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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世纪之新中华帝国-第9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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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策划说白了就是中华国的作战时间表，现在让梁明头疼的就是是否就即启动台湾。动了这一招，就现况看很有利，而且也很方便，五年来台湾已经准备齐全了。但问题是改变了历史，提早了一年动，乾隆是否还会派福康安前来？什么时候来？这对梁明来说是个大问题，因为这关乎着中华军何时参战。
台湾是岭南处第一个重点培植对象，巴掌大的地方每年消耗的资金却占着岭南处一半的份额，而且有着天地会打下的优良基础。
如果说，在内6各省中原情报署的布置是以点连起的虚线的话，那在台湾的情况就是就点布成的实线，然后是以实线扯成的虚网。两者的分量不是在一个等级的。
就以彰化县而言，林爽文以护庄为名组建的义勇已经轮换了三批，人员从最早全是单一的林族乡民到现在的几十个村落的混杂，人员也从5oo人慢慢扩充到了将近8oo，五年的工夫几乎拉出了一直小型军队。虽然林族多受官府猜疑，彰化知县俞峻更是三翻五次征调税负劳役，可大里代庄已逼近山区，溪流交错，由于高开垦，大批移民因家族利益冲突，姓族时常械斗，其周边村落同样如此，常有百姓损伤送命。而自从林爽文崛起之后，这类事件已经断绝，虽然期间多有高压手段，但不能否认的是林爽文在彰化县城民间的地位极高。几年的“东征西讨”外加为人轻财好义、公允平断，早已是地方上公认的领袖。
而在台湾的淡水，同样有王作、李同等岭南处的人马潜伏期间，各自都是当地的一方领袖。特别是在台南，岭南处台湾科的副科长，同样也是林爽文的好友兼副手——庄大田，名望、势力不在林爽文之下，拉起一支队伍是轻而易举的事情。
可以说，只要梁明的一声令下，台湾转瞬之间就可以变个颜色。所以，梁明如今面临的问题只有一个，是否现在就改变历史？偏偏这个问题又不能同手下的重臣商议，因为那样的话只有一个结果——马上在台湾动手，周青竹等人看的只是现在，可没有梁明的“预知”。
然而事情是不等人的，梁明的“预知”也仅仅是心中的“妄想”罢了，正所谓“计划赶不上变化”，这句话用在梁明身上正合适。
十一月上旬。一份紧急密件送到了梁明地手中。密件是卢青出地。内容却是林爽文写地。一句话来形容——台湾大变。
在凤山、淡水、诸岁、彰化等地。都有天地会和岭南处地人。他们之间地小头目常常到彰化来造访林爽文。密商大计。
在诸罗地小头目中。有一个姓杨名光勋。杨光勋与弟弟杨妈世不睦。这杨妈世很有才。他知道哥哥加入了天地会。自己就另外组织了一个雷光会。与杨光勋地天地会对抗、械斗。
诸罗县事董启埏闻讯后。恐怕酿成械斗大案。即于闰七月初四。派兵役将杨文麟、杨妈世及添弟会内之黄钟、雷公会内之黄冷等14人捕获。押解回县审办。是月初六。诸罗县石溜班汛把总陈和根据供词又拿获天地会内张烈。亦押解赴县。杨光勋等邀集何夜等47人。于半路击毙陈和。将人犯劫走。后来清廷将杨光勋抓获。而张烈等5人逃至彰化县附近之大里禝村。
乾隆中叶以来。台湾吏治**。贪官横行。台湾府：贪婪之吏。以宦为贾。舞弄文墨。剥民脂膏。三年报罢。满载而归。台湾知府孙景燧任意亏缺国库。以公肥私。总兵柴大纪任职两年。贪污所获达。“金银五、六万两”。
随后台湾道道台永福与知府孙景燧。就把杨光勋与杨妈世地父亲杨文麟提到了府城。叫他供出儿子地躲藏地方。其后又说他犯了纵容儿子之罪。将其处死．并且杀了杨家满门。
紧接着台彭镇总兵柴大纪，派了不少的兵丁赶至诸罗县，不问青红皂白捉了几十个老百姓。但柴大纪与永福却又不敢把事情的真相向上峰报告，故意将“天地会”三个字改写“添弟会”，以免上峰责备他们平时对朱一贵所遗留下来的团体疏于防范。（朱一贵，于康熙六十年（1721）二月，相传为天地会成员）
驻在福州的福建按察使李永祺渡海来台查勘这件事，也就糊里糊涂地根据柴大纪与水福的意见，给乾隆一个奏章，只等乾隆的批示一到，便杀掉那几十个老百姓。
如今诸罗与台湾各地的天地会会友人人白危，纷纷聚集到大里杙庄，劝林爽文的准备动手。
林爽文的叔父林泮也劝其立刻动手，如今台湾是风云突变，情况已经是危急万分了。
梁明看了手中的密件后，没有丝毫的犹豫，立刻传令台湾动手。事情走到了这一步，已经不是他想停就能挺的下来的了。如果置之不理，那不仅会寒了台湾天地会会众的心，更重要的是台湾科的网络将会受到极大的损害。
所以，动手是不可改变的了。
一章 腐败的官场
孔老夫子有句话：“苛政猛于虎”，这句话用于乾隆中后期的台湾很适宜，艰难的生存环境和官府的沉重剥削就是两座大山死死的压在了百万民众的肩头。// //
乾隆是一个好大喜功的皇帝，是一个要面子的皇帝，平叛、征战和自身的铺张浪费将他老爹留下的满仓银子花个精光，在其统治的中后期满清帝国的财政成了头等的大事。
乾隆四十五年开始，六名军机大臣为阿桂、福隆安、梁国治、和⒍尽⒏３ぐ玻渲杏谢Р勘尘暗牧汗巍⒑瞳｜为户部尚书，董诰、福长安为户部侍郎，这是乾隆前期不曾出现的。说明在乾隆后期，财政问题已经取代军事问题，变成了满清的头等大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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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最出名的一项“演变”就是——议罪银。这是一个堪称“天才”的创新。
议罪银是由罚俸演化而来。罚俸古已有之，扣除官员几个月至几年的基本工资，是惩罚轻微过错的常用手段。随着乾隆中期施政愈苛执法趋严，他觉得罚俸数额太少，不足以警戒其心，又法外加罚，所罚动辄上万，改称议罪银。乾隆的初衷，不过是想让官员肉痛一下，并没有想把它制度化为一项财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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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举一出，那些聪明的大臣们马上就现了妙处。不少大臣主动要求交纳议罪银。比如河南巡抚毕沅以未能迅搜获要犯，自请罚银二万两；陕甘总督勒尔谨以失察客商走私玉石自行议罪缴银四万两。以小过而甘重罚，既说明大臣们对自己要求的严格，又为皇帝小金库的充实不声不响地立了功，可谓一举两得。因此，通过这种主要踊跃捐输的地方大吏不在少数。比如河南巡抚何裕城有一次不小心，把香灰弄到了朱批奏折上，因此惶惶不可终日，积极要求自请罚银三万两。手笔之大连乾隆都觉得有点不好意思，遂降旨说：没有那么严重，加恩宽免银二万两，交一万两上来就可以了。
除了这个议罪银之外，还有对乾隆的“年贡”。这本很寻常，过年了嘛？各省敬献一些特产什么的也说得过去，可在和比ㄖ缶捅淞搜恕Ｃ磕暌淮蔚摹澳旯薄敝鸾パ荼涑闪嗽略戮聪椎摹霸鹿薄保鞯氐亩礁Т笤笔潜渥呕ㄑ南蚯 盎呗浮薄�
正所谓“上梁不正下梁歪”，除了这些只外，各地的地方官员之间的“礼尚往来”那才叫一个“多”字。
“火到猪头烂，钱到公事办”，在清朝的官场，钱神是很神通广大的。清谚云：“捐官做，买马骑。”捐官（捐纳、捐班）即为清政府公开推行的用钱买官制度。按照清朝的规定，除八旗户下人、汉人家奴、优伶等不得捐官外，其他人只要有钱，就可以买官当。“某大人以捐纳致通显。初捐佐杂，既而渐次捐升至道员，俄而得记名，俄而补缺，俄而升官，俄而捐花翎，俄而加头品顶戴，历任至封疆，无非借孔方之力为之。”清朝的吴研人在《俏皮话》中揭露了捐官即买官的实质。在清朝，官职确实已成一种商品。
“上梁不正下梁歪”。既然政府都干这等勾当了。清朝地地方官员当然明里暗里更加地有恃无恐。过年过节是清朝官场地官员最为忙碌地时节。可谓他们地活动旺季。上下打点。殷勤周到。生怕遗漏了某某关键人物。有些甚至变卖家产。赶搭官场这辆班车。
清朝为何有这么多人热衷于当官呢？“遍天底下买卖。只有做官地利钱最好”。“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没有无缘无故地爱。也没有无缘无故地恨”——凡事都是有缘由地。有些人说不上有多喜欢当官。喜欢地是当官后可捞地肥水。因此。“舍不得孩子套不住狼”。在没当上官之前。当然得变卖家产也要下够血本。有付出才有收入。清朝地官员太明白这个道理了。李伯元在小说《活地狱》中有句话叫“千里为官只为财”。说得太好。清代地官场。捐官就是为财。
捐了官是否就可以坐在家里等白花花地银子钻进口袋。只进不出了呢？是否可以高枕无忧地坐收渔利了呢？美了去！自古官场如战场。永远也别想只进不出。只要你还想在官场上混。你就得继续四处打点。仅从清朝地京官和地方官员之间地关系就可窥得清朝官场地黑暗。
“朝中有人好做官”。“大树底下好乘凉”。清代京官与地方官之间。京官在皇城里。朝廷有什么风吹草动。耳耳相传。总能获悉一二。相对地方官员。京官地信息要灵很多。且大多权重。
《歧路灯》里说：“这官场中椒料儿。全凭着声气相通。扯捞地官场中都有线索。才是做官地规矩。”京官不仅掌握这些信息。还掌握着任免、参撤官员等权力。而地方官员为获取这些信息和得到京官地照应。让官路越走越通达。往往会向京官馈赠银钱物件等。这样。地方官用钱物换取高升地机会。京官也多了一种聚财地手段。彼此各取所需。
这种贿赂自然不能空口白牙地说出来不是？中华文明博大渊深什么雅词没有？把这种贿赂雅化。就说是一种馈赠相交结地方式还不是件易如反掌地事？就连馈赠银钱礼物地名目上也加了些好听地字眼。比如夏天送钱物叫“冰敬”。冬天送地钱财叫“炭敬”。离京时送地叫“别敬”。或者“别仪”。年节送地叫“年敬”、“节敬”。甚至在时令季节。送些水果。比如西瓜。也要安个名号叫“瓜敬”。雅洁地礼品则称为“笔帕敬”等等。
馈送诸敬花销很大，但馈送诸敬花销再大，京官索取别敬再多，最苦的也不是地方官。羊毛出在羊身上，清知府三年的十万雪花银全从百姓那搜刮而来的，清朝官场的黑暗，真正可怜的和痛苦的是清朝的平民百姓。
就好比如今的台湾。
二章 定南将军
台湾应该是一个种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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