满了坐疮,脑袋一天晕晕沉沉的,一闭眼睛,那阿拉伯字,那主题思想就灌满了脑子。为这,在背地里哭了好几场,总觉得没有从前来得痛快。后来,党教育了我,同志们帮助了我,又使我这个想在文化战线临阵脱逃的人冲上去了,就像在那天早晨的战斗一样撕杀起来。
当我们国家的第一个五年计划的第二年,我在荣军学校中学毕业了。也就在这一年,我光荣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党为了开发少数民族地区的经济、文化建设,为了培养本民族的科学技术干部,我又带着祖国的命令,迎着向社会主义进军的朝霞,走上了更新的战斗岗位——中央民族学院。在这里,汇集着来自全国各个民族的兄弟姐妹。尽管各自有不同的风俗习惯、宗教信仰、民族语言,然而人们却都有一个共同的信念——为了美好幸福的明天,顽强地与学习的敌人做斗争,攻克科学的堡垒,把祖国建设得更美丽,更富强。
学校行政方面派人去吉首出差,帮助咱们自治州建设农学院。我曾托他们打听你的消息,他们回来告诉我,确有一个柯山同志,但你下乡去了,没有见到你。你知道我听了这个消息,该有多么高兴啊,那天晚上兴奋得失眠了。
叔叔,你没有忘记吧,七年前我们在汽车上,在所里的晚上,在柑子坪的大路上,在围城的小溪旁,我和你说的话,虽然那时还有点孩子气,那些话现在看来还很幼稚,但是,那美丽的幻想毕竟实现了。听说麻栗场至围城的公路已通车。你,我亲爱的叔叔,比我先参加了我们苗家的建设。而我,不久也将回去开发故乡的农林水利。让那柑子坪变成一座百花园——遍地果园的集体庄园!让那纵横的荒山变成麦地和水田,让那饱受了践踏的土地长出更多的庄稼!
寒假我可能回去,那时和家人——你、二伯娘以及所有的同志团聚,相信将会给我们带来莫大的愉快!
向你致亲爱的致礼
你的侄儿吴金生(石金生)匆草。
我匆忙看完这封信,又从头仔细地看了两遍,嘴都闭不上了,心里好像开了花,不知怎么才好。我对小尧说:“小尧,你算猜对了,我的故事没有讲完!”
我连忙把信念给他们听,大家都愉快起来。
筠嫣然一笑说:“看你,喝酒喝得脸都红了。”
“不!不是的,这不是酒的作用,这是春天给我的红润。”我回答。
“你疯拉,今天是中秋节,9月了,哪儿来的春天。”她瞟了我一眼说。
我深深地吸了一口夜的寒气,说:“是春天!在我们祖国的土地上,到处都是春天,月月都是春天,这是9月里的春天。”
月亮像银盒似的悬在当空,花瓶里的野菊花挂着水珠,闪着碧晶的光亮,显得格外秀丽而有生气。市镇中心,密密麻麻的灯火和那红蓝宝石色的霓虹灯,沉浸在月色之下,有意地向人们眨着眼睛。
整个城市、山野都浸在和平的月色中了,这夜是多么得静啊!
这便是《野菊》的结局,字里行间透出作者对建设一个新中国的美好憧憬,亦极具上个世纪50年代的时代特色,同时不失当代知识青年的浪漫主义格调,比如结尾处的“不!不是的,这不是酒的作用,这是春天给我的红润”,再比如开篇处的“饭菜都在烤炉里。吻你。筠”。因此,我更相信小石的“复活”,是作者在那个年代下的颇具时代特色的浪漫主义选择。
相比之下,《湘西1949》为了突破篇幅的限制,将小石的“使命”予以了延长,设计出蒋特吴刚从柯干事手中逃脱的情节,继而小石在“松林阻击”中并未落崖,而是一直追缉到古丈,然后是“辰溪保粮”“凤凰夺粮”。这不过是出于创作技巧上的考虑。不同的是,在尊重前辈倪进的创作思路的基础上,虽然依然保留了“小石落崖”的情节,但是他面对的不再是一名匪兵,而是第一反面主角——吴刚,落崖是为了保护第一正面主角——柯山。这并不是无意间落入所谓的“经典俗套”之中,而是出于古今中外读者对这类作品的英雄主义的永恒诉求,同时,也是在为知识青年柯山转变成为一名坚定的革命者做铺垫。
我虽然没有选择让小石“复活”,但也没有让落崖与牺牲必然地联系在一起——其尸骸并没有被找到。这是出于双重考虑,即对《野菊》创作思路的尊重,以及对具有当今时代特色的留有创作想象空间的考量——也许小石被悬崖上的树枝挂住而未被发现,又或像《野菊》中描写的那样,有过“究竟在什么地方呢?脑子不好使,以前的事忘得干干净净”的失忆,然后辗转归队;也许小石被总攻之前迂回到悬崖下的匪兵劫持,再从《野菊》中描写的“如果真要是落在敌人手里,我绝不屈服,自杀——不!我拼死也要换个本钱,或者趁现在就逃跑”中,引申出新的经历。也许读者朋友们会有更加精彩的想象选择,继而和我一样,与历史有一次超越时空的握手。
我顽固地相信,文字中总会体现出作者的感情色彩,总会富含时代的密码。当时隔20年、30年乃至50年,在重读这些原始文字时,就会有更深的感悟。特别是在已经习惯了A4纸上那生硬的打印字后,在翻阅当年的底稿时,那繁复的勾划修改,那时疾时舒的手写字,甚至那泛黄卷边的稿纸,那已经褪色的字迹……都在强烈地辐射着那个时代的DNA信息。
我还顽固地认为,《湘西1949》不仅仅是一次文学意义上的超越时空的联手创作,更是一次充满敬意的超越时空的历史性握手。
忘记历史,意味着背叛。
在此,谨向为新中国的建立流血牺牲的先辈们,致以崇高的敬意!
朱新开
2
父亲的手稿定格在——1956年,到2009年正式出版,已过半个世纪。
53年,在历史的长河之中只是弹指一挥间,但对于《湘西1949》来说,这53年,却涵盖着太多的不容易。在此,我首先代表母亲刘喆和兄弟姐妹,向出版方“北京新华先锋”以及给予此书帮助的人们致以衷心的感谢,特别是向作者之一的朱新开先生表示感谢,是你们的努力完成了我们全家的心愿,并呈现给读者一本跨越时空的联手之作。
父亲是在2001年过世的,他生前没有过多提起这本还叫《野菊》的手稿,作为子女甚至一直没有见过,因为搬家整理遗物时才得以重见天日,这也为日后进一步修改留下太多遗憾,很多情节无从考证,我只能在星星点点的记忆中寻觅。在父亲生前,我几乎没有直接听他讲起过在湘西剿匪的经历,这应该是那已经沁入骨子里的保密纪律使然。后来,朱新开为本书采访我母亲时,一开始也遇到了这样的难题。1978年父亲平反后,家里经常有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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