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兵是联军中唯一对艺术品有欣赏能力的。虽然他们也当然像别人一样的抢劫，但都做得安静优雅。没有乱摔东西，也没有任意或不必要的破坏。他们搜集喜欢的东西，但不像抢劫的样子。我曾看到一处有日本兵进去过的房子。里面藏有一柜子的瓷器。他们像鉴赏家一样加以抚摸，并在杯子或瓶子的底部研究年代。对于粗劣的美国、俄国、法国、英国更不必说德国大兵，除了打不破的铜器、石器之外，几乎没有不打破的，实在难以比拟。”（梅龙．哈利斯、苏西．哈利斯《日本皇军兴亡记》）日本军队相对的文明，缘于对中国文化的尊重与认同。是否还有“同种”的因素在起作用，不得而知。日本士兵表现出特别的残暴，是发动大举侵华战争后，以南京大屠杀为标志开始的。其暴行引起举世震惊与公愤。为振兴军纪，“压制犯罪和不正当行为”，日本陆军省于一九四○年九月颁布了《改进军纪计划》的小册子，详细列举“中国事变中罪行和不当行为的特质”，要求每一军官“应时时记忆在心”。虽然我们不能期待发动侵略的战犯们，会对其军人“不当行为的特质”作出恰当的判断，但这本小册子至少显示了日本军事当局承认了一部分罪恶，并试图有所改过。七七事变爆发后的两年间，有五八八名日本士兵受到军事审判，其中四二○人犯抢劫或抢劫加强奸致死，三一二人犯强奸或强奸致死。这是日本方面的记录，实际罪犯的数字当然远不止于此。单是南京大屠杀的集体犯罪中，人数就得以万计。攻占南京的第六师团长谷寿夫，一次斩杀三○○名中国人的田中军吉大尉，以“刀劈百人竞赛”闻名的野田岩和向井敏明两少尉，十年后才在南京军事法庭被判处死刑。
我们一般所说的沦陷区，是指被侵略者势力控制的地区。就日军而言，控制区又分为“治安区”与“准治安区”两种。“治安区”基本上都建立了中国人出面组织的伪政权，社会秩序相对稳定，“良民”大体上能够接受日伪的统治；“准治安区”则日伪势力较为薄弱，时有游击队、民兵、敌后武工队、抗日救国军之类小股抵抗力量进行骚扰。在“治安区”内，日本士兵较能遵守军纪的约束，一般发生杀人、抢劫和强奸的罪行，也能受到一定程度的惩处。而“准治安区”则军纪不保，犯罪行为常与“军事行动”一同发生。从侵略者的角度来看，南京大屠杀、扬州十日、嘉定三屠等等恐怖血腥的行为，一是为了对顽强抵抗的报复，二是为了震吓对手，摧毁对手的士气与尊严，三是树立征服者主宰苍生命运的威势，四是藉此激发原始的血气之勇。但要想最终达到征服占领地的目的，光靠这些是远远不够的，有时效果更适得其反。因此他们也得在“治安区”内推行怀柔政策，宣扬“同文同种”，宣扬“共存共荣”，宣扬“讨蒋爱民”，也就是实行“王道”，制止公然的暴行。不能将之一概地称为“欺骗”，要知道这种政策对于饱经战乱、贫困，深受过本国官府、军阀、土匪、流氓戕害的中国老百姓，实在太具实际意义。而且往往就能奏效。　
“天地之间有杆秤”？
以中国人的感情，强奸、轮暴是比杀头更难以平息仇恨的罪行。在大量描写抗战的书籍中，似乎日本侵略军只强奸中国妇女，而较为优待第三国尤其是西方人士。这样更足以证明，日本人只不拿咱们中国人当人。事实并非如此。较为优待的是没有与日本交战的国家的公民，而不是什么“西方人士”。一旦开战，凡敌对国家，都没有好果子吃。香港陷落后，一批英国女医护人员落入日军之手，被关到地下室摧残了一个多月。其中一位女医生战后回忆，这段日子她们每人每天要被至少十个日本人强奸，她本人最多一天被十七人强奸。另据一位目击者、加拿大陆军随军牧师巴莱特在东京国际法庭的证词，防守香港西部斯坦利堡阵地的一七○名英军及伤员被俘后全部杀害，七名女护士（四中三英）均遭奸杀。其中一名英籍女护士甚至被绑在尸体上轮奸。荷兰妇女也曾遭到类似的暴行。在对待战俘和战败国方面，倒是东西方“平等相待”的。电影《桂河大桥》，真实反映英军俘虏被迫当奴工的故事。一九四二年四月，马尼拉沦陷，美菲俘虏及难民共八万人在转移至收容所途中，约有一万七千人被日军虐待致死，其中美军士兵一二○○名。西方人称之为“死亡之旅”。一九四四年一二月，“马来之虎”山下奉文在帕拉万岛一次烧死一五○名美军战俘。
为了通过“正常渠道”排泄士兵的兽欲，日本军部特意建立“慰安妇”制度。这是一种惨无人道的制度，其中大部分是韩国妇女，还有一部分台湾和中国妇女，甚至西方妇女，但日本妇女也不在少数；有许多是被迫的，被强拉的难民，甚至是女战俘，但也有“为圣战而贡献青春”的妓女。“慰安妇”们以自身遭受摧残为代价，多少缓解了沦陷区广大妇女的遭受蹂躏的压力。一九三八年武汉会战期间，时任日第一一军团长的冈村宁次中将，曾对军中不能杜绝强奸罪行十分气恼，下令宪兵分队长重藤宪文中佐亲自坐镇，加强安抚工作，逮捕所有罪犯交军法会议处理。当他听到法务部长、宪兵队长为罪犯辩解，认为不能构成犯罪时，冈村拍案而起，一拳砸在桌子上吼道：“胡说！我知道，强奸罪要亲自控告才能成立，但是，人家在刀枪面前，谁敢亲自控告？没有反抗？三个轮奸，怎么反抗？那些日本的法律，能适于战区现状吗？我们出兵不是号称『圣战』吗？这是个『圣战』的样子吗？”（陈道阔《长河落日．武汉会战纪实》）就是这个后来晋升为侵华日军总司令的冈村宁次，在其晚年的的回忆录中，专门有一章节以《贯彻爱民方针》为题，记载了一九四○年二月召开的一次师团长、参谋长会议，他的参谋长讲的一段话：“纵然基于战斗上的需要，将房屋焚毁后，不论如何进行宣抚工作，亦毫无效果；反之，既不焚屋，亦不掠夺强奸，而进行宣抚工作的地方，当敌人发动攻势作战时，当地居民，亦均继续表示好感，而协助搬运物资；但前者的场合，敌人来袭时，居民通敌，于我不利，到现在始痛感需遵守军司令官的爱民方针。”当地居民表示好感，协助军队搬运物资，这颇有点像共产党描绘的“军爱民，民拥军”的景象。这是神话吗？是侵略者一厢情愿的幻想吗？—不是。一九四二年至一九四三年春，日军进攻河南，当地民众主动为日军带路，甚至帮助日军缴中国军队的枪。仅此一役，就有五万中国士兵被自己的民众缴了械。（刘震云《温故一九四二》）
近年中国有首流行歌（电视剧《宰相刘罗锅》主题歌）中唱道：“天地之间有杆秤，那秤砣是老百姓。”两军对垒，当中国军队在民众饥饿难捱，挣扎在生死线时，仍只顾横徵暴敛，毫不体恤；而日本军队趁机收买人心，发放军粮救济百姓。中国驻军把城周十数里地的农作物放马蹂躏，士兵进村强索一切供应，稍有不遂，武力随之，更滥徵民间车马人力，弄得怨声载道，家破人亡；毗邻的日军则用现金雇工人筑路，不但不侵扰百姓，还施以小恩小惠。在这种情况下，“秤砣”于是向侵略者那边倾斜，什么“民族大义”，“爱国情操”，竟通通成了“生命中不可承受之轻”，在“秤杆”上压不起足够的分量。　
对老百姓而言都是“官军”
中国军队和日本军队，对于老百姓来讲都是“官军”。如果你杀人放火强奸抢劫，不顾百姓死活，你就是强盗、土匪；如果你尊重民众，友好相待，你就是仁义之师。我们可以指责这条简单的法则近乎“浅薄和愚昧”，却又没有任何其他一条“深刻和智慧”的法则比它更接近历史的事实。有人认为：在绝对正确的爱国之上，还有一个绝对正确的人本主义。孟子曰：“民为贵，而社稷次之。”我非常赞成这个观点。进一步说，我认为国家利益应该高于党派利益，而民生利益又应该高于国家利益。
新文化运动的代表人物之一胡适，也曾写过一首诗《你莫忘记》，借一位老人之口表达他的人本思想：
我的儿，我二十年教你爱国，—这国如何爱得！你莫忘记：这是我们国家的大兵，逼死了你三姨，逼死了阿馨，逼死了你妻子，枪毙了高升！——你莫忘记：是谁砍掉了你的手指，是谁把你的老子打成了这个样子！是谁烧了这一村，——哎哟！——火就要烧到这里了，——你跑罢！莫要同我一起死！——回来！——你莫忘记：你老子临死时只指望快快亡国：亡给『哥萨克』，亡给『普鲁士』，——都可以，——人总该不至——如此！—胡适的这首诗发表在《新青年》第五卷第三号上，大约为一九一八年。“我们国家的大兵”指的是军阀部队，而亡国的假想敌则是哥萨克、普鲁士。不过不论放在什么时代什么地方，意思都是一样的。抗日战争无疑是神圣和伟大的，但没有任何人、任何党派、任何国别和民族、任何军队有理由残害百姓，不顾及人民的利益。　
中国军队带来的水深火热
看几个例子：
一九三八年六月九日，为了阻挡中原日军西进，国军在河南郑州东北郊花园口炸决黄河大堤放水。洪峰突发，夺路东去，其咆哮汹涌之状据说超过历史上任何一次黄河决口。豫、皖、苏三省四十四县市受灾面积一万三千平方公里，受灾人口一千二百五十馀万，三百九十多万人流离失所，九十万人死于非命，财产损失不计其数。人民付出惨重的代价，“战果”又如何呢？日军土肥原的第十四师团一部分被困于中牟，经工兵接应耗费三天集结到开封；中岛的第十六师团一两万人陷在黄泛区，经航空兵团空投物资救援，终于度过难关。如此而已。黄河毕竟没有像大合唱中歌颂的那样，“发出愤怒的吼声淹没侵略者”。它的流量太小了，只有珠江的八分之一，只能淹没那些没有航空部队和工兵部队救助的中国老百姓。一个歪点子，死掉九十万人，这个数字是南京大屠杀死难者的三倍。一九三八年十一月十二日凌晨两点，湖南省政府得到日军已迫近的报告（事后才知道是假情报），为实行“焦土抗战”的既定方针，下令自焚长沙。由省警备团出动执行焚城任务，放火工具是汽油、煤油、棉花、木棍，另有炸药包、手榴弹用以炸开封锁的大门。事先没有得到任何警报、正在睡梦中的老百姓，突然陷身在一片火海之中，许多居民被活活烧死，烤死，呛死，或躲在水缸中被煮成肉酱，或逃命不及被踩死、砸死、淹死、闷死。这场大火不停不歇地烧了整整三天三夜，一座千年历史文化名城被焚毁成一片碎瓦颓垣。后来统计，确认死于大火的人数约两万，其他不能确认的外地难民、伤兵则难以计数。文物损失无法估量，大批宋明清代图书珍本、名贵字画化为灰烬，仅一家金号就有四百四十颗汉代印章熔为铜饼、铁锭。绝大部分公共及民用建筑被毁。长沙素以中国最大米市之一著称，一次被烧掉大米、稻谷二○○万担。列为“四大名绣”之一的湘绣业，因几辈人存积的优秀画稿和版本毁于一旦，从此在中国的刺绣界黯然失色。我们斥责日本鬼子大扫荡实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