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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年功罪-第5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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斥,是很明显的。邓小平的〃改革开放〃时代,代表官方意志的〃新时期〃文学主流,前期是〃伤痕文学〃,后期是〃改革文学〃。至于其他杂色纷呈的各种文学流派,包括寻根文学、朦胧诗、新感觉派、新写实主义、结构主义、魔幻现实主义、意识流之类,至少在一开始总是与主流文学、与官方提倡的〃时代精神〃唱着不一致的反调。它们中间的一部份,尤其是写作手法,可能被主流文学吸收,其代表作家也可能被官方所接纳,但不能因此抹杀它们在文学上曾经扮演的反对派的作用,不能将它们等同于〃官方文学〃一棍子打死。文学与极权制度
贝岭基本上应算作后一类,即〃持不同文见〃的异议作家。他参加过民主运动,也批评过民主运动,但主要精力是花在反对〃官方文学〃上,用他自己的话说,是〃为了中国独立的文学活动〃。即使他也可以因此称作是一位〃持不同政见者〃,但作为一个异议作家主要表达〃异议〃的方面,仍是不同的〃文见〃而非政见。
贝岭认为,他是一个从未获得官方承认的作家。原因很简单,他的〃生活方式、美学、语言、乃至写作方式,是官方所不能接受的〃。这是官方的原因。他自己也有原因,〃那就是极权制度对文学的毁灭。……我如何能够同毁灭者合作,或者企求它的承认?〃
我们知道,极权制度有过而且仍不断有着〃对文学的毁灭〃,但并不是极权制度一定和只会毁灭文学。奴隶制度是一种极权制度,它没有毁灭古希腊和古罗马的戏剧文学。封建制度是一种极权制度,它没有毁灭中国的唐诗、宋词、元曲和明清小说。社会主义是一种极权制度,它没有毁灭苏联的萧霍洛夫和南斯拉夫的安德里奇。日本侵略军的法西斯统治是一种极权制度,它没有毁灭张爱玲。
极权制度当然是很坏的制度。悲剧在于,大部份的人类文明恰恰是在极权制度下创造的。真正的民主政体的建立,在发达的西方国家也仅是近一、二百年的事。这说明文学,还有科学和艺术,虽然与政治制度不无关联,仍有它们自身的发展规律和生存系统。说到底,文学创作是一个纯个人的劳动过程。作为异议作家,你可以反对甚至反抗你所处的极权制度,但你不能因此而反对极权制度下的文学,尤其是反对这种文学的存在,除非你觉得极权制度对文学的毁灭还远远不够。
对于一些先前处于〃地下〃的文学作品,后来又被官方刊物公开发表,贝岭常常感到困惑:〃不知用哪种表达更为准确〃,〃非官方的〃、〃独立的〃,〃民间的〃,还是〃地下的〃等等。显然哪一种表达都不准确。表达的困惑,实际上是定义的混乱造成的。贝岭以是否在官方出版物上发表,来作为文学作品是否属于〃官方〃、〃独立〃、〃民间〃和〃地下〃,最后自己也闹糊涂了。他也知道,〃严格来讲,地下的文学活动从来未放弃走到地上来的权利,也从未放弃在国家控制的刊物上发表的可能。〃我们是否可以把这句话翻译成,贝岭所从事的〃独立的文学活动〃,从未放弃变成官方的、不独立的、非民间的和国家控制的文学活动?从地下到地上
事实上,贝岭真的没有放弃过被他指为文学〃毁灭者〃的官方承认的努力。他在北京,就向国家新闻出版署正式提出注册,出版由他主编的海外文化刊物《倾向》。他说,这是他这次回国的目的之一。新闻出版署的官员翻阅了他赠送的刊物后一再表示,不是刊物的内容使他们拒绝,而在于刊物不是国家机构创办,也没有隶属单位。
在这里,我毫无指责贝岭向官方申请注册这份刊物的意思。我甚至还很欣赏他所做的这些努力,他的认真和热忱。这里只是想借此说明,他在自己划定的框架里必然陷入难以自圆其说的尴尬境地。一方面他力图建立一套官方系统以外的文学体系,一方面又力图将这套文学体系纳入官方系统以内,他居然把这项工作称之为〃独立的文学活动〃。
几乎每一个诗人和作家,都经历过〃地下文学〃的阶段。一篇作品在没有公开发表之前,或者说没有变成铅字之前,都可以说是地下文学。有的写在日记本上,有的装订成册,有的在沙龙里朗读,有的成为手抄本,有的被打成油印稿,哪一个作家或诗人没有过这样的文学青年时代?或者说,哪一个文学青年在得到社会承认前,没有从事过这样的〃地下文学〃活动?这种〃地下文学〃,在各种社会形态下都可能产生,绝不是极权制度的特产。
以文革结束不久出现的地下文学刊物《今天》而论,它的作品和作者后来差不多都得到了官方的承认,这是有目共睹的。即使可能有个别没被承认的例子,那未必都是由于思想出格,或美学观念、文学语言及写作方式的出格,有些也是因为自身真的〃还不成熟〃。《今天》给中国文坛造成了巨大影响,它引发的〃朦胧诗〃运动,意义绝不仅限于诗歌界。我们也看到,《今天》的作者们被官方集体接纳,或叫做被〃招安〃以后,这个地下刊物就完全丧失了继续存在的价值。
直至过了多年,北岛才又在英国重新主编《今天》。此时的《今天》今非昔比,无论编辑队伍和基本作者的水平,还是装帧印刷的精美和发行渠道的优良,特别是编辑出版环境的自由程度,都远远超过当年的油印品。但是文坛评价却不甚高:它失去了当年那样一种文学潮头的作用。地上的小说地下的诗
诗歌界的地下刊物特别多,贝岭列举的地下诗刊就有《现代汉诗》、《倾向》、《南方诗志》、《象罔》、《反对》、《九十年代》。我在国内也曾见过不少,其中有些质量还很不错。但确实没有见过一本地下小说刊物。究其原因,我以为并不是贝岭所说的,〃小说已经完全被吸纳到国家的出版及市场体制下了。〃
爱好文学的青年,大多以写诗为起步。这是非常明智的:诗可以最大的限度地表现他们的热情、情绪、想像力,挥洒他们的智慧和灵感,抄写或自创他们的人生格言,记录他们闪光的只言片语。与之相比,小说家要显得〃老谋深算〃一些,编造故事或不编故事都需要一定的人生经历和心灵体验。一篇小说的构成,哪怕是短篇小说,一般来说都有较为严密的构思。只要是尝试过这两种文体写作的人都会明白,诗和小说确实有很多的不同。以我个人的经验,诗更适合年轻的初学者(不是说不年轻或不是初学者就不能写诗),小说则可以年纪稍大一点,〃想清楚了〃再动笔不迟。
我们看到,中国每年有大量的青年诗人涌入文坛,另一方面,读者却一步步疏远甚至厌弃诗歌。很早就有一种说法,中国写诗的比读诗的人还多,因为写诗的自己也不读诗。相对的,小说发表的园地大得多,只要你写得还不错,各地刊物的编辑们都会轮流来约稿。而即使有一定名气的诗人,往往还得凭长期建立的文坛的〃关系〃发表诗作。这是读者市场造成的。文革结束后的一段时间,《诗刊》的发行量曾达七十多万份。接着小说迅速取代了诗的位置。现在小说最风光的岁月也过去了,取代它的是电影和电视剧。
显而易见,急速膨胀的队伍无法为日见萎缩的发表园地所容纳。那些急于想得到社会承认、急于拿自己作品〃进场〃的文学青年,只有选择油印地下刊物一途。诗的优势是篇幅短小,容易刻印和手抄,地下出版的工本费也不难承担。小说就不同了,谁会辛辛苦苦一篇小说去刻它几大版呢?刻出来密密麻麻谁有耐心去仔细把它读完呢?
我很赞成地下诗刊的大量印行,它确实可以缓和这种不均衡造成的矛盾,刺激和活跃文化市场,也为产生经得起考验的诗人与作品提供了土壤。但我并不赞成一定要把它们与官方刊物对立起来,这没有任何好处,也看不出有什么不得了的政治意义或文学意义。事实,只要你写的纯文学,连官方刊物都没有主动去做这种对立的事情。人为对立的结果,只会令人反感,减低文坛同行们的同情与支持,乃至恶化自身的生存环境,束手待毙。吃言饭的人们
被〃官方〃承认是一回事,被〃官方的刊物〃承认是另一回事。当然,被官方的刊物承认,是被官方承认的前提。承认还有两重意思,一是认可你是一个作家,一是赞同你这个作家。作品被官方的刊物发表,不能说明这个作家一定被官方赞同。否则我们就无法解释,中国何以有过那么多的作家、诗人遭受过那么多的批判、围剿和迫害。
官方刊物不等于官方,这也是常识。只能说,官方刊物常常代表官方,或者执行官方的政策和某些指令。但代表和执行,正说明它本身并不是官。否则我们也无法解释,中国何以有过那么多的报纸、刊物遭到过那么多的改组、查办和停刊。
刊物是由具体的人来办的,这些人大多数和你、我、他(她),和贝岭没有什么两样。他们办刊物,组稿发稿,是他们的职业,吃饭的手段,充其量只是整个官方机构运作的一个组件,并不是官方体制本身。如果硬要说吃官饭的人就是官,那贝岭也是一个〃官〃。如他自己所述,他在官办的大学毕业,在官办的报社担任过记者和编辑,又在官办的大学任教,直至公派亦即〃官派〃出国。这么些年,他一直是〃官方承认〃的学生、记者、编辑、大学教师和访问学者,只是没有被〃官方承认〃为作家而已。
我这么说,目的只是想解救那些被贝岭指责为〃官方作家〃的文学同行们。只要贝岭自认他是一名官方的记者、编辑、教师和访问学者,那所有的〃官方作家〃也就都可以安然去就寝了。我想贝岭绝不会这么做,因为他还要从事独立的文学活动,怎么忽然变成〃官方〃的一名代表呢。他当记者、编辑和教师,只是一种谋饭的职业手段,是在除了〃官办〃没几处地方可去的无奈选择。
那些作家们何尝不是一样。他们总应该有〃生存权〃,应该允许他们利用自己的一技之长谋一碗饭吃。他们的作品在官方的刊物上发表,领取官方的稿费以及工资,获得官方颁发的文学奖,这有什么不对?难道他们从极权制度的官方那里得到过好处,就成了他们应该被否定的理由吗?
中国作家的发表方式、获酬方式,是他们自己别无选择的。我们可以而且也应该反对官方对于文化资源的垄断,正如反对官方对于政治资源、经济资源的垄断,但反对不得不在这样的垄断环境中以劳动谋生的就业者,对他们横挑鼻子竖挑眼,那是一种苛刻的行为。白天鹅没有骨气?
贝岭对〃专业作家〃制度深不以为然。一是因为〃这些人主要是小说家,目前为止我还没听说过有什么专业诗人〃;二是〃无尝接受一笔国家的薪水,要国家去养〃的作家,如果号称在〃作品中表达独立的观点〃,〃无法自圆其说〃。
关于一,采访记者亚衣当即指出:〃在作家协会中也有专业诗人,比如艾青、臧克家。〃这是事实,而且他们都是非常著名的诗人(且不论其作品究竟如何)。贝岭〃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听说过〃,是孤陋寡闻呢,还是故意回避事实?从他紧接的话来看,应该是故意回避事实,他说:〃这些是国家级的,但是在各省市,地方上几乎没有。大概在国家的心目中,作家就是小说家,诗人是不存在的。〃
话明显不通。所有的天鹅都是白的,尽管亚衣马上拎出了艾青、臧克家这两只黑天鹅,他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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