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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众人一筹莫展之际，萧皇后的弟弟，内史侍郎萧瑀提到了一个人，让杨广如梦方醒，萧瑀提到的这个人就是杨广的堂妹，始毕可汗阿史那咄吉的皇后义成公主。

萧瑀说，义成公主作为隋朝皇家女儿嫁到突厥当皇后，皇后在突厥是很有地位的，按照突厥的风俗，皇后有权参加军事会议，也就是说义成公主说话是有分量的。为今之计只能派人去试一试，看看义成公主能否想办法让始毕可汗撤军。

杨广沉重地点了点头，事到如今只能死马当活马医了，试试看吧。



于是杨广两手准备，一方面派密使沿小路到突厥寻求义成公主的帮助，一方面下诏天下兵马勤王，各郡县官员都有义务组织兵马前往雁门郡救驾。

诏令一出，天下雷动，此时皇帝还是有号召力的，李渊的次子李世民就在这次救驾的军中，这一年他十七岁，隶属于屯卫将军云定兴。

云定兴就是独孤皇后讨厌的太子小老婆云昭训的父亲。杨勇当太子时他天天往太子府跑，杨勇被赐死之后，他有感于自己受杨勇连累，居然在几年后建议杨广除掉杨勇的所有儿子，这样他就跟废太子没有任何关系了（人也能无耻到这个程度）。



虽然初次参军，李世民却已经表现出他的军事天才，他建议云定兴多带旌旗，这样会让突厥误以为救援的兵马很多，晚上再安排人定点敲锣打鼓相互呼应，这样就会让突厥人以为隋朝援军已经源源不断地赶来（吕思勉先生认为这个情节可能是御用文人们为了拍李世民的马屁杜撰的）。

事实上，隋朝的援军确实源源不断地赶到了，各郡的援军已经赶到了山西忻口，离雁门郡已经近在咫尺。

就在此时，义成公主的假情报也准确无误地送到了始毕可汗的大营中，假情报显示：边境告急，速回！始毕可汗一看，心里有些着急，出来打别人自己家里还告急了，再听探马报告，各路隋军已经云集忻口，这下形势又朝着有利隋朝的方向发展了。

打得着就打，打不着就跑，九月十五日始毕可汗下令全军撤退。

得到始毕可汗撤退的消息，皇帝杨广来了精神，命令出击，一定要把丢掉的脸面夺回来。当然出击只是一个姿态，此次出击的只有两千骑兵，一路追击，连匹马都没追到，倒是追到马邑郡时追到了两千多个老弱病残的士兵，估计还是始毕可汗不想要，索性甩包袱遗弃的。



“雁门之围”从八月十三日开始到九月十五日结束，历时一个多月，不知道只有二十天粮草的十五万人是怎么坚持下来的。解围之后每个人都庆贺劫后余生，而杨广却在庆贺的同时陷入了深思：为什么贵为天子会这么狼狈？为什么雄心壮志却连高丽都平不了？以前的雄才大略哪去了？难道这一切都是假的？



人这一辈子遭遇挫折并不可怕，怕只怕挫折来的不是时候。年轻时受点挫折并不可怕，哪怕头破血流，却能够愈挫愈勇，而进入中年之后，挫折还是少点为妙，因为人到中年已经经不起失败。

杨广一路春风得意，一路走来都是成功，他没有想到进入四十岁以后他却接连失败。三征高丽失败，北巡遭遇“雁门之围”，国内民变弹压不住，文武百官人心思动，以前这些都不是问题，而现在却都是问题。

“雁门之围”尽管短短的一个月，然而对杨广的触动却非常大，这次被围让他认识到原来自己并不是无所不能，自己似乎也不是雄才大略，媲美秦皇汉武或许只是一个梦。自此乐观激进的杨广变得消极保守，隋朝的历史在“雁门之围”之后大转弯，国运也开始急转直下，当一个人对自己都丧失了信心，那么无论多么大的庞然大物，都会轰然倒塌。



温室里只能长出花朵，却永远长不出参天大树。没有经历磨难的杨广遭遇挫折就此颓废，而经历风雨的李渊却即将迎来属于自己的彩虹。

大业十一年，看似平淡，隋唐的历史却在这里转了一个弯。

迷途不知返，找不到回家的路

大业十一年九月十八日，杨广从雁门郡抵达太原郡，是从太原直接回大兴，还是先回洛阳再回大兴，文武百官发生了分歧。在纳言苏威看来，大兴是京城所在，而关中则是全国大局的棋眼，只有关中这个眼做活了，安抚住了，全国的棋局才能活。事实证明，苏威是对的，跟前太史令庾质的观点一样，他们都知道大兴对王朝的重要性，而杨广却恰恰体会不到。

其实杨广并不是完全体会不到，主要原因还是大兴这个城市给了他太多的压力。从十三岁封晋王开始，他就离开了大兴这个城市，从此对这个城市没有了认同感，而当他镇守江都时，大兴对他而言就是父皇居住的城市，是他的上级城市，每逢听到有使臣从大兴来，他既兴奋又忐忑，兴奋的是可以趁机在使臣面前好好表现，忐忑的是不知道使臣传达的是好消息还是坏消息。在压力中，杨广度过了十年镇守江都的生活，也正是在那时，他认定大兴不是他的城市。

现在苏威建议直接回大兴，尽管他也知道关中的重要性，但皇帝的心事又有谁能读懂呢？

还是有人能读懂，这个人就是老搭档宇文述。宇文述这个人打仗是个狠人，不过给杨广出的主意一般都是馊主意，别的先不说，先看他给杨广出的最后四个主意。

第一个主意：数千骑兵拥簇杨广突围。这个主意已经被证明是馊主意，真要那样，杨广的结局可能就是被东突厥俘虏，想在江都被弑都没有机会。

第二个主意：从太原郡先回洛阳，然后再回大兴。自此杨广再也没有回过大兴，也再也回不去了，关中的眼没有做活，隋朝的棋局只有等死了。

第三个主意：三下江都。自此全国政局已经不在皇帝掌握之中，在交通和通信都不发达的隋朝，以江都遥控大兴和洛阳，那是痴人说梦。

第四个主意：请皇帝厚待三个儿子。这个主意使得杨广重新起用宇文化及，并委任其为右骁卫将军，正是在这个职位上，宇文化及发动江都兵变最后弑君。

四个主意，四个馊主意，馊率达到百分之百，真可谓“宇文述出品，必是废品”。



在宇文述的建议下，杨广决定先回洛阳，择机再回大兴，然而终其一生，他再也没有回去。

抵达洛阳之后，杨广开始慵懒起来，以前“言必行，行必果”的皇帝变得言而无信，原本在雁门郡作出的承诺基本都不作数了。

按照在雁门郡的承诺，将士们只要认真守城，皇帝全部重重有赏。守城有功的人，无论平民还是士兵，直接升为六品，赏绸缎一百匹，有功的官员按品级逐级升迁。现在到了论功行赏的时候，杨广却变得小气起来，当时参加守城的士兵总共有一万七千人，全部兢兢业业地守城，然而杨广却只给了一千五百个嘉奖的指标，嘉奖率居然不到百分之十。

就是这一千五百个士兵也没有得到当初约定的赏赐，杨广规定：第一次作战建功的升官一级，原先不是军官的此次只能升为从九品的立信尉（当初承诺是六品），累计立三次战功的可以升为从八品，参加作战但没有立功的，累计参加四次战役才能官升一级。

本来不能按约升官已经让将士们非常郁闷，令他们更郁闷的还在后面，皇帝居然赖账了！每人赏绸缎一百匹的承诺居然作废了，一千五百人连个布头都没得到！

仅此一项，杨广省下了十五万匹绸缎，却寒了全军的心。民部尚书樊子盖还在坚持给士兵赏赐，结果被皇帝一句话噎回去了：“难道你想收买军心？”

“收买人心”，这帽子太大了，樊子盖万万戴不起，只能叩头请罪，仓皇离去。

雁门承诺已成泡影，四征高丽却又成了皇帝的话题，自此皇帝威信日下，“出尔反尔，言而无信”却成了将士们议论的话题。

士气可鼓不可泄，自此民心渐失，军心已远。

剿匪的N种方法

大业十二年（公元616年）正月初一，本来应该是个喜庆的日子，然而这一天杨广却高兴不起来。按照惯例，这一天全国各郡都应该派代表向皇帝祝贺新年，而这一年情况却有所不同，全国居然有二十多个郡的代表没有到。经过调查发现这二十多个郡的代表分为三种情况：一种是所在的郡已经被乱民占领，压根不可能派出代表；一种是贺岁代表在路上已经被乱民杀掉；一种是贺岁代表还堵在路上，进退两难。

到了这个时候，杨广才意识到国内民变的严重，随即派出十二路特使奔赴各地，督促各地迅速平叛，以维护安定团结的大好局面。

关于平叛，其实有很多种方法，隋朝的官员们也实验了很多种，结果没有一种是真正有效的。

第一种方法：残酷镇压。这个方法吐万绪和鱼俱罗用过，就是用蛮力强势弹压，结果人杀的越多，匪反而越多。民部尚书樊子盖也采用了这种方法，而且比吐万绪他们更绝。吐万绪只打变民，而樊子盖则是见人都打。

樊子盖弹压绛郡的变民首领敬盘陀，为了斩草除根，樊子盖不分平民还是乱民，从汾水北岸开始，见人杀人，见村屠村，遇到有投降的，概不接受，就地活埋。本来樊子盖以为这样就可以斩草除根，没想到适得其反，本来造反的只是极少数，现在变成了大多数，整个绛郡遍地都是乱民，数万平叛军队根本无济于事。

第二种方法：镇压与耍诈并行。这个方法就是王世充的方法，事实证明非常失败，耍诈只能侥幸成功一次，第二次也就不灵了。

第三种方法：镇压与招抚并用，这种方法还能管点用，不过只能局部成功。在樊子盖剿匪不利的情况下，杨广派出了山西抚慰特使李渊。李渊一接手剿匪，马上采用镇压和招抚并用的方法，一方面对坚持抵抗的乱民残酷镇压，一方面对已经投降的变民尽量安抚，一手硬，一手软，结果变民陆陆续续前来投降，累计下来居然有好几万人。李渊手下聚集的人多了，乱民头领敬盘陀手下的人就少了，两相对比，敬盘陀吃不消了，索性脚底抹油到别的郡继续自己的革命事业，而绛郡在李渊的招抚下又恢复了平静。

不过李渊的方法只能在一个郡起作用，并不能推广到全国，原因就在于皇帝杨广并不认可这种方法。在杨广看来，天下只分两种人，一种是良民，一种是乱民，良民不能杀，而乱民不能不杀，所以他主张对乱民一杀到底，而且越多越好，看谁以后还敢造反。

然而杨广并不知道，所谓良民与乱民之间其实并没有严格的界限，良民可以变成乱民，而乱民同样也能变成良民，良民与乱民之间只有一个模糊的界限，那就是看老百姓能否维持正常的生活。如果百姓还能够维持正常的生活，那么谁都愿意当良民，毕竟没有风险；反之，如果百姓不能维持正常生活，已经民不聊生，那么良民就会迅速转化成乱民，反正造反是个死，不造反也会被饿死，因此良民最终会选择造反。

因此历代王朝的皇帝都有个底线，这个底线就是要让老百姓维持基本的生活，这条底线也是历代王朝的红线，谁碰到了这根红线，那么这个王朝的路也就到了尽头。

遗憾的是，杨广恰恰不知道良民与乱民的区别，也不知道冥冥中还存在这样一条红线，因此就注定他在歧路上越走越远，不能回头。

从中国大历史的角度看，隋末的农民起义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