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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史并不如烟-第20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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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时要说说面相的问题了:一个人的面相里真的包含着未来的命运吗?为什么古往今来,神乎其神的相面段子史不绝书?在我看来,相面其实是一个系统工程,是对一个人的综合判断。
羊祜、王夷甫、张九龄之所以能断定对方将来会祸害天下,或许是因为他们本身的阅历,又从面相上看出了对方的性格,进而得出了神乎其神的判断。
也就是说张九龄了解安禄山的能力,但同时从面相上看出了安禄山的性格以及若隐若现的野心,因此得出此人将乱天下的结论。
这个结论原本只是一个模糊的判断,然而却不幸言中了。
张九龄个人之大幸,同时也是大唐王朝之大不幸!渐行渐远如同夫妻一样,张九龄与李隆基合作初期也充满了甜蜜。
在那段日子里,张九龄就是李隆基眼中的西施,无论是风度,还是文章,都被认为是天下无双。
张九龄身体瘦弱,但风度依然异于众人,于是李隆基便经常对左右说:朕每见九龄,使我精神顿生。
张九龄在保持翩翩风度的同时,还引领着时尚的潮流。
在张九龄之前,官员们上朝都是直接手拿笏板,退朝回家时则将笏板插在腰带上,然后翻身上马,久而久之已成习惯。
张九龄就任宰相后,习惯渐渐发生了改变。
因为张九龄身体瘦弱,腰里插着笏板他上不去马,于是他就想了一个折中的办法:制作一个笏囊,专门用来装笏板。
上朝的时候,张九龄夹着笏囊上朝,退朝以后,他就把笏囊交给等候在外的仆人,然后再翻身上马,这就彻底解决了腰中有板上不去马的窘况。
本来这只是张九龄个人的讨巧,没想到,久而久之就成了时尚。
从此之后,笏囊开始流行,公文包的鼻祖就此诞生。
除了风度,张九龄的文章也是天下第一的,这不是我说的,而是李隆基说的。
李隆基经常对侍臣曰:张九龄文章自有唐名公皆弗如也。
朕终身师之,不得其一二,此人真文场之元帅也。
然而,对于李隆基的评价,也有人不同意。
谁?张九龄。
因为张九龄有自己的偶像——曾与宋璟搭班子的苏珽。
张九龄经常看苏珽的文章,给出的评价是:苏生之俊瞻无敌,真文之雄帅也。
这样一来,到底谁是天下文帅就说不清楚了,只能模糊定义:两人都挺帅。
除了风度、文章,张九龄还有一样本事别人没法比,那就是口才。
李隆基在勤政务本楼用七宝装饰出了一座小山,海拔相当不高——只有七尺。
不过,这座七尺小山重在象征意义,而不在海拔。
每次李隆基召集学士们讲解经旨和时事,都会要求与会的学士相互辩论,辩论的最后胜者,就会被邀请坐上这座高七尺的小山,象征自己高高在上,已无对手。
而每一次,登上这座小山的都是同一张面孔——张九龄。
由于张九龄善于辩论,每次与人谈论经旨都是滔滔不绝,如同下坡走丸,时人都对他佩服的五体投地,称之为走丸之辩。
不仅如此,张九龄的能力还体现在他的办案效率上。
因为张九龄审理过很多案件,不仅能够提纲挈领,而且还能考虑到诸多细节,于是一有案件,一般官员都不敢先做审理,而是先交给张九龄。
张九龄直接提审犯人,然后直接口述形成案卷,结果无论重刑犯还是轻刑犯,全部低头认罪,于是他又有了新的称谓——张公口案。
风度翩翩,文章无敌,巧言善辩,公正严明,做为贤相,张九龄已经接近完美。
然而,人无完人,张九龄也有缺点。
他的缺点,就是性格过于执著,而且缺少察颜观色的能力,他与李隆基从初期的甜蜜到渐行渐远,与这两点有着莫大的关系。
开元二十四年八月五日,李隆基的五十一岁生日。
数年前,经张说等人提议,李隆基将每年的八月五日定为千秋节。
这样,这个原本普通的日子,便升级成了国家的重要节日。
可能是图个吉利,按照惯例,在千秋节这一天,大臣们要给李隆基献上宝镜。
张九龄也献了,而且献的是金镜。
不过他的金镜却是用纸做的。
在张九龄看来,一般的镜子只能照出一个人的容貌,而如果以人为镜,则可以看出个人乃至国家的吉凶。
于是张九龄自己动手,精选前朝兴废故事,编成五卷,称之为《千秋金镜录》,这就是他的金镜。
金镜呈上后不久,张九龄就接到了李隆基的回信。
在信中,李隆基对此举大加赞美,张九龄心里也乐开了花。
张九龄沉浸于皇帝信中的赞美之词,却没有看透赞美之词背后的李隆基,他没有意识到,此时的李隆基已经五十一岁了,他的耳朵已经不像登基之初那般兼容并蓄了。
身为皇帝,顺耳的话听多了,逆耳的话便听得少了,长年累月,便没有了逆耳忠言的生存空间。
张九龄浑然不觉。
不久,张九龄又让李隆基感到不爽,起因还是他的直言。
开元二十四年十月二日,李隆基准备从东都洛阳返回长安。
李隆基之所以长安、洛阳两地折腾,不是他喜欢跑,而是不得不跑,因为长安的粮食供应不足。
长安地处帝国腹地,但粮食产能并不高,需要从洛阳转运大量粮食进行补充,然而代价也非常昂贵。
为了降低长安粮食的压力,李隆基就经常带领文武百官由长安迁移到洛阳办公。
粮食转运的难题,后来经过裴耀卿的大规模整合,这才得以缓解,李隆基基本不必再两地奔波,当一个就粮天子了。
不过,开元二十四年十月时,李隆基还是一个就粮天子,按照原定计划,他准备一直住到来年的二月二日。
然而住到十月一日时,李隆基就住不下去了,因为他产生了幻觉,感觉洛阳宫中有妖怪出现。
李隆基顿时心生厌恶,便想早点返回长安。
十月二日这天,李隆基把三位宰相召来商量。
三位宰相顿时分成一派半:张九龄和裴耀卿成为反对派;李林甫则保持沉默,自己独成半派。
张九龄和裴耀卿说:现在秋收还没有结束,陛下如果返京恐怕会耽误秋收,还是请陛下等到十一月再出发吧!李隆基一听,心里不爽,不过经过多年历练,他没有吱声。
张九龄和裴耀卿以为李隆基就此答应了,君臣说过一些话后,便告辞出宫了。
三位宰相原本行动一致,一起往宫外走,这时李林甫突然显得腿脚不便,落在了后面。
眼见张九龄和裴耀卿已经走了出去,李林甫一扭头又返了回去。
这时他说话了:长安、洛阳,不过是陛下的东宫和西宫,两宫往来,哪里还需要择时出发?就算返回长安途中会耽误秋收,那也很简单,免除所过州县的租税就可以了。
臣恳请现在就下令给相关部门,即日起程!李林甫的一席话,便把奸臣和忠臣的区别展现得淋漓尽致:奸臣迎合皇帝,视原则如可以轻松绕过的梅花桩;忠臣恪守原则,视原则为不可逾越的柏林墙。
听完李林甫的话,李隆基顿时大喜过望——还是皇叔知道朕的心意。
准奏,即日起程!经过这次返京事件,李隆基对张九龄渐渐产生了不满,而李林甫则在节节攀升。
不久,李隆基对张九龄的不满又升级了,这一次是因为牛仙客。
牛仙客原本是一个小吏,经过自己的努力再加上萧嵩的提拔,做到了河西节度使。
后来李隆基将他调任朔方节度使,同时又提拔了一位新河西节度使。
正是这位新任河西节度使,发扬了勇于表扬他人的精神,上任伊始,就把自己的前任牛仙客狠狠地表扬了一通。
在奏章中,这位节度使指出:牛仙客在河西节度使任内,厉行节约,勤勤恳恳,仓库充实,武器精良,实在是大唐节度使之楷模。
奏章递到李隆基手里,李隆基龙颜大悦,便起了赏赐的念头,准备擢升牛仙客当一个部的尚书。
这个想法,又遭到了张九龄的反对:陛下不可。
尚书,是古代纳言的位置,有唐以来,只有担任过宰相以及在中外都有德望的人才能担任。
牛仙客原本只是河湟小吏,现在要把他放到有德望的人才能担当的职位上,这恐怕会对朝廷带来羞辱。
李隆基已经有些不满,但依然耐着性子问道:那么给牛仙客封爵加采邑如何?张九龄又摇了摇头:不可!封爵是为了酬庸功劳。
牛仙客做为边将,充实仓库,整修器械,只是他分内的事,不足以成为功劳。
陛下如果要赏赐他忠于职守,赐予金帛就可以了,如果封爵外加采邑,恐怕不太合适。
李隆基被噎住了,心中更加不爽。
不爽的心情一直在延续,直到张九龄离开,李林甫到来。
李林甫与张九龄的态度相差一百八十度。
李林甫说:牛仙客,宰相之才,当一个尚书又算得了什么。
张九龄书生一个,拘泥于古法,不识大体。
李隆基的心情顿时多云转晴,心也更贴近了李林甫。
第二天,李隆基旧话重提,张九龄再次表示反对,固执程度与昨天一样。
李隆基动了肝火,变了脸色:难道事事都由你说了算吗?张九龄知道李隆基动了怒,但他依然不卑不亢:陛下不认为臣愚钝,把臣擢升到宰相之位,因此遇到事情有不合适的地方,臣不敢不进言。
李隆基看着油盐不进的张九龄,顿时起了挖苦之意:你嫌牛仙客出身寒微,那么试问你自己有何门第?张九龄一板一眼地答道:臣的确出身岭南贫贱之家,不如牛仙客生于中原大地。
然而臣出入中央机关,处理文件、起草诏书已经有很多年头。
牛仙客只不过是边塞小吏,目不知书,如果重用他,恐怕不会让众人信服。
李隆基再一次被噎住了:张九龄说得确实有道理。
就在李隆基要放弃对牛仙客的赏赐时,李林甫的话又从宫外飘飘洒洒地传入了李隆基的耳朵里:如果一个人有才能,何必局限于文学呢?天子想重用他,有何不可!这就是李林甫,一个察颜观色、见缝插针的高手:当皇帝渴时,他知道送水;当皇帝饿时,他知道送干粮;当皇帝瞌睡时,他知道送枕头;当皇帝手足无措时,他知道给皇帝送一个自说自话的理由。
李林甫表面上为牛仙客,实际上也是为自己,因为他与牛仙客同病相怜:他的文化水平也不高,文章更提不起来了,张九龄的文章名垂千古,李林甫的唐诗水平连打油诗都算不上,在人人都是半个诗人的唐代,李林甫算是不学无术了。
不过,值得一提的是,李林甫却是个不错的画家,绘画水平具有一定的造诣。
著名诗人高适就对他的绘画水平赞誉有加,当然不排除有拍马屁的成分。
李林甫如此帮牛仙客,其实是在抛砖引玉——抛出牛仙客这块砖,引出自己这块若隐若现的玉。
开元二十四年十一月二十三日,李隆基下诏:封牛仙客为陇西县公,采邑实封三百户。
李林甫获胜,张九龄惨败。
张李角力从开元二十四年的返京事件开始,张九龄和李林甫的角力露出冰山一角。
表面看起来,张九龄贵为中书令,处于明显优势。
实际上,这场角力根本不是一场公平的比赛,原因在于两人的态度:张九龄向来对事不对人,尽管他对李林甫没有好感,但他从不刻意针对李林甫,更不去研究李林甫;李林甫则不同,从上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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