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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禁。1956年　6　月　14　日，她向国家　安全委员会和检察院递交了一份说明当时情况的报告。报告中说，她和其他　被告当时在侦讯中和法庭上作了假证。当时，侦查员在审讯时对被告使用了　精神压力手段，并且欺骗被告说，交待罪行是党的利益所要求的。她说：“正　是以这样的理解为准，即这是党的要求，我们必须用脑袋为基洛夫遇害负责，　我们才去做了伪供。不仅我是这样，所有其他的被告全是这样。”　（16）侦　查员威胁她说，她若是顽抗，拒不交持，他就要想办法逮捕她的妹妹，放逐　她的孩子，而且要对她采用肉刑。侦查员对她说，在侦讯中要她承认的供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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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是必须承认的，不管这样的供词对与不对，因为对党来说，这样做是必须　的。莎福诺娃写道：　“预审时的情况就是这样，而在法庭上的情况因有外国　记者参加而更是如此。我们知道外国记者可能利用我们的供词危害我们的国　家，不能讲真话。”　（17）莎福诺娃还写道，由于侦查员采用非法手段逼供，　因此无论是她，还是穆拉奇科夫斯基、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叶甫多基莫　夫、捷尔—瓦加尼扬，在预审中和法庭上所作的供词，百分之九十不符合事　实。　　内务部采用种种非法审讯手段的例证还很多。沙什金　1936　年　10　月　22　日写给斯大林一份申诉书。他在申诉书中列举了下列非法手段：威胁，不准　反驳指控，体罚和折磨，人质，以党的名义相要挟。沙什金被列入了　“托—　季联合中心”，参与了阴谋恐怖活动。他在被审讯时诚恳地接受审查，但是　侦查员不允许他对虚假的指控进行解释、说明和反驳。侦讯人员有一个信条：　　“我们要迫使您承认恐怖罪，要反驳，您就到地狱里反驳吧。”（18）沙什　金的所谓供词是由侦查员预先写好的，侦查员威胁他说，如果他拒绝签署供　词，他就要不经审判或经过　15分钟形式的庭审予以处决。庭审甚至不在法庭　举行，而在侦查员的办公室举行。另外，还威胁他说，要把他送到刑事犯牢　房对他进行有组织的毒打，要把他母亲和妹妹抓去当人质。此外，对他进行　了体罚，长时间连续审讯，不让他睡觉。经过几十次这样的审问，直到把他　搞得昏昏迷迷，胡说乱供。而更使人气愤的是，侦查员这样做时都是以党的　指示和党的利益的名义进行的。　　甚至党中央委员会书记叶若夫也无法掩盖某些非法侦查手段。当时，尤　其是临近第一次公开审判开场时，内务部编造或者说伪造审讯记录的事情已　经公开化和合法化。编造审讯记录已经形成工作的一道程序，即首先进行若　干次审讯，然后由侦查员编写审讯记录，再制成打字稿，这时才与犯人见面，　由其签字。1937年3　月3　日，叶若夫在中央全会的讲话中说：“我应当坦率　地说，下述情况是存在的：在审讯记录交由被告签字以前，首先由侦查员审　阅，然后交给上一级首长，重要的审讯记录甚至一直递交人民委员。人民委　员对此提出指示：应当这样写，而不是那样写，然后审讯记录才交给被告签　字。”　（19）非法的刑讯手段并非是上命难违的侦查员们的发明，而是在上　面的直接授意下采取的。　　所有的侦查员不但必须严格执行上级的指示和命令，而且不断地接受必　要的思想教育和训练。他们必须阅读大量的有关恐怖活动的供认材料，从而　认清问题的严重性，增强自己的敌情观念。上级领导还不断地亲自向他们灌　输关于敌情严重的意识，似乎恐怖组织和恐怖活动到处存在，斯大林的生命　受到来自各方面的严重威胁。这种　“敌情”严重造成的紧张感与日俱增。在　这种气氛下，上级领导还经常亲临现场指导工作，对审讯工作加温。叶若夫　直接监督着　“联合中心”的侦讯情况，常常直接参加审讯，按照当时的说法，　　“紧一紧螺丝”。他坚决要求审讯不要像带软皮手套那样温良地进行，因为　　“对托洛茨基分子不必客气”。　　检察长维辛斯基助纣为虐，支持并鼓励内务部使用刑讯逼供的办法伪造　案件。在与内务部门会商的会议上，维辛斯基对侦查员的态度非常严厉，要　求他们一定从犯人口中得到进行恐怖活动的供词。在分析供词时，他要求给　予被告的供词以十分严厉的定性。　　前内务人民委员部干部·柳什科夫，曾对内务部的非法行径作了深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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揭露。1938年，柳什科夫流亡国外后，发表了一个声明。这一声明现已被苏　共中央所引用和承认，我们照录如下，作为对苏联有关当局当时采用非法手　段的一个总结。柳什科夫在声明中说：　“以前，我对人民犯下了严重罪行，　因为我曾积极与斯大林合作，实施了他的欺骗和恐怖政策。我确实是一个叛　徒。但我仅仅对斯大林来说是个叛徒　　这就是我逃出苏联的直接原因，但仅　仅这些原因是不能完全说明问题的。还有更加重要和实际的原因，它们促使　我作出这样的行动。　“这就是我已经确信，列宁主义的原则已不再是党的政　策的基础。自从基洛夫于　1934年底被尼古拉耶夫杀害以来，我是第一次产生　这种思想波动。这一事件对国家就像对党一样是一个灾难性的事件。当时我　在列宁格勒。我不仅直接参加了基洛夫被害事件的调查，而且积极参与了公　开审判和基洛夫事件后叶若夫所领导的镇压。我参与了下列案件：　　1。1935年初所谓的列宁格勒恐怖中心案。　　2。1935　年发生在克里姆林宫的针对斯大林的阴谋恐怖中心案。　　3。1936　年8　月的所谓的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联合中心案。　　　“我可以在全世界面前完全负责地证明，所有这些虚构的阴谋案根本就　不存在，它们都是蓄意伪造出来的。尼古拉耶夫绝对不属于季诺维也夫的团　体。他是个不正常的人，患有自大狂。他决定以一死而变成历史英雄。这一　点从他的日记里看得很清楚。　　　“在1936年8　月举行的审判会上，关于托洛茨基分子通过奥利别尔格与　德国盖世太保挂勾的指控，关于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从事间谍活动的指　控，关于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通过托姆斯基、李可夫和布哈林与所谓的“右　派中心”联结一起的指控，完完全全是捏造。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托姆　斯基、李可夫和布哈林等许多人，作为斯大林的敌人，作为反对他的毁灭性　政策的敌人，被处决了。　　　“斯大林利用了基洛夫事件所造成的有利时机，来甩掉这些人，其手段　是制造广泛存在的反斯大林阴谋案、间谍案和恐怖组织案。　　　“斯大林就是这样不择手段地甩开政治对手和那些将来可能变成政治对　手的人的。斯大林的魔鬼般的手段使那些甚至久经考验和强有力的人物也垮　了台。他的作法造成了许多悲剧。这些事情之所以发生，不仅是由于斯大林　的歇斯底里的多疑症，而且是源于他甩掉所有托洛茨基主义者和右派分子的　顽强的决心，因为那些人是斯大林的政治对手，他们可能成为将来的政治危　险　　”　（20）。注释：　　①　《关于所谓“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反苏联合中心”》，第94　页。　　②　《关于所谓“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反苏联合中心”》，第83　页。　　③④　《关于所谓“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反苏联合中心”》，第83　页。　　⑤　《斯大林肃反秘史》，第73　页。　　⑥　《关于所谓“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反苏联合中心”》，第84　页。　　⑦　《关于所谓“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反苏联合中心”》，第85　页。　　⑧　《关于所谓“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反苏联合中心”》，第85　页。　　⑨　《关于所谓“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反苏联合中心”》，第86　页。　　⑩　《斯大林肃反秘史》，第141页。　　　〔11〕　《关于所谓“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反苏联合中心”》，第　86　页。　　　（12）转引自伦纳德·夏皮罗，　《苏联共产党》，纽约1971年英文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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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31　页。　　　（13）　《关于所谓“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反苏联合中心”》，第90　页。　　　（14）　《大恐怖》，第97　页。　　　（15）　《斯大林肃反秘史》，第107页。　　　（16）　（17）　《关于所谓“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反苏联合中心”》，　第87　页。　　　（18）　《关于所谓“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反苏联合中心”》，第87　页。　　　（19）　《关于所谓“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反苏联合中心”》，第87—　88　页。　　　（20）　《关于所谓“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反苏联合中心”》，第　88—　89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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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四章临近公开审判　　假如弗拉基米尔·伊里奇还活着，假如他看到这一切　　——季诺维也夫　　当　“托—季联合中心”一般被告、主要被告相继作出伪供，联合中心已　经成形，其罪行已经条理化和系统化后，该中心的制作过程进入最后阶段。　这个阶段的主要内容是：该中心的两名主要领导人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最　后作出假供，使　“托—季联合中心”臻于完善；通知全党和全国人民，作好　迎接公开审判的思想准备；制作起诉书。如果说，　“托—季联合中心”的制　作过程是对党的原则和社会主义法制的粗暴践踏的话，那么其最后制作尤其　说明了这一点，证明　“托—季联合中心”案是一个地地道道的政治骗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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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元凶”重上刑堂　　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被打成反对派的首领后，已经是第三次登上刑　堂。第一次是涉嫌“马克思列宁主义者联盟”案，第二次是因“莫斯科中心”　案，第三次是要为反革命的　“托—季反苏联合中心”承担罪责。由于多次被　捕，不断的传讯，经常的体罚和刑讯，单人牢房的煎熬，流放的离索之苦以　及种种精神上的折磨，使得他们的体质已极度虚弱，精神已非常疲惫，处于　一种失常的半麻木的状态。公开审判的策划者和组织者这次将他们放在最后　加以审讯，恐怕是认为他们已经是政治上的僵尸，大可随意予以摆布。而且　一般说来，处于失常和麻木状态的人往往对被指控的罪行漠然处之，并非出　于本意地机械地予以承认。不过，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终究曾经是叱咤风　云的革命领袖，要让他们承认直接参与谋害党和国家领导人的罪行，承认他　们与托洛茨基及托洛茨基分子共同策划和从事反对国家的阴谋活动，恐怕还　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他们用最后的毅力支撑着病弱之躯和疲惫麻木的精神。　　关于季诺维也夫身体和精神极度虚弱和疲惫的状况，可以从他被监禁时　给斯大林写的信中看出：　　　“1935年4　月10　日。还在1935年　1月初，我被关在列宁格勒的关押所　的时候，中央委员会书记叶若夫同志参加一次对我的审讯时，就对我说：‘您　在政治上已经被枪毙了’。　　　“我知道，就是我的肉体至少也正在完结。只有我本人感觉得到并懂得，　我的精力是如何迅速地和不可救药地，一小时一小时地耗竭，再说，在我遭　遇到　这样的事情，也不可能是另外的样子。”　　　“1935年　4　月　14　日。无论如何，我至少没有很久要活了，还有那么一　点点时间，不会再多了。　　　“我现在应该努力做到一件事，就是让人们谈起我这点最后的