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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武北洋-第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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豹房巷即如今的报房胡同，应该是法华寺正门所在的那条小街。不知是早年民间在此发现过野豹，还是皇家当年在这一带养过这种敏捷的“大猫”？
该庙是太监业最为发达的明代时，一位叫刘通的出宫太监舍弃自家住宅而建的寺庙。不知这位刘公公是什么“鸟儿”，是毕生含辛茹苦、省吃俭用积了点钱，全部用来修缮的大善人呢？还是本来就是坏蛋，不过是用横财敷衍老天爷一把而已？从明正统年间算起，此庙已有五百五六十年的历史了。“国朝二百余年间中间迭有废兴……”已经漫漶了的刻字隐约透露出其身世的磨难。
法华寺最富神秘色彩的，当然不是它当年是如何如碑文所称的“规模宏敞”和“焕然增丽”，而是光绪二十四年八月初三（1898年9月18日）深夜的那次引人遐想的密晤。清代时，前来京城汇报工作的各地官员们没有宾馆或内部招待所可居，要么在京城有自己的住宅，要么就得借寺庙栖身，尤其是离皇宫近些的禅林，更成为住客率较高的宾舍。这王府井一带，距紫禁城东大门东华门很近，所以此地的寺庙也就成了不少大人物的落脚地。隔这儿不远的现在已经消失了的贤良寺，就是当年李鸿章李大人最后的住处。一向谨慎有余的老袁奉诏来京后，赶紧在这王府井东边的法华寺里住下。
其实，若论此庙接待过的要人的级别，只是武卫右军头领的袁世凯还不上数，早在他来此下榻的几十年前，就很有几位亲王、大臣屈尊假此设巡防处——因为咸丰爷已经被蛮横的英法联军打得跑到热河“避暑”去了，留下的弟兄们不愿在别处接待前来谈判的可恶的洋大人，便选择了规模“为东城诸刹之冠”的“敕建法华禅林”与敌酋会谈。有人考证说，这是中国领导人第一次在国都里与老外进行交涉，此前，他们都像乾隆爷一样的德行，以为夷人们来华只为想做我泱泱中华的藩属，他们的通商要求不过是为了纳贡的借口。这会儿，羞汗涔涔的清朝王公们终于在这座古庙里知道了“番夷”不是吃素的，模模糊糊明白了后世的邓小平先生总结出的“落后就要挨打”的硬道理。
如此说来，我面前的这幢石碑的额题“万代流芳”四个大字就该改改了，实为“万代铭耻”之地。
与东洋人打了无数次交道的袁世凯，理应也曾立于这座碑前怅然而叹过吧。
但他更多的时间是在猜测：正在忙于推行新政的年轻“圣上”为何会对我这般厚爱？初一在颐和园里接见了一次，紧接着第二天又要召见！为什么？皇上为什么给并无显功的自己突然授予兵部右侍郎之高位？金口玉牙说的那句“此后可与荣禄各办各事”是什么意思？皇上的话让人诚惶诚恐，不知正对他疑虑重重的顶头上司荣禄大人会怎样看他！官场无人不知，文渊阁大学士荣大人乃慈禧太后最信赖的满族皇戚，以当朝第一要臣之位被下派到了直隶总督任上，不就是为了确保京城的安全嘛！直隶总督，名列全国诸总督之首，直接拱卫京畿，位置何等要紧！他袁世凯的新军不才是荣禄麾下的一小部分？据传荣大人和大批朝臣们对光绪爷在康、梁等人鼓动下的“变法”并不“感冒”，而一直在颐和园颐养天年的“老佛爷”也越来越为儿皇帝的一味胡闹感到头痛。时局相当微妙，他袁世凯不能不惊悚。
的确，当时宫廷内新旧两派的斗争已到关键时刻，两种风言搅得人心惶惶：一是说皇上已默许维新党人采取非常措施，即“围园劫后”（包围颐和园劫持在那里安度晚年的慈禧太后），并诛杀老臣；一是说下个月太后将与皇上一道去天津阅兵，届时在荣禄营中宣布废黜光绪另立新帝。无论怎么说，皇上地位岌岌乎！
袁世凯有所不知的是，正是在康有为的建议下，光绪皇帝才公开召见了袁世凯，并赐以重恩。皇上和维新党领袖都希冀，在紧要关头，让手握精兵、思想进步的袁世凯挺身前来保卫改良大业。这几天，可怜的皇帝已经看到了危机的迫近，他一面托人带出密诏，令康有为速逃往上海“以图将来”，一面接连召见袁世凯委以高位，期待袁能做自己和新政的坚矛与厚盾。这一切，袁世凯哪里知道？
漳洹犹觉浅（11）
就在这样的时刻，公认的皇上身边的红人谭嗣同神色异常地出现了！关于谭、袁二位的夤夜密谈，世上一直流传着两种版本，一是维新党首领康有为和大将梁启超的流传甚广的追记，一是袁自己于民国时期发表的《戊戌日记》。人们宁肯相信康梁说，也决不愿听信袁的时过境迁的辩白。
康、梁不仅是一代改良领袖，还是一代文化巨擘，他们的文字自然极富魅力。
试看康有为对这一天的记载（括号内文字为笔者所注）：初三日早，暾谷（即林旭，字暾谷，时与谭嗣同同任四品“军机章京上行走”）持密诏来，跪诵痛哭激昂，草密折谢恩并誓死救皇上，令暾谷持还缴命，并奏报于初四起程出京……（康写道：此时，几位党人赶来）筹划救上（皇上）之策。袁（袁世凯）幕府徐菊人（徐世昌，号菊人）亦来，吾乃相与痛哭以感动之，徐菊人亦哭，于是大众痛哭不成声，乃嘱谭复生（谭嗣同，字复生）入袁世凯所寓，说袁勤王，率死士（敢死队）数百，扶上（皇上）登午门而杀荣禄，除旧党。袁曰：“杀荣禄乃一狗耳！然吾营官皆旧人，枪弹火药皆在荣禄处，且小站去京二百余里，隔于铁路，虑不达事泄。若天津阅兵时，上驰入吾营，则可以上命诛贼臣也。”梁启超的文字则更是绘声绘色，像亲历一样生动：初三日夕，君（谭嗣同，下同）径造袁所寓之法华寺，直诘袁曰：“君谓皇上何如人也？”
袁曰：“旷代之圣主也。”
君曰：“天津阅兵之阴谋（意即太后将把皇帝骗至荣禄兵营宣告废黜），君知之乎？”
袁曰：“然，固有所闻（老袁不掩饰自己已经知情）。”
君乃直出密诏示之曰：“今日可以救我圣主者，惟在足下，足下欲救则救之。”又以手自抚其颈曰：“苟不欲救，请至颐和园（慈禧太后处）首仆而杀仆，可以得富贵也。”
袁正色厉声曰：“君以袁某为何如人哉？圣主乃吾辈所共事之主，仆与足下同受非常之遇，救护之责，非独足下，若有所教，仆固愿闻也。”
君曰：“荣禄密谋，全在天津阅兵之举，足下及董（董福祥，掌‘甘军’）、聂（聂士成，掌‘武毅军’）三军，皆受荣所节制，将挟兵力以行大事，虽然董、聂不足道也，天下健者惟有足下。若变起，足下以一军敌彼二军，保护圣主，复大权，清君侧，肃宫廷，指挥若定，不世之业也。”
袁曰：“若皇上于阅兵时疾驰入仆营，传号令以诛奸贼，则仆必能从诸君子之后，竭死力以补救。”
君曰：“荣禄遇足下素厚，足下何以待之？”
袁笑而不答。
君乃曰：“荣禄固操（曹操）莽（王莽）之才，绝世之雄，待之恐不易矣！”
袁怒目视曰：“若皇上在仆营，则诛杀荣禄如杀一狗耳！”
因相与言救上（皇上）之条理甚详。
袁曰：“今营中枪弹火药皆在荣贼之手，而营哨各官亦多旧人。事急矣！既定策，则仆须急归营，更选将官，而设法备贮弹药则可也。”
乃丁宁（叮咛）而去。时八月初三夜漏三下矣。至初五日袁复召见，闻亦奉有密诏云。至初六日变遂发。单从这两段文字上看，手握精兵的袁世凯真是大义凛然的伟丈夫——你们党人拿我袁某当什么人了？保护我们共同的圣明君主，不光是你们的事，我也会随你们之后拼死去做的！杀荣禄算什么？还不就像杀条狗一样简单？但是，要有前提，即必须是皇上到我的营中来当面命令我。
康有为和他的弟子们都相信，袁世凯是新派人士，他不光曾捐给维新组织强学会五千银元，而且还在风云突变之际派幕僚徐世昌专门到康的住处表明其政治态度，所以，他们势在必然地选择了袁。
那么，当事人袁世凯是怎么记述是夜秘谈的呢？民国十五年（1926年）2月发表在上海《申报》上的袁氏《戊戌日记》里，是这样写的：（初三日晚）正在内室秉烛拟疏稿（为给皇上写奏折在思考），忽闻外室有人声，阍人（看门人）持名片来，称“有谭大人有要公来见，不候传请，已下车至客堂”。急索片视，乃“谭嗣同”也。
余（袁自称）知其为新贵近臣，突如夜访，或有应商事件，停笔出迎。
渠便服称贺，谓有密语，请入内室，屏去仆丁。
心甚讶之。延入内室，叙寒暄，各伸“久仰”、“见晚”周旋等语。寒暄过后，谭嗣同先讲了一通他与康有为曾怎样向皇上力荐袁、但都因荣禄阻碍，所以袁虽“辛苦多年，中外钦佩”却升迁甚慢的大有挑拨意味的话，之后，话锋一转，出示了一纸“如名片式”的救驾方案：内开“荣某谋废立弑君，大逆不道，若不速除，上位不能保，即性命亦不能保。袁世凯初五请训，请面付谕一道，令其带本部兵赴津，见荣某，出谕宣读，立即正法。即以袁某代为直督，传谕僚属，张挂告示，布告荣某大逆罪状，即封禁电局、铁路，迅速载袁某部兵入京，派一半围颐和园，一半守营，大事可定。如不听臣策，即死在上前”各等语。
予（袁自称）闻之魂飞天外，因诘以：“围颐和园欲何为？”
谭云：“不除此老朽（太后），国不能保！此事在我，公不必问。”
予谓：“皇太后听政三十余年，迭平大难，深得人心。我之部下，常以忠义为训诫，如令以作乱，必不可行！”
漳洹犹觉浅（12）
谭云：“我雇有好汉数十人，并电湖南招集好将多人，不日可到，去此老朽，在我而已，无须用公。但要公以二事——诛荣禄、围颐和园耳！如不许我，即死在公前。公之性命在我手，我之性命亦在公手，今晚必须定议，我即诣宫（到皇帝那儿）请旨办理！“魂飞天外”的袁世凯又受到了谭嗣同的生死胁迫，若换了个庸人，真也该活活被吓死！好在老袁在朝鲜时就经历过泰山崩于前而色不变的考验，所以，他虚与委蛇——予谓：“此事关系太重，断非草率所能定。今晚即杀我，亦决不能定，且你今夜请旨，上亦未必允准也。”
谭云：“我有挟制之法，必不能不准，初五日定有朱谕一道面交公。”
予见其气焰凶狠，类似疯狂，然伊为天子近臣，又未知有何来历，
如显拒变脸，恐激生他变，所损必多，只好设词推宕。见袁推托，谭又出示了一件在袁看来是非常可疑的“圣上”的“朱谕”抄件，并“再三催促”，“几至声色俱厉”，甚至有意无意地显示出腰间藏有凶器！谭云：“自古非流血不能变法，必须将一群老朽全行杀去，始可办事。”
予因其志在杀人作乱，无可再说，且已夜深，托为赶办奏折，请其去。传统的说法是说袁世凯骗取了冒险赶来求援的谭嗣同的信任，天一亮立即乘火车返回天津向荣禄告密。荣禄大惊，火速晋京面见慈禧太后。于是，戊戌政变发生，光绪皇帝惨遭囚禁，维新党人横尸街口，轰轰烈烈的“百日维新”猝死于血泊中。
不过，看老袁的记录，却是另一种说法，即他不承认自己背叛了维新党人，相反，他一开始就反对他们的过激谋划。他坚持认为，是这班成事不足败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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